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人认为，国安部向国内主流报章发出的“禁止引述网络消息”警告信，是全国大选的部署工作之一，旨在为主流媒体“消毒”，阻止他们报道不利国阵政府的消息。

因此，他们认为，主流媒体不应联合当权者围堵网络媒体，而是反过来与网络媒体连成一线，向当权者争取更大的媒体自由空间。

傅向红：媒体非政府“化妆师”

时评人傅向红（左图）提醒主流媒体，媒体并不是为“维护政府美好的形象”而存在的，所以对于国安部所发出的种种警告性公函，媒体不须完全言听计从。

她强调，媒体是为公共利益而服务，而不是成为政府或任何政党的“化妆师”。

“国安部的公函明显干预媒体的运作，主流媒体这时候应该和网络媒体站在同一阵线，共同抵抗政府的干预。”

傅向红提醒主流媒体，他们的敌人是国安部和《1984年出版与印刷法令》，而不是共同为人民公权力服务的网络媒体。

“即使他们（主流媒体）在法令压力下无法与政府对抗，但至少不要与网络媒体为敌。一些主流报章竟和国安部唱同一曲调，抨击所有网络消息都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其实是不应该的。”

报道是否确实，轮不到政府判定

日前国安部向国内主流报章发公函，谕令他们勿引述刊登来自网络媒体及部落格的文章来“破坏政府的名声”。公函最后还提醒主流报章要记得印刷准证的第11条文要求，即执照拥有人必须遵守及勿触犯国安部所发出的指令。

《当今大马》在上周六 独家报道 ，这封志期3月13日的公函，由国安部资深官员仄丁尤索（Che Din Yusof）代表国安部秘书长所签署。

但是后来仄丁尤索向《当今大马》澄清，他只是“ 提醒 ”国内主流报章在引述或刊登网络消息之前必须经过证实，并不是阻止报章引述或刊登所有的网络消息。

也是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讲师的傅向红，对国安部的理由感到不以为然。她认为，国安部以“避免媒体报道错误信息”而干预媒体报道自由的解释，并不能自圆其说。

“媒体的报道是否确实，轮不到政府这个行政单位来判定，因为我国还存在着司法机构。媒体如果犯规，应该由民众举报，向司法单位投诉并由司法来裁决，国家行政单位不应该越俎代孢，凌驾司法。当然，这个现象的存在，是因为我国行政权早就凌驾司法，而公民社会又消极被动，任由国家毒害媒体独立、侵蚀新闻自由。”

所以，傅向红认为政府这样的干预似乎把自己凌驾于司法之上，违反了我国“三权分立”的原则。

余福祺：国安部小题大做

其中一位活跃的部落客余福祺（右图）认为，国安部选择在这个时候向主流媒体发出“提醒”，其实是另有议程的。

“这是一个大选前的部署，即通过发公函替国内的主流报章“消毒”，以便他们在大选来临前不会报道对政府不利的消息。不仅如此，最好还能为政府歌功颂德，配合宣扬他们的政策和形象。”

不过他认为，国安部的这个举动有点小题大做，毕竟许多主流媒体仍是很安分的。

“他们（国安部）清楚了解主流媒体并不敢揭弊，但他们担心主流媒体会随着网络媒体或部落格的言论顺势而为。这样对政府不利的议题同样也会发酵，他们担心的是网络所引发的舆论效应！”

也在本地中文报撰写评论专栏的余福祺举例，反贪污局总监袓基菲里和国安部副部长佐哈里的涉贪指责，都是率先由网络媒体或部落格揭露与报道，之后主流媒体才被迫跟进，最后演变成举国轰动的大新闻。

他表示，网络可以让政府收集未经过滤的民意，有利于当局制定政策，而且网络的广泛性也能使政府推行的政策更具透明度。

“所以政府应视网络为协助施政的工具，而不是一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