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观点
年轻时，我学到一个有趣的新词“新富族”（Orang Kaya Baru），指的是突然摇身变成为富豪的新贵阶层，相当于西方的“暴发户”（nouveauriche）概念。
然而，自2019冠病疫情爆发以来，许多人因损失部分或全部收入而陷入困境，致使“新贫族”（Orang Miskin Baru）涌现。
从小商贩、侍应生、罗里司机、水管工、电器工人、咖啡店业主、补习老师、运动教练、中小型商家，乃至许多日薪和周薪人士，他们的生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其实在限行令实施之前，他们既不需要也不符资格领取政府援助。尽管这个阶层并不富裕，但也不至于贫穷，因此就连慈善机构发放援助时也没将他们列入接济的清单。
受到极大精神压力
但随着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剧变，收入大减、债台高筑以及接踵而至的经济持续不稳，他们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
他们当中有者申请了联邦政府的惠民援助金，但迄今尚无下文。
事实上，我们必须理解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陷入财务窘境的事实。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人生中头一回提出申请援助，心中难免满不是滋味，有者甚至无法突破心理障碍，选择默默承受。
对于吉雅姨（Mak Cik Kiah）和其邻居阿丁（Din）来说，慈善机构和政府福利金根本无济于事。
早前，阿丁向朋友和本地贷款商借贷了大笔资金，以购入价值6万令吉的牛仔裤和皮带，打算在斋戒月市集摆档，赚一笔钱好过节。岂料碰上瘟疫蔓延，市集取消，阿丁无法开档营业，如今只能眼巴巴看着囤货心急如焚。
即便联邦政府提供中小企业贷款与小额信贷计划，但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据报道，一名中小型企业的代表点出，全国100万中小型企业，只有5000家获得政府批准贷款。换句话说，只有少过1%的企业在上述计划中受惠。
其中一名夜市小贩告知，相较于联邦政府的微型贷款，跟“大耳窿”（高利贷）借钱的程序要简单得多。政府的官僚主义及繁文缛节，阻遏小商贩获得及时援助以渡过难关。
援助少又迟难申请
针对这一点，我参与槟城抗疫运动，自有必要自我检讨及反思，因为州政府发放500令吉协助州内每户小贩，据统计有超过1万4000个有执照小贩受惠，而没有执照的小贩却不在此列。
尤其当局宣布限行令再度延长之际，联邦和各州政府有必要检讨有关发放援助的抗疫计划。
（这包括联邦政府透过发放援助来玩弄政治的可耻行为。）
简而言之，联邦政府援助吉雅姨固然可取，但对于多数“新贫族”而言，即便他们符合条件，但这些援助金要么太少，要么太迟，要么太难申请。
事实上，相对于提供援助或救济，“新贫族”更关心政府尽速提供明确的退场计划，以便重返岗位或开业，恢复入息，自供自给。
然而却事与愿违：究竟哪些领域重开？何时重开？如何重开？联邦政府所宣布的政策无法提供明确指示，令人无所适从。
迫切需要退场策略
“新贫族”曾是具有生产力的经济大军，但他们陷入经济困境的时间越长，生产力则越发下降。根据估计，马来西亚过去1个月所蒙受的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
我们也听闻，上周就有一些大型企业纷纷宣布重组、减薪，甚至裁员。因此只要联邦政府继续拖延宣布明确的经济策略，往后就得应对越来越多的“新贫族”人口，甚至有越来越多人陷入贫困，无法翻身。
上个星期，我曾阐述了松绑限行令两大要点，即：病例数据受控以及体系备妥。随后，卫生总监诺希山所发表的声明也确认了我的看法。
在体系备妥方面，可总结为槟州政府早前向联邦政府提出的三大建议：其一，提升2019冠病检测；其二，州边境移动管制；其三，各领域落实环境、健康和安全措施。
迄今，槟州政府已经展开《槟城重返正轨策略》，包括调整国家机构、经济和社会，从而应对这场危机带来的新形势。
从槟政府宣布借镜
举例，槟州首长曹观友在新中小型企业政策框架中，胪列5大目标：
一、扩大槟州数码经济，放眼打造州内首个数码自由贸易区；
二、加强槟城医药配备领域；
三、重新巩固电子及电器领域，从生产一般的消费品，转向国防、电讯、工业4.0和医药等工业和战略产品；
四、拓展全球分享服务领域；
五、中美贸易战和2019冠病疫情后，全球物流链重组。槟城将重新调整地位，凭着丰富工业化经验，来协助寻求多元化物流链的各国公司，在具有战略地位的槟城落脚。
为了确保前线人员有充足资源抗疫，以及协助槟城人民渡过这场危机，首长甚至放话，即便脱售光大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州政府的立场与决心！
然而，单靠州的资源并不足够，槟州政府预算只占联邦预算的1%，因此联邦也必须推出全国经济复苏计划。
这需要提高政府开销，并确保把钱花在刀口上，而不是制造白象计划。与此同时，落实国家光纤与连接等战略计划、加强数码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等，更是刻不容缓。
为了落实国家经济复苏计划，联邦和州政府必须展开有效对话，公平分配资源，以让州政府立即着手处理各别州内的问题。
本文作者沈志强是槟城抗疫通讯及赋权予民小组主任兼大山脚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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