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马来西亚多元籍贯的方言生态，是语言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等的丰富研究资源。
1979年，李光耀在新加坡发起“讲华语运动”，以华语取代方言成为华社共同语言。这场运动形成一股风气，于1980年代也蔓延至大马。那时候民间社团组织发起“讲华语运动”，家庭减少使用方言交谈，学校禁止学生使用方言，“讲方言就罚款”成为莘莘学子的鲜明记忆。
然而将近40年的今天，在种种因素之下，方言环境渐渐缩小，维护方言的意识渐渐萌芽，这又促使 “讲方言运动”的“反风”崛起，例如槟城的“讲福建话运动”。
除了民间组织推广方言运动，方言议题一直是学术机构的研究方向。有语言学者带着学生到各个地区进行田野调查，除了采集民俗文化资料，也在各地方言记录存档。
图一：1931年马来半岛各县的华人优势族群（人口比例占超过45%者，视为优势族群）／白伟权制作。
乡音运动缺乏论述
与庇能福建话协会主席沈志伟视频访谈之际，窗外夜幕低垂万家灯火，电脑屏幕内的沈志伟，却在阳光明媚的英国伦敦。他也是槟城“讲福建话运动”的主要推手。沈志伟的谈吐之间，无论是偶然的语气助词，还是不经意的“walao”叹词，都夹杂着难以言喻的“槟城特色”。
很多人以为，福建人在槟城占多数，电视台也播放福建话节目，福建话就不会消失，沈志伟却认为这有误导之嫌。他说，唯有坚持跟身边的人使用福建话沟通，才能保留福建话。他以槟城人为例，许多人从小到大都观看香港粤剧，但只是聆听而不常使用，因此广东话也说得不流利。
沈志伟（见图）也表示，一些推广乡音运动的组织，传播和宣传概念做得很好，也能够提高社会醒觉。但是论述和策略相对贫乏，依旧停留在“华语是华社共同语，方言家里讲就可以”的思维，结果不少乡音运动在对大众宣传时，绝大部分使用华语。
“如果语言复兴只诉诸怀旧之情，缺乏实际策略与论述去改变社会的既有逻辑，那是不会有效的。”
“讲福建话运动”则依据语言学理论，制作视频讲解语言要得以保存，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父母和孩子以该语言沟通；第二、家庭以外有使用该语言的必要；第三、对该语言持有正面积极的态度。
他们也认为，由于人口流动大，各籍贯之间通婚多，以籍贯或血统的“属人原则”来提倡方言已经不合时宜，而应该以“属地原则”取而代之，即保留某个地区的强势方言为主要语言。
“你保留了那个地区大部分人使用的语言，你就保留了一种语言。如果你要在客家环境长大，可以搬去沙巴；你觉得你是广东人，要学广东话，可以去吉隆坡生活。如此一来，大家的语言都有办法存留下来。”
讲方言被视为卑微？
沈志伟也强调，社会的刻板印象，就是认为使用华语和英语的人特别高尚，而使用方言的人就显得较卑微。他解释，这是因为华校放弃使用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所致。“讲福建话运动”强调，福建话必须像百年前那样，重新成为槟城华校的教学媒介语。而他们已准备好为校方提供语言训练。
“以新加坡为例，独立后又继续使用英国那一套语言政策，所以英语的势力还是很强。”
沈志伟也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语言复兴硕士。他坚持，方言就是“母语”，对于民间发起的“母语复兴运动”是否能成功仍是未知数。他说，即使社会了解“母语”消失了很令人惋惜，但是运动推广人若缺乏具体策略，则难以说服人，大众也不愿意以“母语”沟通交流。
“我们试图改变社会的想法。如果其他乡音运动只诉诸对小时候的记忆与情感，而没有改变大众的思想逻辑，那是不会有效的。”
华语功能需要让位
沈志伟也分享，大马社会之前接触较多台湾和香港节目。前者以华语和闽南话节目为主，后者则是以广东话节目为主，因此社会还夹杂着方言环境。然而现今情况不同，中国文化势力强大，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娱乐节目，大马华裔观众都渐转向中国媒体。
为了保存槟城福建话，他认为现今应该进入“多讲福建话，少说华语”的年代，为福建话制造“大势”。除此之外，他也表示，华语的某些社会功能需要“让位”，让福建话能够在公共场合使用，登上大雅之堂，方言地位才能渐渐提升。
“比如说槟城春节大汇演，或是其他公共场合的主持人，他们可以用福建话主持节目。我们必须要说服主办单位，训练主持人的福建话能力，以便英语和华语的社会功能‘让位’给福建话。”
“这很难做到，需要每个人都有这个意识，才能逐步实践。”
他也认为，担心华语地位会被动摇是杞人忧天的事。
方言调查存档语言
面对大马方言环境逐渐萎缩，语言学学者邱克威认同，方言的消失，就是文化遗产的消失。他举例，自己进行方言调查时，许多中年人或长辈都会记得，他们的父母会用方言唱歌谣、讲谚语、说故事。
然而这些口传文化在这一辈已经渐渐遗失，文化也因此“接不回来”。
所谓的方言调查，就是调查人走进各个社区，记录当地使用的方言。他们主要观察在地方言和祖籍方言有无差别，分析其中原因。主要工具书是《方言调查字表》，它依据《广韵》的古音系统，排列出三千七百多个字。发音人需要依据自己的方言，念出所有文字；记音人则需要用国际音标写下读音，最后整理出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连读变调等资料。
邱克威也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助理教授。他坦言，方言调查无助于保存方言，而只是一种语言记录。然而它的意义在于，能最忠实地记录方言，让后人看到方言的原样。
“如果你从比较宽的角度来看，方言调查的过程，可以提高人们对方言价值的认识。有些人在调查过程当中，可以恢复他们的方言记忆和感情。调查时彼此聊天，大家对方言的意识会提高，也会向他们的后辈推广方言。”
华语强势大势所趋
为何大马华社无法像台湾或香港，以方言成为沟通语言，形成方言社会？邱克威表示，这必须从历史层面探析，台湾的华人本来就以福建人为主，就像香港以广东人为主。反观大马，虽然福建人占多数，可是广东人，潮州人的人数都差不多，彼此的方言势力不相上下，所以无法形成一个最强势方言。
他续称，如果广东人占了华人人口70%，而且经济实力在广东人手里，广东话就会成为绝对强势方言，整个华社会以广东话作为沟通语言，形成广东话社会。相同地，如果70%是福建人，而且经济实力在福建人手里，就会形成福建话社会。
“华语之所以能够进来（大马华社），其一是因为考虑到国际形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绝对占优势的方言群，大家都占一定的优势。我用我的方言你不认同，你用你的方言我不认同，所以就用华语。”
邱克威（见图）说，强势方言不仅仅以人数来掌控，语言学学者邹嘉彦和游汝杰就曾指出，语言的综合竞争力还包括五个方面：政治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文化竞争力、人口竞争力及文字竞争力。
“在大马这个以马来人主导的社会中，华文华语几乎是华社的重要立足之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华文保不住，方言如何生存。从历史来看如此，当下现实仍是如此。”
华语或方言是母语？
和邱克威约在雪邦的厦大分校食堂会面，午后凉风习习，他侃侃而谈，我一边消化学术性字句，一边提出有关方言的疑惑。比如说，华语和方言，究竟哪个才算是母语？
邱克威则表示，共同语和方言之间的关系，学界存有不同看法，基本上还是将母语定义为“民族的共同语”。
“日本人的母语是日语，那是以东京话作为基础的现代日语。大阪话跟东京话差别挺大，但是大阪人不会说我的母语是大阪话。英国人，母语是英语，那是以伦敦西南一个小省份的语言作为基础。利物浦或英国北部等地区，语言跟伦敦南部差很远，但他们不会说母语不是英语。”
针对一些说法认为，使用华语会渐渐消灭各籍贯的多元文化，大家最终只以单一的“华人”称呼自己，他强调，华社不排斥多元性，很多时候只是沟通层面的差别。
邱克威解释，事物的归类有多层次，社会在不同层面，会调整自己“该说什么”。
“在马来西亚，有人问你住哪里，你会回答：我住沙登。但是如果在北京，有人问你住哪里，你会回答：我住沙登吗？当然先说：我住马来西亚。事物的层次有上到下，大到小之分，我们在哪一个层面，就讲什么话。”
他也补充，19世纪末在新加坡出版的中文报纸《叻报》，其报导内容对华人的称述很明显。新闻内容提及华人一定列明籍贯，比如闽人、粤人、潮人等。只要新闻内容涉及不同民族，它就写华人、巫人。
“我说我是人类，并不排斥我是华人。我说我是华人，并不排斥我是福建人。我说我是福建人，并不排斥我是永春人。这有什么问题？难道必须强调永春人，才能够证明我是多元吗？”
“如果你是潮州人，也不需要否定你是华人。如果潮州话是你的母语，也没有必要否认华文是你的母语。”
华语和方言未必对立
邱克威表示，可以理解保护方言的情绪和立场，但是若让华语和方言形成对立关系，或为维护方言而打压共同语，是不明智的选择。
从大局来看，面对政治和种种压力，大马华人保护华文教育已经精疲力尽。如果为了推广方言而攻击华文教育，他坦言，这是仿佛拿着刀子让别人捅自己。
“在学校和社区推广（方言），包括会馆应该尽更多力量来推广，我绝对赞同。但是不需要搬出方言人权问题或华语霸权主义讨论。不然的话，会把一些同情者赶走。”
当媒体科技逐日进步，各种语言打破时空限制自由交融，方言的传播方式也变得更多元，更快捷。方言的艺术表演，从以往的草根通俗，搬上大舞台和媒体网络，让年轻一辈重新感受传统文化中，经久不衰的超时空韧性，也让方言随着社会发展增添新意。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的种种流变，都会影响语言的进展。由此探讨，方言和华语是不是可以脱离对立关系，在发展的社会中，营造共生共存的语言环境？
而总是身负“传承文化”重任的华社年轻一辈，是否已经厌倦以悲情和沉重来控诉自身边缘处境，能够以其他更自主和自觉的方式继承方言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