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去年岁末，《南洋商报》（后简称《南洋》）副刊〈南洋文艺〉版宣告终结，令许多马华文学爱好者扼腕。早在去年4月，《南洋》就已传出副刊版位减半的消息，引起作家读者联署抗议。

〈南洋文艺〉副刊主编张永修在2017年12月19日，以“不说再见，〈南洋文艺〉1985-2017”一文向读者告别。一如他自1998年来所作的年度回顾系列专辑，全文不逾2000字，言简意赅地回溯23年来“铸造南洋文艺”所留下的轨迹，只是这次是轮到他为自己和创办的副刊结算。

文艺副刊可兼具文学创作与文化社会批判两种功能。前者是探索书写的各种可能，为社会培育文学创作与赏析；后者则是呼应时代吁求，期待文艺不只是文艺，而是以文学为媒介，参与社会、介入社会。从马华文学倒数系列（1994）、年度回顾（1998-2017）、年度文人（2002）、出土文学（2006），到文学与时事结合的各种专辑，〈南洋文艺〉都表现这两方面的企图。

如今，〈南洋文艺〉的终结，到底对马华文学意味着什么？在资讯零碎读者分众的网络时代，纸媒副刊是否跟过去一样，依然承载着文学生产与再生产同样吃重的角色？

资深文化人兼前《南洋》总主笔张景云，与小说作家和前《南洋》副刊专题记者贺淑芳，1月5日于吉隆坡亚答屋图书馆，为“业余者”主办的“南洋文艺之死：媒体生态与马华文学”座谈会主讲，从文学创作者、前媒体从业员、编辑等身份进行对谈。

历史补遗：姚紫与完颜藉

《南洋》创刊于1923年，由新加坡实业家陈嘉庚所创设。随着时代环境巨变、报馆政策方针，以及编辑的见识与风格，陆续推出不同的文艺副刊，孕育跨世代的文学作家和读者。一般经常提起的副刊，包括〈狮声〉、〈商余〉、〈青年文艺〉、〈读者文艺〉、〈南洋文艺〉等，不过，张景云特别提起两位《南洋》副刊的编辑作为历史的补遗。

其一，是战后移民姚紫（原名郑梦周），1920年生于中国福建泉州安海镇南来，曾在厦门《江声日报》担任编辑，颇有名气，由于抨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而遭通缉，于1947年南来新加坡。

张景云1940年出生于缅甸，之后移居马来亚。张景云忆述，1949年后移居的中国知识分子多以自由派文化人为主，局势弄人成了政治难民，纷纷逃到港台，再由港台跑到马来亚。即使移民他乡，他们依然脱离不了原乡的地缘组织、宗亲会馆，透过这些社会网络找到落脚处。所以，早期的姚紫曾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属下的道南学校任教。

“姚紫在家乡的文艺界有些名气，在道南的时候，写了两篇中篇小说，《秀子姑娘》（1949年）、《乌拉山之夜》（1950年），曾在《南洋》副刊〈商余〉版连载。”

当时，张景云还在槟城韩江念书，“你可以想象吗？在〈商余〉连载中篇小说。这就是当年的《南洋》文艺版很特殊的情况，（他的小说）非常红。”

张景云称，《南洋》丛书替姚紫出版小说，结果小说大卖。根据资料，《秀子姑娘》在1949年5月22日首版8000本，同月30日再版5000本，6月三版3000本，销量惊人。基于此机缘，《南洋》邀请姚紫编辑副刊，取名〈世纪路〉，另外还设〈家庭妇女〉版，加入一些社会议题。

在张景云眼中，姚紫是早期的文学编辑中，最擅长编辑文艺版和刊物的一号人物。

“他是非常出色的文艺编者，在《南洋》待了三、四年，大约在1953年离开。后来，他出版《文艺报》月刊，单看目录，就可得知编者的用心和创意；后来也在《新明日报》主编过文艺版。他的一生都跟编辑文艺刊物有关，即使到了晚年也还想着要编一份刊物。”

至于另一位非提不可的编辑，张景云说，是完颜藉（时任电讯组主任，原名梁明广）。1965年新马分家之前，《星洲日报》和《南洋》一直都在新加坡编印，才送到马来半岛。杏影主编的《南洋》副刊〈青年文艺〉，以青年作家为主，着重劳动人民的心声。直至1968年，杏影逝世，由完颜藉接手。因应时代的转变，〈青年文艺〉易名为〈文艺〉版，吸引许多马来半岛的现代派作者投稿。

“用完颜藉本身的讲法，就是开了一个现代主义的一扇窗。到了1970年代初，他和陈瑞献合编了〈咖啡座〉版。那是《南洋》星期刊内，小副刊的一个版位，两人共同撰写，两人的咖啡座。”

“虽然，（当时）有很多现代派的作者都在〈蕉风〉专栏发表；完颜藉的文艺版基本上，对推动现代派文艺思潮的影响非常大。”

张景云与副刊

至于张景云跟纯文学副刊的关系，他认为和社论的渊源相比，其实关联不深。张景云在1976年加入《南洋》，1984年起担任主笔、总主笔，也主持过深获好评的〈景云沙龙〉。2000年自《南洋》退休后，他加入华社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并主编《人文杂志》。2005年5月，曾任职《东方日报》总主笔。

“1976年，我进入《南洋》，担任新闻小编辑，我们叫作‘标题将’。后来，我申请过去副刊组编综合版，就是国际时事评论。”

张景云在副刊任职约三年，除了编辑综合版，还编辑〈文荟〉版等。当时的副刊叫〈读者文艺〉，主编是钟夏田。〈文荟〉版是出自时任总编辑张木钦的想法，名字倒是张景云取的，以文学评论为主，当时在马华文学并不常见；不过，〈文荟〉版见报率低，每周一次，跟许多副刊一样，经常闹稿荒。后来，张景云转去写社论，担任主笔。

张景云提到，〈读者文艺〉跟马来西亚作家协会的成立有直接的影响。 “回头去看那段历史，那时候他们正在筹组‘马华写作人协会’。这个组织跟〈读者文艺〉脱离不了关系。”

“写作人是一盘散沙，副刊作为一个平台，就比较容易组织起来。所以，〈读者文艺〉在成立‘马华写作人协会’，也就是后来的‘作协’的作用很大。当时主要推动的人是孟沙（原名林明水）。”

张景云回忆，过去五六个编辑挤在小小的编辑室，当时的主任柯金德多次提起筹组作协一事，惟他兴致缺缺。

过去，张景云鲜少在文学版投稿，直至张永修主编〈南洋文艺〉后，才重新开始写了一些作品。不过，张景云早期写过现代诗，有个笔名叫张尘因，还曾出版诗集《言筌集》。张永修主编的〈南洋文艺〉就曾在2006年6月，为张景云的诗人身份“出土”，成为“出土文学”系列的首期人物。

报殇后的宿命？

“听了张生（张景云）的演讲，我再度有这样的感觉，文学曾经对群众发挥影响，可以凭着创作、写作、出版、印刷自力更生，文学本身可以资策文学生存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另一名对谈人贺淑芳语带感叹地说。

贺淑芳认为，〈南洋文艺〉副刊停刊，予她而言，是深感沉重的事。那里不仅是她的前东家，更是奠定她走上文学之路的起始。在加入媒体行列以前，贺淑芳是电子工厂的工程师。

2000年4月，贺淑芳加入《南洋》副刊担任专题记者，也在那里发表她的第一篇小说。她先后到台湾政治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求学；期间曾获2002年中国时报小说组文学评审奖、2002/03年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首奖，著有小说集《迷宫毯子》、《湖面如镜》。

贺淑芳说，《南洋》文艺版“被结束”，显示马华文学长久以来的发表空间，确实异常依赖纸媒副刊。许多人感叹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她追问：到底结束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结束，除了是报章文艺版彻底的萎缩和消失，〈南洋文艺〉真正有影响力的时代也结束了。”

“像我这样的作者，曾经在《南洋》工作、然后离开，第一篇小说《墙》、《黑豹》，都是在张永修的〈南洋文艺〉版那里刊登。在2014年1月-2月期间，我生平第一次，有人帮我做〈年度文人特辑〉，是出自张永修之手。”

〈南洋文艺〉停刊之前，早有蛛丝马迹。去年4月，一群作家和读者联署抗议《南洋》计划将副刊减版。虽然，之前未有消息传出〈南洋文艺〉将会停刊；不过，对于一些略知南洋报变、媒体垄断的人而言，类似的事件似乎是预料中事，只是迟早的问题。

2001年爆发“528报变”事件，马华公会通过旗下的华仁控股强行收购南洋报业，引起华社强烈反弹，更有评论人、撰稿人发起罢写运动，拒绝供稿给四家大报。

当时正值贺淑芳刚转换跑道，加入《南洋》不久之后。两年后，朝阳报业入主南洋报业、2006年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促成媒体垄断的局面，对贺淑芳本人，或是像她这样的前职员、文学创作者而言，一直感到“很纠结”。报殇之后，外面没有更好的地方，贺淑芳仍然留在《南洋》，直至2004年左右才离开到台湾念书。

贺淑芳直言，她惋惜〈南洋文艺〉停刊，是出自对前同事张永修和副刊版位的情谊。贺淑芳至今仍记得自己和其他编辑同事的桌位顺序、相处的情景等。

贺淑芳的叙述又隐晦地吐露着，报殇除了是政商垄断媒体与民间社会抵抗运动的拉扯社会事件之外，还有较少着墨和直面的，是其中也内含劳动场域镶嵌着的身体和情感记忆。

发起罢写运动时，也让当时的评论人、撰稿人等卷入一场是非黑白的立场划界。贺淑芳并非是罢写成员，她选择不罢写自己的报馆，从台湾回来以后，发现电子媒体崛起，媒体空间与言论看起来较之前自由，她觉得情势不同，不再那么尖锐，便開始投稿给《星洲》。

不过，罢写运动令她感到困扰矛盾的事情之一，是这场运动曾经使选择不罢写的文艺作者感到压力，这是过去较为少见的；此外，当时一群响应罢写号召的作者及其书写风格也在罢写运动中消失。无论如何，〈南洋文艺〉停刊让她再度陷入思考副刊与媒体垄断的关系。

“它彻底的转向消失，几乎没有留下一个转换的退路。所以，结束的不只是那个时代，甚至也包括有影响力、时间积累的文艺版空间，同时它是否会恢复自由身的某种等待和期望也落空了。打从收购以后，似乎就注定这样的一个结局。这是迟早就会发生的。”

“为何会有一家历史悠久的文艺版位缩小？吸收并吞有时间性的报章后，竟然使得整个世华媒体文艺空间版位，最终只剩下它本身经营的〈文艺春秋〉。”

贺淑芳认为，这不应该是成熟的社会应该发生的事，牺牲了经营和培育社会多元书写风格的文艺空间。由此，也促发了她思考：〈南洋文艺〉以后，文学创作者要如何继续开创自由的空间？

文学的无用是有用

贺淑芳说，文学是需要赞助的，才能够专注地探索各种可能。有时候，文学艺术甚至会与群众保持一段距离，才能够更精致地发展自己。而且，社会不应该以“有用”、“有价值”来衡量和期待文学。

她说，文学的有用，恰恰在于它的“无用”，那种心灵上需要的空气。

正因如此，贺淑芳认为，如果有个平台或多个空间，或许能孕育出不一样的可可能性。她觉得中港台的文学场域蓬勃，盛产评述，本土的文学论述却很少。可是，事实上，马来西亚的作者群相当庞大。过去十、二十年，她看着原本不被看好的原生新闻网站、评论网站林立，在纸媒垄断之外找到立足之地；可是，却没有汇聚、发表与交流文学评述的网络平台。

她自问，“难道我们没有信心去成立这样的平台？”

她理解，相对于中港台文学圈，在地文学的文化条件常被认为不足。譬如，从整体教育系统、文学论述、词汇贫瘠、纯文艺古典训练匮乏的老掉牙问题，加上社会資源普遍上較少赞助文学或藝術，文学平台之建立，变得分外困难。可是，倘若有平台展开交流、培育和刺激评述与书写，或许也可以使彼此更有信心去相信，在地的文学能被阅读和看见，而产生不错、精彩的文学及文学评论。

“一群人、一个地区的文学，其书写的信心几乎是要经由无数的失败，才能磨炼出交流和激荡。这个激荡和取暖的交流是有可能造就一群人变得更有信心，或者至少觉得书写是有不同的可能。写作成员固定的支持和交流可能会刺激和分享一些灵光闪现的观点。经过一段漫长时间，它会把一些文学观点持续地磨锐升华，就像一群人共同燃烧促进某个文学观点，蜕变成深刻的可能和奇迹。”

尽管现实条件苛刻，但是，她开始想象，网络是否有可能成为马华文学副刊的接力空间，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具有抵抗意义的空间。她所谓的抵抗，不仅是为抵抗媒体垄断而创立的新空间，也包括文学不必为了背负反媒体垄断的使命，而得服务于社会运动、社会抵抗等命题的书写。她所期待的是纯粹为探索文学可能性的自由空间。

寻找新的载体再生

张景云认为，不管企业主如何评估文艺版在华文报章的存在价值，马华文学自身所拥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是不容抹杀。早在1920年代，马华文学寄托在华文报章，或华文报章拥有副刊，跟1920年代中国新五四运动有密切的关联。

他认为，报章副刊的萎缩跟媒体生态有关，而这也跟当初的收购事件，以及马华公会的派系斗争相连。

张景云并不看好《南洋》或要转向纯粹的财经报。他认为，过去中小企业的华人头家，以阅读中文为主；但是，如今时态已变，第二、三代的中小企业接班人一般都掌握英语，不一定要依赖中文报章。

跟过往的光景相比，《南洋》许多产业都已转让到其他公司名义底下，目前只剩下“南洋商报”这四个字。但是，张景云认为，这四个字是很有价值。

“英文叫goodwill（信誉）。贺淑芳听到〈南洋文艺〉停刊，她很痛心，这就是信誉。......这个信誉很重要。”张景云指出，这个信誉也影响到《南洋》的掌权人不敢轻易把它关掉或卖掉，否则会成为千古罪人，或是后患无穷。

“我曾经讲过类似的笑话，马华文艺若要提升，就不应该要有文艺版。马华作家不是给文艺版写作，而是给文学刊物、期刊、出版社的编辑写作，才能提升。（不过，）这就马华文学生态而言，有一点矫情，要求太苛刻。”

张景云认为，〈南洋文艺〉停刊，按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原理，的确总会有新事物取代这个空白。即使〈南洋文艺〉还健在时，新事物也同样冒现。不过，新事物的出现，并不代表它会占有旧事物，因为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形态和内容的事物存在。

“南洋文艺停刊，会有其他空间出现，无论是有人赞助、小文化人自力更生、挣扎求生存，都有各种各样的事物出现。”

“这样的现象是生生不息，最重要的是文艺写作人的内在动力有没有，如果集体的内在动力都存在的话，那是生命力很强的东西，失去了这个载体以后，它会自行寻找到另一个载体寄生。”

“我们可以相伴找出路，但是我们不需要太悲观。当然，这跟整个媒体生态有关系。”

网络链接：*苗秀（1968）《马华文学史话》（1976-7）；***《南洋商报.读者文艺（1976-7）的散文类型和主题分析刍论》学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