2005年的某一天傍晚，吉隆坡孟沙区的麦当劳——《当今大马》中文版创刊主编杨凯斌在那里面试了我，最终让我成为创刊三人团队中的一员。

第一天上班时，我早晨走进当今大马位于孟沙的旧办公室，是总编辑颜重庆亲自给我开的门。当时的我，毫无察觉这位为我开门的人就是我的老板，因为从未见过他。他随手指了指旁边的一张空位：“坐这里吧。”

他完全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总编辑，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与记者编辑坐在同一排。他也没有秘书帮忙处理事务，办公室的电话几乎都是他亲自接听。每天清晨6点，他风雨无改地坚持上稿。他的信念和立场，也成为《当今大马》编采部门至今恪守的核心原则。

《当今大马》当时给我的薪资，只比我上一份工作多了50令吉。然而，这份工作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一份对新闻自由的使命感与成就感。

当我决定加入《当今大马》时，家人颇为惊讶。父亲甚至告诫我：“你可不要成为蔡添强。”那时的我，瘦瘦高高，戴着一副眼镜，外表酷似烈火莫熄运动中那位顶着水炮车抗争的蔡添强。而当时的《当今大马》，被视为“另类媒体”，主流社会对它的印象大多局限于社运分子和少数对新闻自由怀抱热忱的理想主义者，很少有新闻系本科生愿意加入。

早期的挑战：冷眼与阻挠

2008年政治海啸之前，《当今大马》记者几乎是国阵政府的“不受欢迎人物”。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或国阵政治人物会主动向我们发采访通知或新闻稿，我们只能依赖同行的帮助获取这些资源。我要由衷感谢那些在《当今大马》创刊初期，无条件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同行和朋友。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当今大马》。

我个人就多次被逐出记者会的经验。印象深刻的，是一场武吉阿曼高官的记者会上，当时为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高官刚坐下便问：“谁是《当今大马》的记者？”我举起了手，他随即命令：“请你马上离开。”

另一次是在巫统大会期间，我正坐在媒体室里写稿，一名负责大会的工作人员走过来，要求我们即刻收拾东西离开。我们只能退到走廊，在人来人往的空间里继续工作，几次还被辅警驱赶。

即使面对这些困难，我们从未放弃。我们的采访总是有备而来，尖锐提问和快速报道是当时的标志性风格。我们经常直接质问部长或官员许多主流媒体避而不谈的议题，例如内安法令、示威、安华事件等。这让许多政府官员对我们避之不及。

跨越语言的藩篱：打破垄断

《当今大马》中文版创刊于华社强烈反对马华收购南洋报业的背景之下。接下来数年内，马华逐步将南洋报业出售给媒体大亨张晓卿，其旗下报刊与《星洲日报》、《光明日报》整合为如今的世华媒体集团。反收购和反垄断的运动中，《当今大马》和如今已熄灯的《独立新闻在线》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们不仅致力于打破媒体垄断，还希望跨越不同语文媒体的隔阂。社交媒体尚未兴起前，不同语言的读者群几乎是“各自为政”，完全不了解其他语文媒体的新闻内容。

例如，在2008年大选前，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与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增建和搬迁华小的计划。受邀媒体仅限五家中文报纸、两家中文电视台，以及马华旗下的《星报》。而我这个“不速之客”硬闯了进去。起初，马华工作人员将我挡在门外，经过多番交涉后才得以进入。我们也将发布会内容翻译成多种语言，报道给更广大的读者群。

这种面向不同社群“说不同话”的陋习，并不限于某个政党。随着《当今大马》多次揭露类似事件，这种现象逐渐减少。

坚守初心，迈向未来

《当今大马》始终不向妨碍新闻自由的力量妥协。过去任何试图干扰我们采访或要求撤下新闻的行为，反而成为我们的报道内容。

2008年政治海啸后，网络媒体首次获得政府认可，新闻部正式向我们颁发媒体证，允许我们自由采访政府部门。这一小步是媒体环境进步的象征，但全面的制度性改革依然遥远。

时光荏苒，从中文版创刊至今已将近20年。尽管媒体大环境已有所改善，但传统媒体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红崛起，传统记者辛苦采写的新闻常被迅速转化为网红的内容，成为他们的流量来源。若传统媒体无法持续存在，而现场新闻逐渐被电脑炒作取代，公众接收到的信息将变得更加碎片化、不可靠。

在《当今大马》迈入25周年之际，我们从最初拼即时新闻和速度的媒体，转型为注重深度报道、数据新闻与互动内容的平台。然而，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当今大马》始终坚持一个信念：追求真相、监督权力、为弱势者发声。

正如颜重庆所强调的：“财务独立是新闻独立的基石。” 《当今大马》能够走过25年，离不开读者的鼎力支持。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期待与你们继续携手，共同为未竟的新闻自由梦想而努力。

编按：作者黄凌风是《当今大马》常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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