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艾娜（匿名）的父母在她刚出生不久，都因为艾滋病离世了。她虽然被检测出艾滋病毒呈阳性（HIV-positive），但所幸病情得以依靠药物控制。后来因为祖母生病，艾娜在6岁时就被送到艾滋病孤儿收容所——索乐哈之屋（Rumah Solehah）。

“由于没有接受幼儿园教育，她刚到这时，还不会（基本的）识字和写字。”该收容所的项目协调员法蒂亚（Fathiiah）回忆道。

索乐哈之屋一开始只接收艾滋病妇女，后来在2002年也开放接收艾滋病孤儿，并在2014年从“孤儿院”转型为以“家庭照护”（family-based care）为主的收容所。这项“转型”意味着他们尽可能让所有儿童都得以回归到家庭生活。

过去，除了让部分儿童回归到原生家庭，他们也从医院接收被遗弃、双亲已经过世的艾滋病宝宝，并在检测宝宝的病情后，以领养方式安排他们到适合的新家庭。而如艾娜双亲已经过世的例子，他们则尽可能与其亲戚协调，让小孩至少可以在假日、节日时回到亲戚家，一起生活。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只要定期做好身体健康检查，他们与一般人并没不同，” 索乐哈之屋执行委员会成员法滋拉（Madam Fadzilah）说道。她表示，过去一般人对于领养艾滋病宝宝有所犹豫，但随着社会对艾滋病的了解以及进步，情况已经大幅改善。

 一方面，马来西亚在打击艾滋病上也作出不少努力，并在去年成功消除艾滋病毒母体垂直感染。这意味着即便母亲患有艾滋病，孩童也不会受到感染。这也意味着除了现有的5个小孩，索乐哈之屋将不再会有新进的艾滋病孤儿。

每逢学校假日，艾娜都会回到阿姨家，与家人相处。 “她可以帮忙照顾小孩，虽然家里很吵，但她是很兴奋的。”法蒂亚笑着说。据法蒂亚的说法，艾娜从不是个会惹麻烦的孩子，这得归功于她与家人间强烈的联系。

“你会发现，小孩回到家庭后是有转变的。相较于从前，他们比较不会封闭自己。”法蒂亚说道。

如今，20岁的艾娜已是亭亭玉立的女孩，在吉隆坡一家学院学习烘焙课程。除了烘培，她也喜欢为机构里的小孩、社工下厨。法蒂亚笑说，艾娜都会上网查看食谱，上次就成功做出了饺子，尽管饺子并没成形。

艾娜也喜欢画画。下方左二的蛋糕拉花，是她最喜欢的作品。

“我想到韩国学习咖啡拉花。”艾娜说道。访问艾娜的过程中，更多时候是法蒂亚帮着延伸和回答。她就像艾娜信任的亲姐姐，艾娜在回答时，眼神时常会不知觉地望向法蒂亚。

“所以你很喜欢喝咖啡？”我问。

“不喜欢。”说到这，艾娜和法蒂亚都笑了。

 孤儿院带来的后遗症

在马来西亚，自小被送到孤儿院的儿童，绝大部分仍有双亲或家人。据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员马克（Marc Archer）在2013年对国内收容机构的研究发现，87%的儿童至少拥有一位双亲，35%的儿童父母仍然健在。尽管当中86%的儿童仍与家人保持联系，但仅仅4%得以与家人一起团聚。

而据政府统计，全国估计约1万3700名儿童生活在孤儿院和其他收容机构里。然而，这项数据并不包括那些未注册，不在名单里的孤儿院和机构。这些未注册机构可能超过1000家，并且拥有约5万名儿童。

而让父母愿意将小孩送到这些机构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贫穷”。贫穷不单是经济上的，还与暴力、不安全感、疾病、健康不良等因素有关。因此，对于生活贫困的家庭来说，若有人前来说服父母，收容所可以提供孩子教育，衣食住行，绝大部分的父母最终都会将孩子送走。于是，某些机构的负责人就会趁机“收集小孩”壮大孤儿院，以获取外界更多的捐款。

尽管有些孤儿院成立的初衷是好的，但这仍无法满足孩童在发育期间，所需要的关爱与家庭环境。对此，孤儿关爱基金会（OrphanCare Foundation）项目管理员莎哈（Syarhah Mohd Tahir）解释，“这不代表孤儿院或机构里的社工没有给予儿童们爱与关怀。试想像，你有30名儿童，可是却只有3名社工，没人有时间针对不同小孩的需求，给予个别的照顾。”

 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这些社工仅能满足孩子的最基本需求，即洗澡和喂食。然而，孩子在最初的发育阶段，最需要大人们给予足够，且一对一的关爱与注意力，这些互动对他们的行为发展至关重要。多项研究已表明，光是生活在收容机构超过6个月的孩童，就时常面临精神和生理上的发育迟缓。若扫描他们的脑部，就可发现相比起一般小孩，他们的脑部活动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他们的神经系统发育迟缓。

“其中一名小女孩和同伴去餐厅吃饭，但她不晓得该怎么向服务员点餐。”莎哈回忆起过往案例。她说道，还有一名女孩故意败考四次，因为若顺利毕业离开孤儿院后，她不知道该去哪里。

这也是为什么孤儿关爱基金会一再强调，对孩童最好的方式，便是让他们回归到家庭环境。该基金会与Lumos基金会以及妇女、家庭、社区发展部展开密切合作，是国内倡议“去机构化”的非政府组织。

去机构化前先谈转型

让收容机构里的孩子回归到家庭，即去机构化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全面配合。但按照马来西亚目前的情况，“全面提高相关意识”是孤儿关爱基金会认为最需要的。

孤儿关爱基金会去机构化经理莎伊达（Shahida Musa）提及，若提到去机构化，许多孤儿院负责人的第一反应便是：为什么要关闭孤儿院？现阶段，仍有很多社工认为，去机构化的实施意味着他们将失业，而他们所“拯救”的小孩将会流离失所。

然而， 去机构化的本义并非强制关闭所有收容机构，而是着重在孤儿院等收容机构的转型——如何转型成以家庭照护（family-based care）为主的收容所，如索乐哈之屋。除了让小孩尽可能回归家庭，收容所同时也可以被视为安置孩童的暂时场所。好比说，来自高风险家庭的小孩可以“暂时”居住在收容机构里，直待情况好转，但生活在收容机构不能、不该被视为“长久”的解决方案。因此，孤儿关爱基金会欲致力传达的是：透过改变收容机构的经营方式，让每一个小孩都得以在家庭环境里成长。

“一般上，我们会先写信给收容机构，看看哪些机构愿意接纳去机构化的概念。我们会邀请他们参与会议。”莎伊达表示。然而，所有的转型都需要付出耐心与时间，目前全国仅有5家收容机构愿意和该基金会合作，安排转型一事。

虽然去机构化的实行在马来西亚仍在起步阶段，但改变已慢慢发生。

除了与孤儿关爱基金会合作，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在电邮里回信表示，该部门有意成立儿童独立机构，以观察和监督国内孩童的权利，包括去机构化的实施。此外，该部门亦提及，社会福利部正与各州的政府机构合作，以探讨安置儿童的方案，评估和监督儿童的发展。

此外，孤儿关爱基金会连同相关政府部门于2014年至2016年在森美兰进行去机构化的先导计划，旨在确定收容机构里的儿童情况——在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双亲已离世、或拥有至少一名双亲或亲属，包括厘清他们被送到收容机构的根本原因。对此，Lumos儿童基金会研究与评估经理丽娜（Lina Gyllensten）之前在接受访问时就表示，“马来西亚和森美兰并非从零开始。我们已经在很多领域里开展工作。”

2017年，国内451名儿童已成功从收容机构回归到家庭生活。成立至今，孤儿关爱基金会亦为25名生活在孤儿院的儿童安排领养计划，并帮助18名儿童回归到家庭生活。索乐哈之屋也帮助55名小孩回归家庭。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改变人们的思维，以及让现有的制度可以帮助家庭团聚，而非分离家庭。”莎伊达强调。这包括相关的资源和资金应该流向有需要的贫穷家庭，而非用来成立新的孤儿院或收容机构；国内也需要更严厉和适合的措施，以应对那些未注册的收容机构。

如此一来，我们方能一步步往去机构化的路上迈进，让每个小孩都能在美好的家庭环境里成长。

“你希望未来拥有自己的家庭吗？”

说到这，法蒂亚忍不住调侃坐在一旁的艾娜，“哎唷，你不是有男友吗？怎么这么害羞？”

望向此时露出腼腆笑容的艾娜，法蒂亚笑着帮她回答，“如果你是要问她想不想组织自己的家庭，她的答案绝对是：要！要！要！”

这个故事是作为“报道收容机构弱势儿童”（ Reporting Vulnerable Children in Care）计划的一部分所写。该计划是由汤森路透社基金会（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与瑞银慈善基金会（UBS’ Optimus Foundation）合作展开的新闻技能发展计划。 原文刊登于《当今大马》英文版。

作者周慧仪（Chiew Hui-Yee）为当今特约，是一名独立记者，关注东南亚和无国籍小孩议题。希望把需要关注和在乎的事，温柔地呈现出来。报导可见于《关键评论网》、《换日线》、《Malaysiakini》等媒体。

题目为编辑所修，原文题目为“艾娜的故事：为什么小孩不该在孤儿院​​等收容机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