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行令实施的第一晚，十五碑（Brickfields）的街道上冷清清，走进视障按摩院，大厅不像平时明亮，只留了几盏小灯——既然打烊中，不需灯火光明。
视障按摩院业主任伟杰扭开收音机，等待首相慕尤丁8点钟的演讲。
“不知道又要宣布什么……不懂今天又要加多几个案例了。”任伟杰看不见，通过聆听电台与电视新闻了解疫情进展。
自从上周2019冠病确诊案例暴增，任伟杰开始精神紧张，担心按摩师与客人接触后，不慎感染病毒。
“我们做按摩行业就比较怕，因为直接接触顾客。”
“我们的按摩师在按摩的1小时里，一直（和顾客）讲话，又没有戴口罩。”
任伟杰（上图）说，若两周后重新营业，将考虑要求所有按摩师戴口罩。
虽然慕尤丁多次保证，国内口罩供应充足，但任伟杰却发现，买不到口罩。
限行令颁布时，任伟杰曾考虑关起铁闸门，但仍接受熟客上门，以减少亏损。
“我们（原本）想做一点点熟客，不认识的不做…两个礼拜没有开工，我们也是要吃饭，要给租金。”
最终，因为疫情不断升温，他才打消念头，宁愿承担损失，也不让按摩师开工。
人力部不保障自雇劳工
张伟伦是一名按摩师。他告诉《当今大马》，按摩院停业两周让他损失惨重，这两周须勒紧裤带度日。
他苦笑着告诉记者：“这两星期没有收入，有什么就吃什么咯，节俭一点。”
吉隆坡十五碑是著名的视障者聚集地。居住在十五碑的视障者，以从事按摩师为主，其余则贩卖纸巾，或街头卖唱，少数则担任接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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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力资源部曾说明，两周限行令期间雇主必须支付雇员全额薪水。
然而，张伟伦（下图）向记者解释，按摩师属于“自雇人士”，不直接受雇于按摩院，而是采取按单计酬方式，与按摩院业主平分收入。
换言之，人力部的政策并不会惠及这些自雇的视障人士。
他说：“没有办法，我们盲人按摩师没有固定收入，有一天（工作）、算一天（薪资）。”
“所以，你说老板（在这两周）给我们薪水，是不可能的咯。”
曝露于病菌感染风险
任伟杰虽然戴着口罩出门、勤洗手，但由于看不清楚，面对身边摸得到、看不见的病菌，非常不安。
他向《当今大马》分享，视障者依赖触觉来获取外界资讯，碰触的物件较明眼人多，因此更易曝露于病菌的风险中。
“面对疫情是很可怕啦！你们看得到还好，我们（出门）手一定乱（触）摸（物件）的。”
“因为我们看不到，会摸那些电梯按钮、手扶梯的扶手。你们看得到，也许没有扶（扶手），但我们一定扶的嘛！”
许多商场的电梯按钮上刻有盲文（braille），以便让视障者触摸时辨读。
没有社工的破碎安全网
任伟杰认为，十五碑的视障者更需要的是来自他人的协助。
他以身障者举例，说明身障者的双手会不断触摸轮椅，他反问，身障者要如何避免触碰轮椅的轮子呢？
“我们残缺人一定有些缺点……一定要靠人家帮忙。”
“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朋友、义工帮忙。”
但是，缺乏福利局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照，视障者只能依靠亲友，或尝试自力更生。
张伟伦表示，本地缺乏社会福利团体援助视障者，尤其在这行动受限的非常时期。
“对于视障者和B40群体，最好是有（社福）团体帮助他们度过两星期的难关。”
他举例，超市物资售空、口罩与消毒液短缺，都让视障人士无能为力。
防疫资讯不计视障者
除了物资需要，张伟伦也发现，许多防疫医疗资讯，未曾考量视障者的难处。
他举例，虽然电视新闻会教导戴卸口罩的正确方式，但不会教导视障者如何通过触摸来辨别口罩的正反面；或从袋子取出口罩时，如何不弄脏口罩。
他认为，这些重要资讯都有赖他人引领与示范，视障者才能够掌握。
“需要有人教导，不然（视障者）不能分辨哪里是（口罩的）前面或后面。”
“最好是有人牵导，捉着他的手，教他分辨前后，以及怎么戴上口罩。”
如任伟杰所言，帮助视障者需要专业志工服务。然而，前副首相旺阿兹莎去年10月曾在国会指出，大马社会福利局社工短缺，导致政府无法应对各种社会问题。
她披露，一份调查报告结果发现，大马的社工比例为每8576位国民中，仅有一人是社工。远低于美国（1比490）、澳洲（1比1040）以及邻国新加坡（1比3448）。
今年1月，妇女部也宣布拟定社会工作专业法案，以规范该专业，包括登记及承认已注册社工、制定作业标准及社会工作教育，提高马来西亚社会工作的专业形象。
然而，随着“喜来登政变”后，希盟政府倒台，国盟政府的新任妇女部长上任，这项法案命运也陷入了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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