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印裔少年纳文（T. Nhaveen）去年6月死在槟城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当时他未满18岁，也来不及在隔周正式展开他的大学生涯。
纳文辞世数天前的深夜遭受数名青年暴力攻击，然而他所承受的暴力，其实早在他的中学校园时期就已开始了。
纳文当然不是校园霸凌的唯一案例。大马人权协会（HAKAM）的报告引述教育部资料显示，中学的已知校园霸凌事件从2014年开始，连续三年增加。
2014年，教育部接获的中学校园霸凌投报有2825宗；至2015年，案件上升至2968宗；2016年再攀升至3448宗。
上述的已知案例，多数属于肢体霸凌。然而，这些已知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还有众多的霸凌案件未获辨识和通报。
校园霸凌的事件层出不穷，方式和原因繁多。凡举能力不足、学习障碍、种族、体格、性别特质不符合社会期待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孩子受到同侪的排挤和霸凌。
性别暴力的特殊性
“校园之中可能发生霸凌的原因有很多，但某些霸凌的原因却仿佛是校园甚至社会 ‘比较默许的’，这是我们需要省思的。”
王妤娴目前是生命线辅导义工督导，她在20年的助人工作者职涯之中，不乏处理涉及校园霸凌的青少年案例的经验。
她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点出，各类校园霸凌事件之中，与性别议题相关的霸凌案例，有其独特社会成因与脉络。她认为，社会父权意识的推波助澜之下，针对性别气质的霸凌行为经常较容易获得默许。
她举例说，“倘若患有小儿麻痹症、身体障碍或学习障碍者在学校里遭受霸凌，身边的同学及老师总是能够自然萌生 ‘保护弱小’的正义感，阻止相关霸凌行为。”
“当性别气质不符合社会期待的孩子遭受歧视和霸凌时，某些学校的纪律守已明文规定‘可以惩罚娘娘腔’，而老师处理此类问题的同理心和包容心恐会相对较低。”
在父权思想的作用之下，社会普遍期待“男性阳刚、女性阴柔”。因此 ，校园中及社会上“阴柔男性”或“阳刚女性”都经常因为违反社会期待，而遭受排挤、歧视、言语霸凌，甚至肢体霸凌。
当父权社会无形地催促男孩积极“成为男人”及展现“男子气概”，校园里衍生大欺小、强欺弱的行为并不罕见。当父权思维不断鼓吹女性争相展现“女性特质”，女学生之间的霸凌行为也经常与外表、性特质及争风吃醋的嫉妒心理息息相关。
沉默无措的知情者
王妤娴（见下图）指出，当校园开始出现歧视和嘲笑行为时，教师和同学的态度起着关键的作用。她续说，校园中沉默的旁观者，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协助”霸凌者建构伤害他人的环境。
“每个人都曾经读过小学和中学。我们或多或少曾经参与过霸凌，或是受到霸凌。另外，校园之中通常也有很多‘知情者’。这些人知道，但却仿佛无能为力。”
“身为知情者，你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因为同侪压力而只是选择旁观。你也担心自己说了或做了什么，会让自己成为下一个被霸凌的人。”
王妤娴点出，孩子及青少年最大的恐惧即是“受同侪排挤”，因此旁观霸凌的知情者经常因为害怕排斥，或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选择沉默和漠视问题。
“小学和中学的孩子都非常需要朋友，因此他们最大的恐惧就是受到排挤。这个年纪的孩子若受到同学排挤，上学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很多时候，这些受霸凌的孩子不告诉师长，主因也是害怕。孩子可能认为，自己多改变一些，就能让自己不再受到同学的排挤或欺负。”
“只是跟你闹着玩”
许多霸凌行为始于“开玩笑”，直至恶化成肢体暴力前，霸凌行为经常都披着“玩笑”的外衣。当发生霸凌事件时，同学往往成为“沉默知情者”，而有些教师也可能以学生人缘不好、同学打闹、开玩笑等等理由不积极处理问题，让霸凌问题持续存在。
“霸凌与开玩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开玩笑或许只是让你有不舒服的感觉，但霸凌则是已经使当事者形成恐惧，例如害怕到学校上课。” 王妤娴解释道。
她续说，教育工作者或家长听闻孩子控诉受霸凌时，不应以“他只是跟你闹着玩”敷衍孩子，因为一旦孩子的感受被否定，往后他就不再也不愿反映问题。
王妤娴指出，无论是旁观的知情者，或是霸凌的受害学生向师长报告时，师长都应全然接纳孩子的感受，再与孩子商讨处理方式。
惟她提醒，师长既不可以开玩笑为借口而不积极作为，也不可反应过激，因为这可能阻吓不成，反而导致霸凌升级。
“有些家长听到孩子被霸凌时，会马上到学校找霸凌者或霸凌者的父母对峙。其实，这反而可能增强了霸凌者的报复心理，可能对孩子造成更多危险。”
助孩子建立安全网
王妤娴认为，当孩子向老师或家长反应问题及求助时，首先应询问孩子“希望我怎么处理？”，陪伴孩子找寻资源应对问题，并透过讨论协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安全网。
“有时，孩子并不要求你做些什么，他可能只是希望你告诉他可以怎么做。当孩子问你他该怎么做的时候，师长可以协助孩子凭藉自己有限的能力找寻资源。师长在协助的同时，也可以增强他回应霸凌者的能力。”
“师长可以跟孩子讨论回应的方法，例如‘在校园内有什么方式保护自己？’、‘你有朋友可以跟你一起的吗？’ 家长可借由讨论的方式，慢慢协助孩子建立起安全网。”
严惩能防止霸凌？
另外，王妤娴也提到，校园霸凌事件发生后，需要处理的不仅是霸凌受害者，“我们也要处理霸凌者面对的问题，理解这群青少年暴力行为背后的想法和成因。”
“这些霸凌者群体当中，往往并非所有成员都想欺负人，部分孩子只是因为害怕不参与就会受排挤，才因恐惧而参与其中。”
“我们已有很多法律刑罚和校规，可是这真的能防止校园霸凌的发生吗？其实未必。” 王妤娴认为，虽然孩子犯错应受到适当的惩罚，但教育的工作不能仅是依赖恐吓的方式。
王妤娴也引述自己曾经接触的案例说，当校方设立“逐出校园”等严峻的惩罚对付霸凌者时，部分孩子可能因为担心造成同学失去学习机会，而在极大心理压力下，选择放弃举发恶行。
她指出，若要根治暴力问题，师长应可贴近这群霸凌者，理解他们到底“生气什么”及“想证明什么”，并协助孩子处理自己的情绪和转化行为。 “否则，他们有一天就会从小怪物变成大怪物。”
歧视是“学来的”
王妤娴认为，孩童及青少年对特定群体的存在排斥和歧视的想法，抑或是习惯以暴力来解决情绪问题，经常都是从旁人示范之中学习而来，因此师长的身教极为重要。
“我的确看过4岁的幼儿园的小孩，去嘲笑其他孩子说 ‘哎哟，你怎么这样？你是娘娘腔吗？’ 我当下非常惊讶，但这肯定是他学来的嘛。”
针对性别特征、性别气质、性倾向及性别认同的歧视和语言暴力，并不只是存在于校园之中。王妤娴举例说，“家长可能曾经在家庭教育里灌输孩子说，男孩子是不应该哭的，男孩子应该要是阳刚，男孩子不能够讲话轻声细语的……”
“当小朋友从小吸收了这些想法之后，对于社会规范有了特定的理解，他进入校园看到其他同学是不符合的，你觉得他不会做出什么反应吗？”
因性别气质而受霸凌致死的案件并不罕见。18年前，台湾屏东一名少年叶永志（见下图），因为同学强行脱下其裤子“验明正身”，而不敢在下课时间上厕所。2000年4月，叶永志被人发现在厕所内，伤重倒卧在血泊中，送院后不治身亡。
随着叶永志的死亡事件，台湾掀起性别教育的激烈讨论，4年后立法院将原有的《两性平等教育法》修正为《性别平等教育法》，把多元性别教育纳入其中。
性别教育应纳入课纲
王妤娴表示，多元性别教育及性教育应被纳入教育部的课程纲要之中，从校园开始让孩子从“认识性别”开始理解个体之间的差异，并学习尊重差异。
“我们的孩子应该要从小学习如何尊重人与人的差异，如何理解性别特质。性别教育及性教育应让孩子了解如何尊重自己与别人的身体界限，如何不伤害别人以及保护自己。”
“性教育除了教导如何保护自己之外，也应从让孩子从认识性别开始，并且尊重性别之间的差异。”
王妤娴曾参与国民服务（National Service）相关课程纲要的制定。她坦言，推动校园内的多元性别教育绝非易事，虽然马来西亚自90年代已开始已有前辈推动及倡议，但至今仍需持续努力。
众所皆知的是，徒法不足以自行。王妤娴提到，数名她所熟识的目前中小学辅导教师已开始在校园中，以说故事等互动性的方式，引导学生认识性别及个体之间的差异，创建友善的尊重多元的校园氛围。
“但如果我们一直想着没办法达成，那么它就真的不会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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