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英国第二任参政司道格拉斯决定改吉隆坡为雪兰莪首府，选择巴生河西岸为其行政区与叶亚来为代表的民间区域隔开来，政府人员驻扎在武吉安曼吉监视着、提防着民间；而民间不能将活动延伸过巴生河。

无论是叶亚来也好、净选诉求也好——虽是与政府同饮巴生水，彼此关系却是无法跨过这巴生河。

428是公民社会的时代

709后的社会改变是，公民社会动员，主导议题的能力足以挑战体制的威信。出席的净选盟妈妈、选举改革教育（SEED）等709后雨后春笋的公民社会，在水炮的灌溉、黄花的护土后，茁壮了起来。428的10万人不会只是所谓的政治狂热，更多的是公民坚定了表达的权力，成塑完整的公民人格，那一天成了梭罗信念的自由人。

428宣告了NGO和NGI的成型，告诉政党能够动员社会主导议题的，不会只是政治箐英的垄断。

所以709时候的肃杀在428下午3点以前不曾看见，代之有苏丹街商务书局前有《百年》活动，群众欢颜参与拍摄；柔佛边加兰“愤怒龙虾”出现街头，我国的公害不只在关丹，“铜乐队”造势。我还看到了童年的偶像Power Ranger。一条条横幅，提醒民间政府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

警察的428

之后的一幕幕暴力，骚动不是709所能想象的。警察率先动手，以拳头、脚踢、催泪弹回应人民静坐抗议的要求。黄进发说过的，警察代表了公权力，当警方一拳一脚攻击着群众，等于纳吉政府对人民的态度。

警方连串的“标准失控”，我们应将矛头直接对准政权。

车撞群众、事后“放狗咬人”等事态，已成为了警方428最好的写照，殴打记者没收摄影器材，叙述了政权的傲慢。警方428的凶恶是冰冻三尺的，是政府平日的放纵，人民平时的忽略。我们多愤慨警方对付集会者，惟警方之前对群众的态度不遑多让，扣留犯死于羁留期，已是警告了我们警方的任意妄为视生命为草芥。、

428后控诉、剪接片段或文章抨击警方，我们还必须加上一个政治诉求：设立投诉警察行为委员会（IPCMC），监督之、调查之、审讯之，将警方的暴力事件还原，让滥权者从警队剔除。甚至于检讨当今警察结构，公开警方的行为守则，警方的权力架构等。

政权（警察）的傲慢

舆论批判警方暴力根本是苍白的，主流媒体还是把焦点围绕在，到底是谁先开始暴力？到底是谁冲进去广场？这些空泛的标题折射了主问题，中心问题被“忽悠”了。我们必须强调警方的种种不是，而政府尤是纳吉享受了国阵50余年的荣华，也必须为政权（警察）的傲慢埋单。

而安美嘉离开、路障打开、警方开片，428暴力三序幕是凑巧的多么天衣无缝，如是警方欲扣留犯“独立广场静坐”的份子，那么向后方群众丢掷催泪弹就是不义和不可接受的。

Solidarity

428当天，我火力全开了，在敦霹雳路和”地痞”展开对峙。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敌进我退，敌退我扰”，三次的撤退后再前进。我觉得的确对FRU带来了压力。我最后累了不退了，摊坐在FRU五步之遥，喊着“我是不退了，任尔东西南北风”。FRU不知所措相互交望，我也紧张可能的暴力对待。

须弥间，有位洋人坐在我身旁与我环着手。我问为何？其答之：“ solidarity”，心中多了份感动。随后催泪弹一弹一弹袭来，我们俩撑着到底，毫不退缩。他比我淡定，还一直安抚我“我们会撑过来的”。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汗味。是那么的安定心灵。

遗憾，有位”地痞”眼见我们不受影响，踢来了催泪弹。眼见于此。我徒手将其丢开，“烫！！”，“地痞”怒视而来，还朝我挥棍。幸媒体随之而来的镁光，吓唬了“地痞”。

然而，“地痞”突群起而来，架着我二人离开。我以为会在警局过夜，但”地痞”最后只是把我放回群众里。洋人朋友不知去向，他知道我的名字，我却不知其为人，惭愧。

“独立”的广场似远还近

我拖着烧伤的手掌，找寻救援队，年轻的医师面对尸鸿遍野，哀嚎的人群除了医者仁心，更多的是无力吧，药品没有了、救护车遇阻。他忙着为我找降温，却难以为之。我只能让重伤者优先，自行找冰块。大商家财团是冷酷的，7-11向我说不；宋记牛肉面是情在人间的，老板送上了一大包的冰块。

我冷却着手掌，看着远方的“战场”，叶亚来路在我脑里闪现。50年了，我们从殖民地手里取得政权，实现了独立。从前巴生河是大河，如今却是沟渠，但是我们却仍无法用脚跨过巴生河。

“独立”的广场似远还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