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大马》的专题组编辑，过去五年里我负责主导调查和深度新闻项目，有幸做到许多记者无法实现的事——深入探究我们感兴趣的议题。

大多数记者之所以无法深入挖掘议题，并非因为他们缺乏能力或意愿，而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里，追求新闻的速度和时效性让深入挖掘成为一种奢望。一般新闻记者可能需要每天撰写四篇报道，而我们的二人记者团队一年才完成四篇报道，对其他记者来说是种奢侈。

这并不夸张。我们的每一个调查项目都需时至少一个月才能完成，期间涉及数据分析、采访多个信息来源、核实和验证信息，最终以我们希望能产生最大效应的方式，呈现我们的作品。

我领导的新闻实验室下的四人团队专注制作数据集多媒体新闻，而仅仅是后制本身往往就需要额外的一个月。

这就是所谓的“慢新闻”。说句可能让我丢饭碗的话: 这种新闻模式并不符合商业逻辑。

尽管全球有越来越多呼声倡议推动调查性新闻，新闻机构却面对深度报道读者下降的困境，以及此类昂贵报道难以变现及持续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新闻机构纷纷削减或裁撤专题组，而更专注于能够变现的突发新闻，以此求存。

这正是《当今大马》的不同之处。

在艰难地维持财务收支平衡的同时，《当今大马》始终支持我们团队的工作，而且我获得的远不止经济上支持。

调查性新闻——乃至新闻业本身——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有些风险让你意想不到。常有人问我有哪些政策和法律打压马来西亚新闻业。是的，它们是真实存在的。

例如在2021年，《当今大马》因读者评论而不是任何新闻报道而被罚款50万令吉。若非读者及时倾囊相助，我们公司可能因此倒闭。

还有一次，我们配合513事件50周年而推出相关报道并举办活动时，警方就曾经威胁要以《煽动法令》逮捕我。这样的风险对记者来说，非常真实。

《当今大马》于2019年举办题为“跨世代对话”的五一三论坛。

更甚的是，原定替活动主持开幕的时任国民团结部长瓦塔慕迪（P Waythamoorthy）却临时取消行程，表面的理由是这场活动和他的其他日程起了冲突。

与此同时，也有私人群体威胁我们。

当时，除了警察可能对我们采取行动，还有怀揣恶意的群体威胁要闯入这场五一三事件见证者会出席的活动，只因《当今大马》的报道中关于五一三暴动的一个说法是他们不认可的。这些人还人肉搜寻我和参与项目的记者，对我们进行网络攻击。

我们记者常年面对网络暴力和肉搜攻击的威胁，以至于多年后我不得不为《当今大马》制定安全程序，以防范私刑执法者和其他团体有组织的攻击，因为这些攻击可能升级至人身伤害。

此外，财力雄厚的利益团体也越来越多地利用法律诉讼企图让我们噤声。

而我们请律师来答复一封简单的律师信的费用，就相当于几个初级记者的月薪。如今，包括《当今》在内的许多新闻机构都在勒紧裤腰带求存，这种威胁更是不容忽视。

同样地，让律师陪同记者接受警方问讯的费用也很高昂。对记者和新闻机构而言，即便已尽力保障报道的正确性，仍需承担维护新闻自由的成本，而这还不包括走上法庭的费用。

尽管面临来自国家、私人群体的种种威胁以及严峻的财务挑战，《当今大马》依然坚定支持特别报道团队和当今新闻实验室的工作，这让我深怀谢意和谦卑。

《当今大马》对于慢新闻的投入已见到成效——我们创立25年来，首次赢得马来西亚最佳新闻奖--卡娅奖，荣获马来西亚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这一奖项正是我带领的两个团队合作的成果。

《当今大马》还获得了两项亚洲出版业协会奖（被称为“亚洲的普利策奖”），同样是凭借调查新闻项目获奖。

当今新闻实验室的数据新闻工作也为马来西亚乃至整个区域设立了行业标准，赢得了国际奖项并提高了行业门槛。

比起奖项和荣誉，更让人欣慰的是这些故事带来的影响，即使只是对一个人产生了改变。

例如，在我们荣获“卡娅奖”的报道，《当今大马》追踪了沙巴一起疑似“掠婴案”。艾玛是一位母亲，仅仅因为贫困和无国籍身份，她的孩子被政府强行带走。经过两年的努力寻找，艾玛终于与孩子团聚。

这虽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却也令人心酸。艾玛的孩子最终仍然和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母亲艾玛获得了探视的承诺，但这一承诺并未总是得以实现，艾玛依然在艰难地努力与孩子保持联系。

而我们的报道也将继续下去。

艾玛只是无数边缘化声音中的一员，她的故事凸显了调查性新闻的重要性，也表明《当今大马》对特别报道团队和新闻实验室的坚定支持为何如此重要。

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她的奋斗和追求正义而致敬，我们还会继续报道那些重要的故事，继续为人们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