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要时时刻刻提倡读书，努力选择好书籍，使大家不至于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要逐渐协助新兵接触文化，关心国家大事。学员内心逐步产生的求知欲望或令人不安的周围客观形势的逼迫，都能推动学员们由浅入深地去阅读书刊。
——切格瓦拉《游击战》第三章
“影响我们的书？那就是切格瓦拉的《游击战》。”
绑起一头长卷发的兹克里拉曼（Zikri Rahman），身穿黑色上衣，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左翼青年的理想和魄力。
他是“街头书坊”（Buku Jalanan）的创办人之一，当时还是玛拉工艺大学（UiTM）的学生。2011年至今，从沙亚南起家的街头书坊已遍布全球80余个据点。
兹克里不仅活跃于街头书坊，他也是“文学之城”（Literacity）的创办人，以文学作品重新挖掘吉隆坡故事；同时，他也加入了大马左翼联盟，目前他们在积极草拟大选宣言。
兹克里参与的活动当然不止这些，他仿佛对任何议题都有兴趣，常在街头示威、声援活动、文艺活动或讲座上碰见他。毫不夸张地说，他走到哪都会碰见几个相识的人，互相寒暄一阵。
他有时身穿抢眼的蓝色夏威夷衬衫，背着一个印有已故马来作家沙古伯（Pak Sako，原名Ishak Muhammad）头像的袋子。再过两个月，他就要到台湾交通大学文化研究硕士班就读。想象新竹街头多了一个颇为嬉皮的马来青年，那画面也蛮有趣。
“我想要更了解东亚。老实说，是台湾的公民社会运动吸引我去的，我什么都不懂，就只是想要跳进一个全新的环境，在里面畅游。”
“我也听说，那里有蛮多学者社运人（scholar-activist），这是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
切格瓦拉的启示
斋戒月的一天，和兹克里约了一起开斋，我这时才知道街头书坊除了是2011年全球占领运动浪潮下的产物，原来和古巴革命有些关系。
“我们的策略大多来自切格瓦拉的《游击战》。”
兹克里说，切格瓦拉的战斗手册强调书籍的重要，各个士兵战斗时须带上一本书，读完了再互相交换。
“这有点像流动图书馆的概念，我们就在思考，如何以没有良好组织架构的方式赢得战争？我们虽然小，但其实可以战胜国家，可在学生之中留下一些另类想象。”
“切格瓦拉非常激进，他让我们看到如何将理论付诸行动，阅读之后如何从书中吸取东西。”
他声称，理论和实践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并行。
于是，兹克里和友人们在保守的玛拉工艺大学外，建立起了“街头书坊”，以书籍交换和阅读为策略，作为介入“政治”的管道。
他们奉行“BACA”信念（马来语‘阅读’之意），也是书籍（Books）、艺术（Arts）、文化（Culture）和活跃分子（Activism）的英文缩写。
这就让街头书坊和一般读书会或书友会不同，也让它不仅是学生活动而已。
“一些喜欢文学的人来参加，谈着谈着，就扯到人权议题。我们是文学组织吗？还是社运组织呢？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
“我们（街头书坊）是一个混合体……不过，作为一个没有结构的主体也是好的，像一个开放的平台。”
寄宿中学的政治启蒙
兹克里在1990年出生于吉隆坡，也在此长大，而父母则来自吉兰丹。他的三个哥哥都是理工科出身，他也在玛拉就读工料测量系，毕业后当了两年的工程师，才决定于2015年离职，全心投入社运和文化工作。
兹克里在吉兰丹的祖父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诗人画家，对他的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
“祖父的家有很多书，他什么都读，也刻版画。他是最早一批由英殖民者送到伦敦接受教育的教师。”
若要说他的“政治启蒙”时期，反而是2006年只身到吉打古邦巴素（Kubang Pasu）就读寄宿学校的时候。那是他第一次要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
当时，有不少来自华玲和锡县（Sik）的同学，向他谈起70年代的华玲农民抗争。
而当时学校也鼓励学生阅报，如《新海峡时报》和《前锋报》，同学之间则私下传阅家长提供的《哈拉卡》或《公正报》这些在野党报纸。
为何要读禁书？
兹克里说，一次沙亚南街头书坊活动，有人带了前马共女战士珊西娅法姬（Shamsiah Fakeh）的回忆录，就有出席者质疑为何要读马共的书，难道不是禁书吗？
事实上，珊西娅的这本回忆录最初是由国民大学（UKM）出版的，已是研究马共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兹克里说，政府的确禁止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和马共相关书籍。而街头书坊曾经办过一次“禁书展”，把内政部的禁书封面列印出来展览，以表抗议。这包括重要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Kahlil Gibran）的《先知》。
兹克里说，从内政部网页上查询，政府自60年代以来查禁的书籍共有逾1600本，其中可看出禁书题材的趋势——60年代以左翼文学为多，其中包括许多中文书刊；70、80年代则以宗教题材居多；90年代至今仍有许多宗教相关书籍被禁，而有关性内容的书籍也被禁不少。
目前，内政部禁书尤以马来语书籍最多。兹克里认为，马来语是被政治化的语言，而他们要重夺公民对马来语的话语权，因此街头书坊的媒介语皆是马来语。
作为抗争语言的马来语
街头书坊策略性地使用马来语作为媒介语言，原因有二：第一，让马来语成为抗争语言，直接和当权者对话；第二，让马来语成为知识语言，但这和“国家文化政策”的实践方法和理念却有所不同。
兹克里指出，在马来媒体中几乎没有“抵抗叙述”，大部分人阅读《Kosmo！》或《马来前锋报》等亲政府报章；而一些较批判性的媒体如《商业电台》（BFM）则以英语为媒介，一定程度上能避开政府的监视。
因此，街头书坊试图打开空间，让马来语成为抗争的语言，可以用来谈论被视为“敏感”的课题。他指出，虽然许多人认为沙亚南是较保守的区域，但沙亚南街头书坊至今从未面对什么阻碍。
然而，森州波德申的街头书坊，曾因公开讨论什叶派课题，而遭宗教当局查禁。不同的地理空间，似乎也有不同的“言论自由”标准。
另一方面，马来语要如何成为知识语言？街头书坊在2011年成立之时，是少数使用马来语做知识讨论的团体。
“自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出台后，国家语文出版局（DBP）要规范我们说话用语的方式，而我们可否跨越这样的界限？”
“2008政治海啸后，‘后烈火莫熄’世代崛起，我们要重夺语言的本质，让它更具世界主义特质，邀请更多人使用它来传播知识。”
因此，不少街头书坊成员在2015年协力举办“Idearaya Festival”，标榜作为批判性的知识和文化平台，全场活动以马来语进行，讨论文化、政治、知识、历史和哲学课题。
他们目前也在筹备着第二届的Idearaya，冀望将知识“下放”至民间，重夺民众对知识、文化和语言的话语权。
马来文化革新运动
这些年来，兹克里和许多马来青年试图以文化运动介入政治，改变社会。而马来独立出版社的蓬勃发展， 更掀起了一场文化革新运动。
这些反叛、不安分的“小集团”，积极对抗国家霸权，也成功“K.O.”掉了国家语文出版局。虽然国家语文出版局将这些马来文学视为“低俗”，但如今人人手上都捧着独立出版的书籍或杂志，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国家机器。
兹克里（见图）认为，文学和文化是互动和介入社会的管道，而马来文学界内部在80年代以后就没有引领文化思辨的论战，以致让人认为保守无趣。
“上一次在马来文学圈的论战，已是80年代的事，是国家文学家沙农阿末（Shahnon Ahmad）和左翼作家卡欣阿末（Kassim Ahmad）针对文学如何符合伊斯兰的争论。”
“沙农认为书写是上苍赋予的任务和责任，而卡欣则认为伊斯兰价值能从任何世俗文本获取。对我而言，这场论战很无趣，而且只局限在马来社群。”
“这样的论战还有关系吗？我们如何往前走，再创造新的论战？事实上，无论在文化、文学或戏剧圈，目前并没有任何论战发生。”
没有形体的文化运动
不过，兹克里对当代的马来独立出版文化也有所保留，并非一味吹捧。
“我有存疑，一些出版社只在乎生意和利益（没有论述和回应）……例如我们应如何破除枷锁，干预出版机制的问题。”
“我们应该挑起论战，扣问事情，直接批评……以撼动体制。”
他也指出，一些独立出版社行销书籍的手法未必令人苟同，有些只是顺应潮流，并没有实质的内容，流于表面。
兹克里认为，在社交媒体崛起的时代，事情和运动的发展变得更加迅速。然而，却有必要去反思和论述这些运动的形成意义，以捕捉当中的精髓。
“这样我们才能将种子撒在各处。街头书坊就像颗种子，有些东西会从中生长。”
他说，街头书坊没有固定的结构样板，却不知不觉“开枝散叶”。
他举例，印尼1998年改革时期以前，就有一些“无形”的文化组织（organisasi tanpa bentuk）。他们不如劳工或妇女组织般有清楚的定位，因此“无形”，却能更自在地和各领域合作串联。
“或许那就是本地文化运动的未来。必须先有文化运动，而之后政治才会跟上。”
也因此，他自认是个如此实践的文化工作者。
新世代的马来青年
兹克里说，由于他在马来社群长大，念的是国立学校，因此在上大学以前，没有一个华人朋友。我好奇地问，难道他在玛拉念书时认识了华裔学生？
“当然不是，玛拉是土著大学嘛。我的华裔朋友都是在街头认识的。”
“是通过社运场合，让我认识华裔朋友。这或许就是我们的时代印记，净选盟和其他集会让我们更了解彼此。”
谈及1969年五一三事件以后的新经济政策，兹克里坦言，当然支持扶弱政策，但不该局限在单一种族，而是给有需要的人。
“我支持玛拉工艺大学向全民开放。”
他说，身为马来人，并不和马来西亚人的身份冲突。而他并不喜欢强调自己的某些单一身份。
“我们可否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可否超越国家强加的身份？”
而他相信，这些身份随时可以置换、改变、更新。
或许，这也是如街头书坊这些“无形”文化运动的精髓，可以自在穿梭于缝隙，也可填补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