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十年前，你在哪里？
2007年三场社运，非但是大马政治分水岭，还成了不少人生命中的转捩点：有人意外卷入时代漩涡，从此心系社运；有者从学生领袖，一跃成为“海啸议员”，体制内外身份交错；一些坚守岗位，十年耕耘未曾远去。
我们访问了10位集会出席者，以口述历史方式，从十个小故事，回顾十年大时代。每一个平静的文字，背后是惊心动魄的经历。
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一）巴拉克里斯南（K Balakrishnan）
59岁，曾参加兴权会集会
2007年：退役军人
2017年：前兴权会理事，打理罗里生意，武吉加里尔园丘居民行动委员会
经历：2007年一场汇报会开启十年社运人生：跟随兴权会全国奔波，更在兴权会集会首尝催泪弹、出席各种大小集会……不过最终因不满领导层，毅然退出兴权会，如今积极筹组公民组织。
1. 是什么力量，驱动你参加这场运动？你当时在什么组织活跃吗？
2007年国庆日两周前，我接获短信，得知兴权会在隆雪华堂举办汇报会。我在那里看见他们展示幻灯片，诉说兴都庙被强拆、房屋逼迁、土生土长的印裔难获身份证等……我看后深感伤心：我曾在军队为国服役，为何印裔却在这个国家无法享有这些权利？
因此，我决定争取我们的权益。
2. 人在现场：简述你的心情、记忆与难忘片段。
集会前夕，吉隆坡设有大量路障，人们无法进入。当时我从黑风洞开往蒲种的家，看到镇暴队朝黑风洞开去，我回到家后，接到电话说镇暴队已在黑风洞了，我就直接到Ampang Point，凌晨1点多已看到许多人，有的来自槟城、有的来自吉打，约有500人。
一般在这个时间点，吉隆坡是相当安静的，但当时许多人聚在那里。
早上7点50分，联邦镇暴队在Ampang Point开始发射催泪弹，我人在现场，第一次尝到催泪弹。我以前在军队服役，未曾示威，尝到催泪弹时感到愤怒，惊慌失措，无法呼吸，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只能逃离烟幕。接着我们全跑到双峰塔。双峰塔前有拒马，我们席地而坐，避免阻挡交通。
镇暴队难控局面，驱散了这里，那里又来了人。大家不认识，但自动自发帮忙。催泪弹发射时，一些人带了盐巴，给旁人辅助，一些示威者还动用路锥，接过催泪弹后再把它盖住。警队射催泪弹时，并不是往上空发射，而是直接射向示威者。催泪弹一直发射到中午12点为止。
我问人们，为何你们会出席，他们各个都说“每次我们去政府部门，提出的要求总会被驳回。现在有人提出这些课题，我们最好跟随。”
《半岛电视台》在场访问人们，示威者非常愤怒。他们只是来呈交备忘录，也不是外来者，为何这样对待我们？如果警方不发射催泪弹，邀请数名代表递交备忘录，情况就不至如此混乱，就连英国大使馆也要接受备忘录，但警方却反应过激，还归咎示威者。我们不知会有镇压，以为只是集会和呈交备忘录。大部分印裔都来了，甚至包括国大党成员。
3.十年回首：民主与人生
无论是净选盟1.0、2.0或兴权会集会，警方发射催泪弹时，示威者多不会逃走，而是扯开衣服忍受催泪弹。现在，我在净选盟3.0、4.0、5.0发现，人们很欢乐地集会，政府也知道人们集会后，喊几句口号就回家。
其实，集会应该展示自己的力量，集会者应该要知道，他们想要的集会是怎样的。
若你要改变，人人须团结一致。2008年的改变从哪里来？每个人站出来，改变就开始发生了。当我在军队时，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我现在加入了公民社会，了解到他们的诉求是为人民好。我此前虽在兴权会，但无论什么人权活动，我都会参与。
（二）峇达鲁丁（Badaruddin Ismail）
72岁，曾参加净选盟1.0与兴权会
2007年：退休人士
2017年：退休人士
经历：年届七旬的他，在社运界人称Pak Din，自诩投身社运50载，是职业抗争者，从不缺席任何示威。他的格言是“我的精神是默迪卡精神，我的思想无法被殖民”。
1. 是什么力量，驱动你参加这场运动？你当时在什么组织活跃吗？
我的职业是抗争者（rebel）。60年代末，工人组织起工会，一旦有工会成员“被辞职”，其他人就发起罢工。他们没钱，我就送饼干给他们。到了70年代末，我就投入社运。
我从媒体知道净选盟办集会。净选盟1.0集会前，我曾是人民之声秘书处成员，在安华被捕后加入，之后在2004至2005年左右离开。
2001年4月，我与蔡添强、希山慕丁等人在内安法令下被捕。我们是抗争者，政府对我们的指控是暴力推翻政府。我没被送有去甘文丁扣留营，而是被扣41天。基本上，政府要“钓鱼”，搜集信息。不过，我们对这种威胁是免疫的。
我一直没参加政党，我拒绝受人指挥。我坚持默迪卡精神（Jiwa saya jiwa merdeka），思想不容被殖民（Permikiran saya tidak boleh dijajah），无法跟大队，不想待在大型组织。易言之，我不能参加任何组织。谁不对，我就批评。
2. 人在现场：简述你的心情、记忆与难忘片段。
净选盟1.0
我当时不认识玛丽亚陈这些人，但我是与公正党蔡添强一起去。我是从SOGO出发，看到不少警察与便衣警察。我常参加示威，知道这些是便衣警察。
我没法记得细节，但当天下起雨来，我还记得自己内穿黄衣，外则披上黄色雨衣。我们早已预料当局会不顾一切，镇压阻止这场集会，于是我们在SOGO抗议后，朋友驾了摩哆，载我直达皇宫。
我们抵达皇宫时，雨势渐小，已有将近千人同时抵达。现场群众太多，我看不清楚所有领袖的脸，但在远距离看到安华等人呈交了备忘录。我感到很光荣，因为政党一起到达，他们很团结，（可惜）现在则不是。
净选盟集会，我是在傍晚6点半左右离开。我对出席人数非常震惊，因为不容易有那么多人。1998年9月，安华被革除后，在国家清真寺外演讲集会，人数非常多，之后规模同样大的，就是净选盟集会了。
（当时）大多数人（对集会）是有恐惧的，他们还没打破恐惧的高墙，一旦你打破恐惧的高墙，就会去了。
兴权会
我是马来人的异数。万人印裔集会者中（罕见）的一名马来人。
我与兴权会领袖乌达雅古玛（P Uthayakumar）相识，在烈火莫熄时代，社运分子被控上庭时，他担任律师。虽然他没亲自邀请我出席，而且兴权会有自己的目标，（但）我觉得支持他们是我的公民责任。
早在当天6点半，我从安邦开车出发，沿途经过朝圣基金局，看到许多示威者，他们井然有序。警方在6点45分左右开始发射催泪弹，上空还有直升机，气氛非常紧张，但群众继续向双峰塔挺进。
我抵达双峰塔时，把车停在那里，加入人群。（其实）局势只是在上午9点多前紧张，之后就还好。双峰塔前有人演讲，群众人数又太多，警方难以镇压。
我没有呼喊口号Makkal Sakti（人民力量），偶尔有鼓掌。当时像猫捉老鼠，我还看到几个人被捕。
警方没料到群众数量如此之多，示威者从四面八方出来，从富都、十五碑、安邦等地方过来，非常有秩序，数量很大。我经验老道，知道如何游走，没有挨催泪弹。不过，我在净选盟2.0集会在富都挨催泪弹，记忆犹新。
在我人生中，1998年9月21日是我第一次尝到催泪弹。我当天早上在SOGO被警方暴力对待，晚上则在甘榜巴鲁被警方打，头上缝了针。当时有800多人被捕，百多人被控，包括我。
我曾参加乌达雅古玛等人举办的监督警察组织（Police Watch），关注扣留所死亡，因此认识兴权会的一些成员。我是千万印度人里头的一名马来人，但他们不感到惊讶，只是平常对待我。他们知道我不是来自政治局的。
我在早上十点多离开双峰塔，到对面澳洲大使馆喝茶，近中午12点才离开。当我离开时，群众开始散去。
3.十年回首：民主与人生
你亲爱的人，包括父母、妻子、孩子担心你被捕，会阻止你的行动。但这是一场斗争，若你要改变，则须牺牲，就那么简单。
我打破恐惧的高墙多年了，无论任何事情发生，家人都很支持我。若我被捕，甚至被杀，他们会接受。这就是命运。这不单是我的斗争，而是我们这代人的斗争。
你或许不能明白，若是一个社运分子，你就不能停滞在低潮，要迈步前进，要支持改变力量。这就是我从不缺席示威的原因。
2007年，我的分析是，1998年9月到2007年，示威处于低潮。但到了2007年，净选盟重新吸引群众。这是经历了很长的低潮。
对于想要在大选投弃票的人，他们必须看大局，我们的目标是换政府，撤除纳吉。他们必须格局放大点。
是的，现状难以改变，是因为恐惧还在。你必须打破恐惧的高墙。我的建议是，人们必须经济独立，自给自足。斗争的绊脚石，就是你亲爱的人。
普通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是早上起来想着如何谋生。你如何唤起沉默大众？他们并非沉默，他们也意识到问题，但经济不好，须兼职，做Uber司机、卖保险、摆夜市，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哪有时间像我们这样闲聊？
我已老矣，可能看不到改变。如何改变呢？这些人忙着挣钱生存，抽不出十分钟分析政治局势，要如何改变呢？
这十年来有所改变，但不够。司法、法律略有改变，不过不够，应有全盘改进。我仍然相信，若你要改变，你必须去示威，像阿拉伯之春。
马来西亚就像非洲一类第三世界国家，改变很难。政党、司法、警察、选委会、公务员都站在他们那里，怎么赢？唯有上街示威。
（三）颜贝倪
36岁，曾参加公正之行与净选盟1.0
2007年：蔡添强助理
2017年：公正党万饶州议员
经历：毕业后成为烈火莫熄“街头战士”的助理，乘着政治大海啸，不过三十即一跃当选万挠州议员，乃海啸议员之一。
1. 是什么力量，驱动你参加这场运动？你当时在什么组织活跃吗？
2004年，我在理科大学毕业后，（不久）遇上全国大选，蔡添强在峇都国席竞选，我们学运决定壮大多元政治这一块，于是我当起蔡添强的助理。
那时首相是阿都拉，他上台口号是Mr. Clean（廉洁先生），但林甘短片曝露了司法体制的舞弊，我们看了非常震撼和愤怒，（发现）法庭原来已非公平之地。律师公会发起公正之行后，我们觉得应该一起参与。
净选盟1.0集会时，主要由在野党领导。大家觉得大选快到，大选前应改变选制。集会前几个月，政党就开始动员，以凝聚集会当天的出席人数。
在此之前，我们有零零散散参加降油价集会，也曾出席反战集会，在美国大使馆前抗议伊拉克战争，看到镇暴队，人生第一次经历催泪弹，跟着学长、朋友到处跑。
2. 人在现场：简述你的心情、记忆与难忘片段。
公正之行
我们参加集会，习惯拉布条，但律师说他们要主导，要站在前面，要自己拉布条，要人们看到律师公会主导。我觉得非常具历史意义。律师大部分在法庭，很少看到他们上街抗议。
通常我们去一般集会，穿上T恤，但那天集会都是律师，都穿大衣，非常热，他们冒着炎热上街，当天后来还下起雨。
我们向来较少看到那么多律师聚在一起，那时安美嘉领导，还说“ 当律师上街，一定有不妥”。律师抗议方式不一样，有自己的表达管道，很少上街跟首相呛声，很多人以为他们会保持沉默，但律师这次上街，让人大开眼界。
那时候氛围不一样：律师很多，如果有事情的话，有律师帮忙担保，现场也没有看到镇暴队或警队，不像净选盟集会。我们开始举办降油价集会时，朋友会开玩笑说，集会来来去去就这几个人，但公正之行来了很多人，不同社区、族群和领域的人都增加了。
净选盟1.0
动员时，人数目标已锁在1、2万人群，但实际人数超出我们的想象与预设目标。当时乡村过来的朋友，是不容易的，要搭巴士，准备很多。集会前一晚，吉兰丹等比较远地方来的，我们还会办活动凝聚大家。
当天我跟一班社运和政党朋友，看到马来群众非常多。伊党动员浩大，所以马来人比较多。我们从独立广场走去皇宫时淋雨，在皇宫前还是淋雨，但尽管湿透了，我们还是很激情。镇暴队在那里拦路，我们还是钻到那里。
我们在不同据点，朝向同样目标时，不知各个地方的人群有多少，但我们到了汇聚点，看到那么多人时，感受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我们几个年轻朋友一起手牵手，喊口号，说要喊出对这个国家的什么改变，感觉非常好。大家喊bersih、bersih pilihanraya，当然还有reformasi。喊口号到没有力气时，就让其他人接，以保持大家的士气。
我的老板是蔡添强，每次集会他都会被捉，我的家人因此很担心我的人身安全。被捕是一回事，坐牢也会影响我的人生。
我会告诉他们，集会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很多朋友，如果被捉还有法律援助。他们看到这些，会比较放心，看到我那么坚持，也拿我没办法。后来，我弟弟也跟我一起参与集会，帮忙宣传。
3.十年回首：民主与人生
十年以来，尤其是08年的改变，是过去社运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最重要是基层工作。
每次集会后，大家都会很激情，希望下次集会更多人会参与，但集会后我们会回到各自岗位。我们要把握时机，把集会者组织起来，深化组织工作，各自在社区保持这股力量，扮演改革的推动者，以让有更多人参与下次的集会。
净选盟做得不错，集会后有些人会做培训，与政党配合做监票员，有些人捐钱。我们需要这些组织工作，以免在集会后出现没有方向、无力感的情况。
有了社交媒体，比较传统方式如讲座、派传单，资讯传达更快，尤其是在城镇。现在做的组织工作，可以更创意、多元。
近几年出现不同群体、不同的议题，会发动各自的集会，像绿色联盟，这是一个好现象。毕竟在民主社会，我们需要有活力的民间团体。以前我们很少看到原住民出来参与，但近几年有看到他们出来。
（四）刘镇东
40岁，曾参加公正之行与净选盟1.0
2007年：净选盟秘书处，行动党秘书长选举策略顾问
2017年：居銮国会议员，行动党政治教育局主任
经历：生为烈火莫熄时代，先是负笈澳洲研究伊斯兰政治，后以青年学者之姿参选，在行动党攻克槟州政权与南下柔州时，先后扮演“操盘手”要角。
1. 是什么力量，驱动你参加这场运动？你当时在什么组织活跃吗？
1991年2月，马哈迪提出2020年宏愿，到2005年希山慕丁举剑之间，马来西亚的族群摩擦很低，主要是前面半段经济大好，后面是马哈迪需要华人票。当马哈迪需要敌人时，都是犹太人、欧洲人等，但在国内很少有假想敌，至多是诉求和宏愿学校。
2005年7月，马来西亚出现政治交叉点，就是希山慕丁在巫统大会第一次举剑。同一个大会，代表要重新翻炒新经济政策。
2005年是一个分水岭。就在那个巫统大会时期，公正党、行动党、伊党派10个领袖，在波德申密会，谈了3天，要怎么面对后2004年大选的残局。
当时阿都拉上台，掌控9成国席，公正党甚至只剩1个国席，那是在野党最凄惨的时候。于是，三党坐下来讨论。
2005年党选，开明派大胜，开始影响伊党，希望扭转伊党的形象。当时行动党与伊党公开合作是很难的，但因为有了净选盟，每次开完净选盟会议后，宵夜就讨论议席分配。
在这安排下，公正党西华拉沙、行动党郭素沁、伊党赛阿兹曼几个人讨论，如何把三党招来密会，以改变格局。谈了之后，就说要在最低纲领合作。当时行动党与伊党难以合作，安华刚出狱，但在美国。
净选盟的功能是在野党非正式结盟。三党尝试寻找最低共同议程，就是选举改革。
2006年11月23日，三党在国会推介净选盟，由大马职工会主席赛沙里尔当联合主席，但实际是三党的合作平台。
三党合作，成功找到共同合作议题，也把其他人招进来，把2007年定为选举年。我们当时见了选委会主席很多次，但感觉东西没什么改变。
2007年依约补选，警方派出骑马的骑兵巡逻，选举像是战场一样。大家觉得若持续下去，就冲不出这个格局。于是，我们在7月启动半年的运动，决定在同年11月10日下午3点大集会。
我们在秘书处主要做文告、开会协调、联系媒体，还与黄进发等人做选举培训，向记者、部落客等人介绍选举。当时末沙布领导，在全国巡回谈净选盟，之后就有愈来愈多有关选举的课题。
2. 人在现场：简述你的心情、记忆与难忘片段。
公正之行
律师不满，律师站出来是前所未有的。律师来了很多，至少一半是律师。
净选盟1.0
10月开始，我们准备净选盟集会，当时我的办公室申请警察准证，后来被警方驳回。我们还印了100万张传单。
当时有秘书处成员观察，办公室楼下多了一档卖炸香蕉的，后来还多了一个擦鞋档，我们也不知是否来自政治部。净选盟1.0集会两周前，我们办公室就关掉了。
集会前夕，也就是巫统大会最后一天，当时阿都拉在最后演讲时，说“我讨厌被挑战”。整个气氛很炽热。
11月10日当天，不到下午两点，开始下起大雨。我在中央艺术访集合，但没到下午2点，公正党佐哈里阿都就叫4个据点的人潮转去皇宫。当时3000个警察驻守在独立广场，那里反而变成集会者设给警方的诱饵。
我抵达皇宫时，雨停了，前面只有一排警察，几辆警车，几匹马。除了占美清真寺的示威者被困，其他人全部走得过来。
从2000年至2007年，确有零星集会，但大型的、过万人的动员是没有的。我转回头的时候，后面全是示威者，达几万人之多，很是感动。
当时学校假期，很多伊党支持者怕无法进城，前几天就进来了，至少有1万人。
3.十年回首：民主与人生
2007年净选盟1.0集会时，我早已准备参选，因此对我个人的影响不是很大。但从2005年至2008年，我们在最不可能、最低潮的时候，把在野党的非正式联盟架设起来，是一项奇迹。
它打破好一些东西，既打破大集会冰冷潮，也打破政治僵局。突然间，大家看到这个焖焗打破了，06、07年很多人不满，但没有出口，突然间整个力量大家看到原来那么多人。
它也打破非马来人的参与。净选盟1.0到4.0，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从华人害怕上街，到那么多人参与。净选盟4.0集会，就是你能想象到的华裔都到了。
兴权会对2008年大选也是至关重要的。回首那几年，有几个点是关键的。2005年希山慕丁举剑，公正之行、净选盟、兴权会，这整个变化，直接冲击2008年大选。
2008年2月13日是年初七，人日，国会解散。
2月10日，年初四，我跟林吉祥等人吃饭，他在席上说，为前所未有之境做好准备，包括筹组槟州政府（Be prepare for the unthinkable, including forming Penang government）。 当时没人相信他，觉得不可能。他当时提出一个论据，即从来没看过印裔选民如此不顾一切反政府。
巫统分裂，马来选民不满阿布拉、有华裔不满，也有印裔的反风。在大选不到1年前，国阵拿80%印裔票，不到1年后，城市印裔票就没有一半了。
308大选，我去投票站巡视，国大党的拉票员把我拉一边，和我说投了你。马来人也是有的。一名穿着国阵衣服的马来人，拉起衣服来是安华的头像。
2008年是很多因素，一次来。现在其实也是有许多因素，但它没有串起来。现在纳吉肯定是害怕大型集会，因为一个不小心，闷局遇上一个因子，牵动整个东西，整盘局就不一样。
现在的挑战，跟2007年是不一样的。2007年是“反”而已，就是一个宣泄，找一个出口而已。2013年，不只是要找一个宣泄口，还有重建。这一块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五）云大舜
43岁，曾参加公正之行、净选盟1.0、兴权会
2007年：律师公会成员
2017年：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AICHR）大马代表
经历：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宪法委员会主席、年轻律师委员会主席、法律组织Loyarburok创办人……他自诩为烈火莫熄一代，在97年开始协助社运人士被捕的案件，往后大小集会，只要有人被逮捕，他与同伴都会挺身而出。不过，他在雪州大臣风波担任卡立律师，导致他与一些同道人出现分歧。
1. 是什么力量，驱动你参加这场运动？你当时在什么组织活跃吗？
三场集会，我都在场。我是公正之行的筹办小组成员；净选盟1.0示威者；兴权会担任律师公会观察员。
是律师公会驱使我出席。就公正之行而言，我们知道必须上街行动。林甘短片中的证据确凿，发表文告是不够的。我们要人们聆听我们的心声。我参加并非为了影响大选成绩。
2. 人在现场：简述你的心情、记忆与难忘片段。
三场集会的气氛振奋人心。人们深感愤怒，但足够理性，知道不可动用武力。人们当时已经做好准备，面对警方强行镇压。
3.十年回首：民主与人生
我从不后悔参加社运，它塑造现在的我。若我只是从事法律工作，而没有介入人权，则不会获得许多这方面的观点与洞见。参与社运让我更好了解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它给我很多机会反躬自省，对我今日的工作与生活有用。
我们许多人自烈火莫熄时期投入社运，是烈火莫熄一代。我大部分朋友成了政治人物，一些则留在公民组织。不过，所有人殊途同归：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我们可以自豪称之为“家”的国土。
2007年，我们必须挑战固有体制，当局开始接受集会这个现实，即集会权利是基本人权。我们不可倒退。警方也需要学乖。尽管面对挑战与威胁，我们别无他选，只可前进。
最终，我们达致目标：在和平集会法下，集会只需通知当局，替代了须获批准的要求。这时候，当局开始表现谨慎，对抗降低，而愈来愈多集会出现。
集会数量增加，示威的神圣开始降低。大型示威的影响，不如90年代末期一般。集会愈来愈多，也意味着影响愈来愈少。则正是我们今日所看到的。
早在2012年至2013年，当愈来愈多集会发起，以达到政治目标，我们即预视会出现低潮的问题。马来西亚人须明白，自己参与社运时的角色：为何参与？如何参与？以什么行动？
纯粹示威取乐，会弄巧反拙的。倦怠会乘虚而入。身为示威者，符合“反叛者”的角色，但也须有“改革者”、“社会改变行动者”的人配合。若无法彻底了解集会功能，人们就会轻易言弃。这也是我们今日看到的。
非政党运动须时时站在道德制高点，而不可偏颇政党，在某个课题导向政党，另一个课题则反之。我们看到许多人要做事，但缺乏专注，因为他们没有正确贯彻社运的“法则”。
就当下政局而言，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界限日渐模糊，人们摒弃他们原应扮演的角色。不过，我们看到愈来愈多觉醒的公民，准备捍卫自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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