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如果没有书写，伤痛就没有名字。”
2015年，妇女援助组织（WAO）与作家柏尼斯曹丽（Bernice Chauly）合作，在庇护中心为家暴幸存者举办创意写作坊，为期长达两年。家暴幸存者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书写诗词、短文、书信等，累积近500篇作品。
去年，该组织和柏尼斯找来画家陈婉丽，以写作坊的作品为基础进行绘本创作。经历长达一年的筹备和创作后，《蒂娜的旅程：家暴幸存者的词与诗集》（Tina’s Journey）本月初正式出炉。
此绘本的主人翁——蒂娜是以该组织的求助热线（Think I Need Aid, TINA）的缩写为名，叙述众多家暴幸存者的挣扎和心声。
推介礼后，写作坊导师柏尼斯和画家陈婉丽接受《当今大马》访问，畅谈两年写作坊和这本书的幕后点滴。
柏尼斯——追寻文字的社会力量
写作课的人数不定，有时小猫三两只，有时也不过五六人。但柏尼斯一点也不介意。过去两年，她风雨不改，每周一次，一次半天，定期为庇护中心的家暴幸存者办“创意写作课”。
每次走入课室，她会按照当天的人数、学员自我介绍状态和氛围，判断当天写作方向。这种适应少数和不稳定的状态，也许跟她多年来钻往弱势社群有关。十余年前，她曾到访布城邻近森林临时搭建的难民营，也在秋杰路教过性工作者英语，最近还担任移民工诗歌比赛的评审。
她出的写作题目如：你是谁、你为什么生气、你害怕什么——这种很直接的问题；抑或要你想像十年后的自己，给自己写一封信；再不然，请每个学员对照镜中的自己，写一篇短文或一则诗歌。套用其中一位受访的家暴幸存者的话，这些题目像中小学作业一样简单。可是，以文字为生的柏尼斯却说，最简单的题目，往往最难下笔。
很难相信这番话出自她的口中。柏尼斯在象牙塔里教英文文学多年、创办吉隆坡作家工作坊；同时，也是一名作家，曾经出版家族传记《与幽灵共同长大》（Growing Up with Ghosts），今年7月出版的小说《我们一旦在那里》（Once We Were There），攀上纪伊国屋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
她说，不信，你试试看。
给前夫写一封信
有次，班上来了两名妇女。其中一人，育有三子，母子被丈夫所虐，后来丈夫被抓进牢房，她们才脱离苦海，暂时寄宿庇护中心；另一人则遭丈夫和家人的肢体暴力对待，她曾因吸毒入狱两次，家人跟她断绝来往。这两名妇女跟庇护中心很多妇女一样，日久相处后，自然而然会成为相互扶持的好姐妹。
你说文字对于一个处于人生低潮、亟需寻找曙光的弱势女性，有什么意义？
那天，柏尼斯请她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写一封信给前夫，内容不限。两人从未作此想，结果一发不可收拾，过去隐埋在心底，可能连独处时都不敢在脑海设想的各种质疑和郁闷，顿时洋洋洒洒地跃在纸上。当然，落在纸上的还有数不尽的眼泪。写毕，两人突发奇想，决定要把信拿到后院一把火烧掉，藏在心底多年的怨气和秘密，也随着火焰燃烧为灰烬。
柏尼斯坚定地说，“就像这样，很简单，但充满力量”。书写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也可以是一种释放和解脱。
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不过，对家暴幸存者来说，这始终并非易事。过去两年，她曾在庇护中心见证过无数个案例，家暴的证据直接留在这些妇女的身上。她的学生有的脸青鼻肿，有的则手挂绷带走进课室。但更多的伤痕密封在她们的身体里。
妇女援助组织（WAO）庇护中心每年都会收留逾百名女性。她们近八成以家暴幸存者为主，有的则是人口贩卖或遭强暴的受害者；主要来自巴生河流谷一带，也有的来自缅甸、印尼、菲律宾，甚至索马里、沙地阿拉伯、澳洲和美国等国家。超过半数的女性，带着1至3名孩子离家出走。
家丑不可外扬，她们长年遭受家暴，若非事态严重，尤其是丈夫开始对孩子动粗，一般都会因为各种原因，强忍住不吭声。这些所谓见不得光、不愉快的经历，让她们备受侮辱，陷入失语状态。刚开始，拒绝透露，选择性书写的人大有人在。有的人甚至根本无从写起，也有的才写到一半，就中途喊停离开。不过，总有人过了一阵子，又重返课室，说：“我想要尝试”。
“有时候，她们根本写不下去，或是抗拒书写。这些都是不怎么光彩的经历，写作课等于是要向他人揭露自己的不堪，承认自己有一段不愉快的婚姻，向世人宣告：我被母亲、父亲、丈夫，甚至继子殴打。有些女人一辈子都受虐，这个过程充满羞耻感，所以书写就变得异常困难。”
书写犹如铤而走险，打开潘朵拉的盒子，直入黑暗中的恐慌和纠结。曾经一名家暴幸存者在写给丈夫的信中，劈头就写：“亲爱的丈夫，你是杀人犯么？”看似简短一行字，却是她多年来闭口不说的秘密。她怀疑枕边人曾杀害其中一名妻子，直至书写出来，才意识到过去的逃避，其实也是将自己置入危险之中。
写作课里，经常充斥各种情绪和泪水。一名60岁华裔妇女，用中文写道：为什么我的丈夫成天骂我，我只是想要她对我好一点。然后，开始泣不成声。之后，已为人婆婆的她用粤语跟柏尼斯说：我真係没试过咁样写嘢（意即：我从来没试过这样书写）。家暴幸存者最常出现的情况，是继承了加害者的价值判断，总认为一切问题出在自己，非常自责内疚。她们久久无法形容丈夫的恶行，直到书写出来，才开始厘清这是丈夫情绪绑架、转嫁责任的结果。
柏尼斯说，“你必须要命名它，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命名那些受虐的经验、命名伤痛，还有那个曾伤害妳的人。”
命名伤痛和加害者，让它们有了一个名字，是自我承认，同时也是一个自我疗愈与和解的开始。柏尼斯在访谈中，不止一次强调，尽管这是一段漫长且艰难的过程，但是，书写充满力量。这样的体认，其实对柏尼斯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那是她成为作家的起点。
成为作家的起点
柏尼斯的父亲为旁遮普锡克族，母亲则是华裔广东人。1960年代末，异族通婚并不常见，两人的婚姻被未受到双方家长承认。柏尼斯4岁时，发生了一场意外，父亲在槟城的海滩溺毙，面对父亲缺席所留下的黑洞，她小时候的作文里，经常充斥着死亡、墓碑和墓志铭等图像。
她在怡保城镇长大，那里族群多元但生活壁垒分明，她不断面对身份认同混淆的焦虑。她无以命名自己是谁，只能透过啃读父亲留下的各种地理、一二战历史、大自然等书籍，作为一种参照。这种身份焦虑一直要到流放他乡，到同样是多元族群文化的加拿大念书时，这位亚洲女性才在后殖民的讨论中，稍稍获得缓解，不再轻率地认为自己的存在是一种错置。
但她到底是谁？在缺乏在地历史脉络的理解下，这个命题像幽灵般一直尾随她，直到回到这片土地。柏尼斯一直在零零落落地书写自己的身世，尝试弥补父亲残留的空缺；直至2007年，66岁的母亲患癌逝世，才让她更笃定地要往父母家乡寻根，追溯家族的离散史。她在一篇文章提到，“父亲的死亡让我想要书写；而母亲的离世给我自由完成它。”
谦卑化为社会行动
如今，文字对于身为人母的柏尼斯（见图，左）而言，是一种自我救赎，也是介入弱势群体的媒介。她总会要求学员，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在课堂上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学员也会自发地口译其他同学的作品，也有的会帮忙连名字也不会写的学员，尝试拼凑想说的话。这时候，家暴经历就成了这些女人既私人又共通的生命经验和社会处境，让她们可以相互照见。
柏尼斯解释，“她们可以确切地感受到，我的处境很糟，可是她的问题比我更糟，这个人的问题还可以处理。但我们都有共同的问题。这是赋权的过程。”
渐渐地，写作课也形成一种支援系统。有的在离开以后，还一直保持联系，甚至决定一起搬进新住所，重新开始新生活。无论如何，对柏尼斯来说，最困难的莫过于，下课后，你要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学员仍深陷泥沼之中的现实问题。“这不仅是责任的问题，是我把她们牵扯进来（写作课），我想要知道她们之后过得怎样了。”
于是，柏尼斯偶尔会发现自己知道的比妇女组织知道的还要多，于是在庇护中心与妇女组之间，解决奶粉美禄不足的问题等。又或，在某学员失踪一段时间后，突然接到对方的电话报，向她平安：我现在人在街头，无家可归，可是我很好。
尽管每个家暴个案涉及的细节繁杂，但柏尼斯似乎还算乐在其中。她清楚意识到自己不能逾越社工的位置，但每每透过写作课了解学员的问题后，又忍不住和妇女援助组织的负责人商讨如何引荐适合的律师等。
一般认为，家暴幸存者的境遇是她们的愚昧和犹豫所造成，但柏尼斯并不认同。柏尼斯在家暴幸存者面前也会直认不讳，自己其实也是单亲妈妈，曾遭遇家暴。她能够同理家暴幸存者身为受害者和女人的处境，虽然每次听到她们的故事，总会让她意识到自己经历的渺小。
“每次下课后，我都变得异常谦卑。我们周遭都有人面对这样的问题。她们真的一无所有，勉强过活。她们要如何重新开始？”
两年写作课和绘本出版是她当初向荷兰基金会和诺丁汉大学申请经费的结果。如今，她除了计划出版家暴幸存者的原文作品外，还打算找人接手在庇护中心的写作课。她认为，能够办类似课程的人其实很多；更重要的是，从事社会工作是一种召唤。社会需要更多人为无法发声的边缘群体提供援助。她直言，自己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即使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
当初，柏尼斯成立吉隆坡作家工作坊时表明，作家或文字工作者，除了文学和美学上的追求外，也要不断探索文字的社会力量。在她眼中，书写是一种自我疗愈和救赎的媒介，更是一种社会行动。
“我常常觉得，身为一名艺术工作者，你创作艺术的同时，也要回馈，协助他人转介他们的愤怒和伤痛。”
陈婉丽——白天教法律，晚上拿画笔
访谈前，在妇女援助组织的办公室外碰见陈婉丽。只见她带来一台玩具车，准备捐给儿童庇护中心。在接过《蒂娜的旅程》的出版计划以前，她曾到庇护中心当志工，按每个小朋友要求，给他们画出各种卡通人物，让他们填色。
去年，妇女援助组织希望藉由《蒂娜的旅程》出版，可以提高社会大众对家庭暴力的醒觉和同理。于是，接洽了陈婉丽。她是自由业画家，曾是执业律师，如今在诺丁汉大学法律和商学院教书。
就这样，陈婉丽从柏尼斯手中接过厚厚一叠的作品。当时，写作课尚在进行中，陈婉丽跟妇女援助组织的社会参与执行员洪德彰开始分工，她负责构图，洪德彰负责节选文字。她形容，整个构思和创作是一个有机的过程，两人反复讨论、跳着页数地排列文字和创作。今年4月，在绘本正式出版以前，《蒂娜的旅程》率先在占美清真寺捷运站出现，蒂娜的故事和画作化身为100公尺长的壁画。
谁是蒂娜？
《蒂娜的旅程》是一本40页绘本，浅显易懂，从近500篇家暴幸存者的文字中，节选英巫语的短文或诗词，透过陈婉丽创造的蒂娜这一人物，诉说众多家暴幸存者的共同处境。陈婉丽解释，绘本中的主角命名为“蒂娜”（Tina），是取自妇女援助组织（WAO）的蒂娜热线（018-9888058）名称的英文缩写——“Think I Need Aid（TINA，我需要……）”。
回到出版这本绘本的初衷，陈婉丽提到，她们希望能够以平易近人的创作，接触更多大众。她说，人们对常见的家暴照片无感麻木，总认为自己不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然后就转身而去，结果失去了进一步理解家暴问题的契机。
“我们希望蒂娜是一个可以跟所有人产生连结的角色，不只是家暴幸存者，还包括碰到困境的任何人。……这不是一般的宣传手册。我们不要那种家暴常见的图像，而是更抽象一点的意象，这反而更有冲击力。”
“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些女性不离开她们的丈夫？为什么她们那般愚蠢，还留在家中？事实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来得复杂。阅读她们的文字时，你可以感受到她们还深爱着她们的丈夫。离开并非易事，在踏出第一步以前，她们需要面对各种威吓、情绪和社会压力。”
“所以，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呈现这些女性的内心挣扎。”
我是忧郁症幸存者
家暴幸存者的无助感，对于曾患忧郁症的陈婉丽来说，并非全然陌生。
“我是忧郁症幸存者，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能够理解她们文字中的绝望。”
无论是在新书推介礼这样的公开场合或是私底下，陈婉丽从不掩饰自己得忧郁症的事。过去，她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老是成为亲友负担，后来都习惯把心底话隐藏起来。重拾画笔是很后来的事，她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跟文字相处。
她的继母是个英语教师，加上自己曾是执业律师，所以她习惯用文字思考。治疗忧郁症的那段日子，她每天都要写日记，然后按月呈给心理医生。最近，年届40岁的丈夫得动心脏手术，陈婉丽再次写日记，才发现焦虑的根源。年轻丧母的她，害怕得再次面对挚亲的死亡。
如果说文字是一种释放，那么重拾画笔则让她的心灵开始获得救赎。她发现，创作可以让她获得心灵满足，同时可以免除加重亲友负担。今年7月，她还积极参与精神疾病的醒觉活动，跟心理治疗和防范自杀等组织合作，举办了她人生第一场个人画展。
不做“理想中的女人”
陈婉丽从手机打开绘本的电子档，一页页翻阅，还原创作蒂娜的幕后点滴。学法律的她，画笔下尽是波浪的曲线条，其中最显著的是蒂娜那头长卷发。那是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于某种女性形象的性别期待。可是，她跟现实中的女人一样，努力成为“理想中的女人”，却不能担保她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平等，长卷发结果变成了万千烦恼丝。
她说，她穿戴着华丽精致的心形项链，可是内心却藏着许多没有人愿意聆听的心声，最终只能埋在心形项链中。蒂娜在想什么、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没有人知道。陈婉丽也把写作课的现场画进书中，最终呈现的是蒂娜拥有各式各样精巧和不同功能的镜子，里面却空无镜像。当女人学会无私奉献成就家人和丈夫时，却换来没有面貌的自己，她的世界里只剩下冰箱上的各种备忘录、紧急电话等各种贴纸。
绸缎原本予人柔软舒服的感觉，是家居布置最好的配件，在陈婉丽画笔下，却化身为监狱般的铁条，将蒂娜囚禁在原本是最温馨安全的家。镜子、心形项链、波浪形长卷发、一条条绸缎，这些带有性别意涵的物件，范限女性只能成为某种女性的界限。
陈婉丽提起，绘本较早前在槟城乔治市文学节初步推介时，曾听一位也是妇女援助组织会员的出席者，分享一则关于长发的故事。一名受到家暴的妇女，终于鼓起勇气离开家门时，第一件事，就是一刀剪去长发。因为，丈夫对她施暴时，总是用力地拉扯她的长发。长发成了她身体最累赘的一部分，如今一刀剪去，既主动摆脱了社会赋予女性的主流形象，也主动选择与过去伤痛的一种告别。
绘本出版后，有些家暴幸存者在书中认出自己的文字，十分雀跃。对于陈婉丽来说，那也是赋权予家暴幸存者的一个实例，她们说自己的故事。那绘本中的蒂娜呢？陈婉丽最后让她在绸缎上，写下“我憎恨他”的种种缘由，心灵从此才获得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