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在摇晃的轻快铁上，一名包着头巾、甫脱离青涩岁月的马来年轻女子正抓着扶栏，几乎没有抬起头。她偶尔放开扶栏，让手得以翻开书页，并神魂颠倒地陶醉其中。火车一停下，魔咒一时间内被解除。
“糟糕”，她心里嘀咕，发现坐过了站。她匆匆冲出去，手指依然为《叛教者》（Murtad）一书的某页做标记，然后走到月台的另一端，想沿原路折返。她的脑袋，依然塞满了文字。
欢迎来到马来独立出版业的黄金时代。
今非昔比，年轻人捧书阅读，已不再是吉隆坡罕见的景象。而书籍的封面，往往足以令人竖起耳朵，标题则仿佛在挑战极限。
培养此风气的推手，是一群被视为马来独立出版社的“小集团”，即阿米尔穆哈默（Amir Muhammad）、穆达利乌曼（Mutalib Uthman）、埃萨慕丁（Aisamuddin Md Asri）和相对菜鸟的祖菲克里（Zul Fikri Zamir）。他们的出版社分别取名为Buku Fixi、DuBook Press、Lejen Press和Thukul Cetak。
5年以降，他们出版了数百本以新手作家为主的作品，在出版界和马来读者群中，激发了某种程度的复兴风潮。
促成此现象发展的背后故事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何这些年轻人（除了43岁的阿米尔穆哈默，其他均35岁以下 ）会在一个每年人均只阅读7页书的国家，选择成为出版商。
DuBook Press首席执行员穆达利乌曼（见图）说， 他毅然地孤注一掷，是因为我国的官方出版社兼马来出版业的主要驱动者－国家语文出版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平庸无用（tak berguna）。
“他们没出版有趣的书籍，他们的办公室虽大，脑袋却很小。”
DuBook是马来字眼“鬣狗”（dubuk）的双关词，如一些愤世嫉俗者按字面的理解，该出版社正在捕食国家语文出版局的残骸。总有一天，穆达利乌曼说，他要收购国家语文出版局。
祖菲克里附和说，“我们要感激国家语文出版局营造了如此糟糕的状况，以致独立出版社须取而代之。我们不确定，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但谢谢你。正因为国家语文出版局，我们得以生存，并让此替代出版业继续茁壮成长。”
没人阅读的失败之作
但双方似乎都在相互鄙视。国家语文出版局觉得，这些独立马来出版社的作品拙劣，且不值得被称为文学。
实际上，它们的确不是。独立出版社的大部分书籍，都被归类为“低俗小说”。使用的语言就像个“大杂烩 ”，跟年轻人日常的用语很相近。故事情节一点都不高雅，但又怎样？
埃萨慕丁反驳国家语文出版局说，无论语言的水平再高，如果无法吸引读者翻阅，有关书籍就是一本失败之作。
创办于2011年的Lejen Press有一组11人的团队负责检查手稿，很讽刺地要确保每本书符合一套语法标准。
“我们在对话中只使用地方俚语（bahasa pasar）。反正，那才是民众说话的方式。”
Lejen Press较Buku Fixi稍迟几个月诞生，后者堪称为马来独立出版社（年轻又时尚）的鼻祖。
创办人阿米尔穆哈默（见图）之前因拍电影而成名，他的两部作品《最后的共产党人》（The Last Communist）和《村民，你好吗？》（Apa Khabar Orang Kampung）先后政府遭禁播。曾有一段时间，民众期待着阿米尔穆哈默会再度在我国电影业干一番大事。
但少年得志的他感到很沮丧，他在本地根本找不到一本想读的书籍。
不出所料，他开始搞起了出版。
除了剪辑电影，他间中也为本地的蠢鱼出版社（Silverfish）策划选集，但蠢鱼出版社只出版英文书，而主要迎合城市和掌握英文的中产阶级。
阿米尔相信，跟他一样，具备购买力及日益增长中的马来中产阶级，渴望更多样性的书类。多亏这些独立出版社，如今愈来越多年轻人阅读，或至少为了赶时髦而购书。
看似很酷
对于许多年轻人购买Lejen Press的书籍，纯粹是为了在大庭广众展示而看起来很酷，埃萨慕丁（见图）并不因此感到难堪。
“但我们要思考，为何年轻人，尤其是男性不好意思随身携带书籍？”
“如果你带着一本以少女为封面和标题花哨的书本到处走，你会被我们的社会污名化。我们需要不同的触动来制造一种归属感，如今民众已不会因为别人知道他们读书而感到难为情。
Lejen Press的书籍无疑很吸睛，至少可以这样说。一些具争论性的书名包括《罗斯莫：不祥的女人》（Rosmoh: Perempuan Puaka）和《猪：在火焰后恋爱》（Babi: Bercinta di Balik Api）。
“猪是马来社会的忌讳，它被视为污秽之物。但我们相信，无人可否决使用猪的字眼作为书名。”
近期，一名政治人物就猛烈抨击挑选有关书名的出版社无礼，但拥有电子工程学士的埃萨慕丁未被吓倒。他的团队没有蓄意费心思去渲染“罗斯莫”的书名，尽管有关书籍的主角跟首相夫人有相同的名字。
他说，罗斯玛（Rosmah）是主角的名字，而小说是论及巫师（bomoh）的情节，所以很自然地取名为“罗斯莫”（Rosmoh）。
“我们告诉他，罗斯玛可以是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况且，书名是《罗斯莫》，非《罗斯玛》。”
“书局内有上千本书，难道我们不是常被一些引人注目的封面和书名所吸引吗？”
Buku Fixi的书名，则很容易在拥挤的书店中被辨识。他们习惯采用大胆的封面艺术，配上醒目的颜色和单字的书名。
流行音乐和柏拉图
埃萨慕丁表示，这足以挑起他们的读者兴趣，而后者以10多岁到20岁出头的马来人为主。其中四分之一是男性，对本土小说而言算相当的高。
“Fixi”其实也是双关语，它是年轻人用来形容定速脚车的流行城市术语，同时也是小说（fiction）的双关语。读起来，它似乎很无礼地催促国家语文出版局把英文字眼融入马来文之中（想看从英文字audience演变而成audien，尽管马来人早有表达相同意思的penonton一字）。
Lejen，也是在劣化英文字“legend”，而读者却很骄傲地通过一款“我是Lejen”的贴纸，向出版社示忠。Lejen的读者群也以女性为主，年龄介于20岁至30岁。
去年11月刚成立的Thukul Cetak颠覆了此趋势，它的男女性读者比率为60:40 。有别于其它出版社，Thukul远离低俗小说。
祖菲克里（见图）说，“我们的理念是要为独立流派，注入严肃的论述。”
Thukul Cetak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很严肃的政治评论集《无冕元首》（Agong Tanpa Tengkolok），作者是《当今大马》前主编法迪（Fathi Aris Omar）。
封面的大众艺术掩饰了沉重的题材，但读者（大部分年龄低于25岁）相当欣然接受。目前，该书已第三次印刷并为Thukul 筹足经费，尾随Lejen和Fixi从虚拟商店成为实体店。
曾在学校执教鞭的祖菲克里（30岁）披露，他的公司计划翻译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和捷克小说家卡夫卡（Franz Kafka）的著作，并会适度地改编柏拉图的作品和使用来简明易懂的语言来呈现。
“我们要让他们流行起来，把他们变成某种时髦。这样，年轻人才不会觉得唯有阅读Fixi和Dubook Press的书才算是赶时髦。”
“他们也应该觉得，阅读哲学和经济是一件很时髦的事。”
躲避审查与眼红的长者
一定程度上，祖菲克里代表着马来独立出版社的第二浪潮。偶尔执笔写作的他出版了4本书，第一本是在2012年由DuBook出版。
他说，Thukul的书店将不仅限于一间书店，它将成为收藏稀有书籍的图书馆，同时设有迷你吧台供学生消磨时间。
“我们举行了一场讲座和电影观赏会。明年二月，我们打算主办一场戏剧表演和写作工作坊。”
内政部曾查禁Lejen的一本书名，Thukul的另一本书则不允许进入东马。
《无冕元首》（见图）被禁止进入沙巴，怀疑是因为封面展示了前首相马哈迪的肖像。Lejen的《Psiko》则因含有暴力和色情内容，而被内政部查禁。
DuBook穆达利乌曼说，他们的两本书《 Aku__, Maka Aku Ada》和《Nazi Goreng》盛传也难逃被封杀的命运，唯仍在等通知函。
阿米尔穆哈默指出，Fixi的书成功逃过审查，但却激怒了一些来自老牌出版社和满怀嫉妒的作者，而企图煽动抵制。
“其中一人甚至说，我们应该模仿出版一些像哈利波特的安全素材。这个可怜的东西可能不晓得，西方有许多保守的基督教徒尝试要让图书馆禁止哈利波特上架。”
“到处都可以见到假正经和卫道人士。 ”
即便如此，Fixi上个月开始为一些书贴上“只供成熟的读者”的标记，作为劝告用途。
但总体看来，玩世不恭的态度，已在这几个紧密结合的独立出版社中根深蒂固。
阿米尔穆哈默说，“我们很享受彼此的陪伴，我们的即时通讯应用程序WhatsApp群组，比任何政党含有更多争论性的内容。
分享就是关怀
尽管彼此要在相当小的市场竞争，各独立出版商之间有很深厚的同志情谊。Lejen的埃萨慕丁称之为“友谊赛”。
祖菲克里苟同说，“这就是为何我们看起来很有条理，因为我们互相支援。”
而且，除了国家语文出版局和Karangkraf的Buku Pojok，这个小圈子愿意跟任何人为友。
Karangkraf是我国最大型的杂志、报纸和书籍出版商，规模庞大到自然无法跟独立出版社一同经营。
埃萨慕丁表示，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对生意有利。比如当某人阅读到Fixi的书后，很大可能也会到Lejen、DuBook甚至是Thukul采购另一本书。
“当有健康的竞争，出版业的未来前景就较有吸引力。”
对阿米尔穆哈默而言，分享就是关怀，其中包括提供免费的内容。
“如电子书阅读和写作平台Wattpadd，我们正朝向那个方向，免费赠阅整部小说。因为我相信，自助出版电子书经销商Smashwords创办人所言，写作人面对最大的危险不是盗版，而是默默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