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1日，国民阵线（简称“国阵”）正式成立。执政党联盟从马来亚独立初期巫统、马华公会和国大党组成的三党联盟，扩大至1970年代11个成员党的国阵。
虽然联盟（Perikatan）是国阵（BN）的前身，但是马华公会在联盟时代与巫统“平起平坐的关系”，到了国阵时代迅速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巫统主导的一党霸权体系。
在马来西亚半岛，巫统得以迅速确立其政治霸主地位，1969年五一三事件是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巫统精英借助五一三事件，落实几项改变日后国家政治与社会面貌的核心动作。
扩大法律煽动内容
巫统派系精英架空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权力，最终逼使东姑“退位让贤”。伴随着巫统政治权力转移的，还包括了新经济政策的出台。此后，国立大学收生和商业执照受制于固打制。
五一三事发两天，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冻结国会运作，改以“国家行动理事会”（MAGERAN）操作国事。紧接着，阿都拉萨借助紧急状态赋予国家行动理事会的权力，扩大《1948年煽动法令》第3条文底下煽动倾向的范畴。
此后，任何行动、演讲、言论或出版物，只要具有煽动倾向，就是“煽动”。而所谓煽动倾向，则在紧急状态赋予的权力下增加两点：
一、煽动倾向包含导致马来西亚各族群之间，或各阶级之间，产生厌恶感和敌意的倾向；
二、煽动倾向包含质疑《联邦宪法》第三章或第152、153或181条款所确立或保障的任何事宜、权利、地位、职务、特权、主权或专有权限的倾向。
换句话说，既是含有质疑《联邦宪法》中公民权、马来文作为官方语文、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和马来统治者地位的煽动倾向，都属于煽动。
二在野党的基本盘
1960年代跨入1970年代，马来西亚社会弥漫着不满和不安。马来社群不满华裔社群领先经济领域，还想平行主导政治场域；而华裔社群对潜在暴力因素深感不安。
三党联盟扩大变成国阵，也是马来西亚正式成立之后，巫统收编半岛和东马各政党，包括当时在野的民政党和伊斯兰党。伊党于1974年加入国阵。短短三年之后，国阵政府于1977年11月8日颁布吉兰丹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同一年的12月13日，将伊党驱逐出去。
伊党退出国阵之后，与民主行动党分别在各自的政党基本盘与国阵分庭抗礼。大选时不投国阵的选民当中，马来人以伊党为主要政治认同的在野党，华人则以行动党为主要政治认同的在野党。
308后两极化发展
从1970年代一直到2008年全国大选之前，华社的不安，对内是一种对政权不稳定可能引发暴力事件的不安，但它同时外显于华社对马华公会、民政党和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简称“人联党”）在国阵内部没有作为的政治情绪。
这股政治情绪导致在野的行动党在2008年以前的大选，凭着其与国阵成员党，特别是与马华公会的日常对峙中，得以在华裔选民占多数的选区存活下来，并且在国阵趋弱之际取得不俗的成绩，赢得一定数量的议席。
同一时候，另一在野的伊党，与巫统形成朝野对峙的局面，也促成伊斯兰化的进程屡屡徘徊于温和保守势力和激进保守势力之间。这股保守思潮混杂马来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并在巫统这个联邦大政权和伊党这个州级小政权的政治对峙中，以及国际伊斯兰氛围的笼罩下，随着国内政局需要不断自我修正，甚至各自表述。
2008年之前，如果说伊党和巫统的对峙加速伊斯兰主义的发展，那么，行动党和马华等国阵成员党的对峙则巩固并致使族群中心主义在华社的发酵。
保守主义占据优势
2008年大选，政治海啸席卷之下，国阵在半岛的巫裔票跌了5%，华裔票跌了30%，印裔票跌了49%。半岛三大族群整体的跌势，导致国阵第一次失去三分之二的国会优势。往后几年，马来社群回过神来之后，自1970年代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巫统掌控的联邦政权可能发生更替，这已非仅仅学术讨论，并为之感到焦躁不安。
马来社群的保守性，加上巫统政权代表马来人政权，笼罩马来伊斯兰社群的不安，进一步在朝野对峙的局面中发酵。到了2013年大选，国阵的华裔票再跌20%，但是巫裔票却回流了5%，而在兴权会”（Hindraf）2007年大集会强力冲击下的印裔社群，也回流10%。
2013年的回流，一方面象征个别族群的不安和躁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保守主义对于既定执政集团的优势，在大小政权的操作下，再次占据主流政治的对峙氛围。
今年7月，希望联盟领导层架构出炉，并承诺“百日新政”。当时，政治学者潘永强表示，此次在野党结盟，格局之大，乃前所未有，但政纲保守，却恐是史上之最。
巫统打造保守观念
2013年大选之后，马来西亚政治氛围颇多诡异之处。民联时代在野党联盟体现的是进步性，希盟时代在野党联盟则体现出保守性。与此同时，过去居于保守位置的执政党联盟国阵，今天在巫统的族基政治频频结合宗教政治的脉络下，则表现为极端性保守的倾向。
这几年，整个社会笼罩在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的回流氛围中。作为执政马来（西）亚长达60年的国阵（以及1970年代之前的联盟），国阵的保守性是根植于巫统的保守主义。
巫统保守主义的基本态度，可以用这样一句话加以概括：存在的即是合理的。
巫统执政60年，对于巫统、建国史与马来人在这片土地的主人地位，从各个层面推广意识形态的大小工程，并深深根植于马来社群心理。历史上马华也曾积极在巫统的史观中，提出并加入华人同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的史观。
但是，五一三事件以后的发展，导致巫统建构的马来人史观逐渐淹没其余非马来人非土著的史观，并长期占据政治和教育体系的正统。这就是巫统在马来社群赖以建立的“巫统的存在即是合理的，也是不能被取代的”。
巫统的保守主义是以意识形态的上层建构，以横向和纵向错综复杂的方向，透过国家机器、党宣传机器、执政资源的利用，全方位渗透巫统基层和马来社群，而且其影响范围广泛，从媒体和教育到政治体制的运行，涵盖整体社会的心理建构。
很多时候，意识形态是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对其产生作用。但是，意识形态一方面是隐性的，另一方面又需要实际的操作以便产生预期的政治作用。
联邦政权虽然占据执政优势，但是，其意识形态的在地操作也并非顺畅无阻。巫统的保守思维，可以渗透一般马来社群，却在穿透根植于传统伊斯兰政治的特定马来群体，屡屡遭到修正，以更符合传统伊斯兰政治的保守面目示人。
保守倾向因时制宜
看回历史，巫统为主的联盟，愿意在独立的事态发展中接受英殖民宗主国的要求。这个民族主义的张力背后，隐含亲英马来贵族精英的保守倾向，与当时左翼力量的激进形成强烈对比。
这一路走来，巫统的保守倾向并非一直都是轮廓清楚的，并且基于具体情境需要的考量，是因时制宜的。走出马来社群，巫统的保守思维，更是屡屡遭到非马来群体的挑战和辩驳，以致在国阵的层次，巫统的保守内涵将经过一番修饰，以符合非马来群体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体现在为国阵精神护航的所谓中庸、开明。
2008年之前，为何巫统主导的假中庸、伪开明得以占据中间呢？潘永强在第11期《当代评论》发表的《六十年来的政党体系》一文中提出以下看法：
“民主行动党和伊斯兰党是历史悠久的在野党，是马来西亚政党体系中重要的政治力量，但他们在政治光谱上都居于两个极端。行动党的群众基础以华人和印度人为主，主张世俗政体，伊斯兰党的基本支持者以马来人穆斯林为主，声称欲建立伊斯兰国家，由于两个反对党的意识形态距离过大，他们在光谱上就分别位居国阵的左右两边，导致本属霸权性政党的巫统，反而占据中间位置而成为体系中温和的成员。巫统/国阵由于成功地占有中间位置，在多元社会里竟成为中间选民最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它长期执政的其中重要因素。”
保守标签游移变动
事实上，华社在生活世界体现的也是一种保守主义倾向。只是华社和马来社会的保守性，基于个别的社群政治观、历史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所差异，根植于不同的族群文化社会心理，因此其保守主义的内涵显得互为矛盾。
有时候，在一些具体的争议中，更显现为两条平行线，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摩擦。进一步审视，马来西亚社群和政治的关联性异常复杂。保守主义的标签，是相对而且变动的。
比如，政治上务实的巫统，在经济上务实的华社眼中，是保守甚至极端保守的。但是，在伊斯兰党眼中，巫统又是不够保守、不够传统，甚至党内具有自由派元素，是传统伊斯兰政治所不能兼容的。
事实上，保守、务实、进步等词汇，在政治场域的过度使用中，不但变成陈腔滥调，也变得褒贬形象化与刻板化。今天马来人不会轻易质疑对于行动党的种种指责和给定成见，以及华人不会轻易质疑对于伊党的种种指责和给定成见，某种程度也是这种刻板化的政治叙述和党派操作的结果。
一般而言，掌权者作为既得利益者，倾向肯定即有秩序。作为政权，巫统的生存，有赖于巩固保守主义的内涵，其中关键在于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建构。不但忠于君国，也要忠于本身族群、执政者、宗教、语文和文化传统。
当然，在资本主义构筑下的生活体系中，这些政治认同的内容还有赖于党国资本主义的运作，方能加以巩固，进一步形成以巫统为核心的领导权。
国会为巩固秩序服务
马来西亚实施的是君主立宪制的议会民主。除了忠于君国，执政集团建构的另一个层面，即是政治面，是将政治认同外延至议会的运作，进一步确立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作为政府运行顺畅的指导思想，以此主导认同的国民在历届大选中，以确保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作为投票的考量前提。这是执政集团的忠于党国的意识形态的建构。
巫统的保守主义内涵，将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确立为巩固政治秩序，确保政府运行顺畅，以及党国政策有效落实的政治认同的体现，并冀在政治、社会、经济、族群、宗教等层面，政治认同的群体体现其爱国、爱我民族、爱党的取向。
这一层又一层的构筑和实际操作，又可以在政局面对不同的权宜考量时进行调整，以致巫统的开明、走中间路线等非保守主义的中庸温和形象，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发挥政治作用。而骨子里的保守主义则短暂进入沉睡状态。
马来政治三分天下
今天所谓的马来政治的分化，在希望联盟的部分，正是源自巫统内部严重分裂的发展态势。国阵自1970年代成立以来，除了第一次的严重分裂是涉及马哈迪本人和东姑拉沙里，接下去的分裂虽然涉及马哈迪和安华，更重要的是涉及安华对马哈迪主义的解构行动。
烈火莫熄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下开展，并在1999年大选取得局部功效，接着在2004年大选面对挫败，一直到2008年大选才算是取得大幅度的胜利。
2008年大选之后的马来政治三分天下，在巫统的党国机器操作下，变成“投选中央在野联盟会让马来人失去主导权”的谬论。尽管民联年代的伊党和公正党分别是马来人领导的伊斯兰政党和多元族群政党，而希盟年代的诚信党和土著团结党也是马来人领导的政党，但是，这种谬论却能持续地在特定马来群体发酵。
马哈迪主义是巫统保守主义的一种示范，阿都拉尝试祛除马哈迪主义，但成效不彰，只是沦为半调子的搞作，不但无法动摇根深蒂固的马哈迪主义政权，更被马哈迪逼宫，并在马哈迪和安华从内外夹攻的情况下败出掌握首相大权的权力舞台。
到了纳吉时代，马哈迪对纳吉的逼宫不但失效，更面对纳吉展示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马哈迪主义统治手段的反击，导致马哈迪放弃从内部逼宫，转而组党与原有在野党结盟，企图从外部展开大反攻。
种族牌加入宗教因素
马哈迪另组新党，在希盟的架构下进行布城攻略，除了面对国阵，特别是巫统的反攻，也在彼此政治对峙的过程，对马哈迪主义展开自我的解构。
这种自我解构某种程度也化解巫统惯用的种族牌，以致纳吉年代的巫统在种族主义的操作中，大量加入宗教元素。种族和宗教的交叉使用，体现的仍是不同面貌的保守主义。
第14届大选，某种程度正是不同色彩的政治保守派之间的博弈和厮杀。
王维兴，国会智库，政改研究所（KPRU）执行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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