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郭鹤年在新马发迹，但是他在1970年代把生意重心转往香港，其背后原因一直是众人的悬念所在。郭鹤年如今透露，税务是其转移的主要原因。
“我选择在1970年代转移到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税务。”
“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似乎在比赛，看谁可以向那些为国家生财的人征收最多的税务。”
“他们以惩罚性税率向我们的利润征税。如果你挣得一块钱，你仅勉强留住50分。”
高征税抑制现金储备
郭鹤年在其自传解释，他当时主要做大宗的商品交易，采购量庞大，3000个批量就等于15万吨的糖，因而价格稍微波动，那怕是美元一分钱，都会深深左右他的盈亏。
“如果我买空而出错，或卖空而出错，追加保证金通知就足以把我摧毁。所以，我有绝对的必要建立自己公司的现金储备。”
他进一步指出，新加坡的高额税率，抑制他加强现金储备，以致他必须面对巨大的金融风险。
郭鹤年补充，此外，尽管新加坡不向岸外贸易盈利征税，但却十分严苛地要求商家证明之，反观香港的税务环境鼓励商业。
“（在香港）你只需缴付17%的企业税，所以就每一块钱的利润，你就省了33分。”
对新国情感丝毫没变
郭鹤年指出，既然他参与全球的糖贸易，寻找低税率基地是绝对有必要的事情。
“税务政策在鼓励和阻挠生意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香港政策是很直接的。为何我要聘用一群的律师和会计师来避税？”
郭鹤年强调，他对新加坡的情感不曾有丝毫的改变，而转移到低税率的香港只是理性之举。
他透露，1970年代中期，他转移到香港之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经常找他咨询马来西亚的事务，有时也会一起吃午餐。
“不过，这些非正式的会面在我搬迁到香港后就中断了，因为我无法在短暂通知下就现身。”
“香港是比新加坡或马来西亚都更大的池畔。我开始清楚发现，美日欧的顶尖执行长总是走访香港，若不是一年一次，就是两三年一次……我们从1960年代开始考虑迁移部分业务到香港。我最后在1974年下定决心，决定我必须设立香港郭氏兄弟公司。”
《郭鹤年自传》昨天起在香港上架，而部分内容获得香港《南华早报》转载。此书预计在12月1日在大马发行。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