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究竟到底在干吗？”

这句话是摇滚青年江育达（右图）于大学毕业后在公司业务部门上班后，经常想的一句话。也因为如此，他决定脱离资本主义的规范生活，从原本的白领上班族，到成为一位每天在农村光着脚丫的环境运动参与者、激进音乐文化行动的青年歌手。

他决心用吉他创作歌曲捍卫农村（注一）与土地永续，用歌声进行文化抵抗守，为弱势发声。

“农村武装青年”主唱兼吉他手——江育达（阿达）于10月14日晚上7点于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举办“夜行异境．人与土地”系列讲座“当摇滚遇上农村”，分享他用行动文化来参与环境运动时心路历程。

用歌曲来捍卫台湾农村

2007年阿达因为乐生疗养院（注二）逼迁议题，燃起了社会不公义的气愤，辞掉工作，拿起了吉他，效仿启蒙他的乐团黑手那卡西（注三）的街头抗争精神，开始了文化抵抗行动。

他带着一把吉他走人群众，跟各地的农民聊天，时时提醒自己避免用知识份子的角度来看待弱势群体；他选择了用聆听来思考抗争。他说，“只要能站在舞台上要做的事情可以很多，我用我的身份，唱我的歌。”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行动，因此选择用自己生活在农村的生命经验，用歌曲来捍卫台湾农村。

“歌的主体性必须是来自于自己与社会的对话。”

他透露，这种想法源自2007年3月乐生理想音乐节上演唱，用音乐与乐生的公公婆婆们对话，过程中的对话与互应是会与当地受到压迫的弱势群体产生沟通的效果。从此阿达决定用创作歌曲来跟社会对话。

团名受白米炸弹客启示

该年的6月21日白米炸弹客杨儒门（注四）获得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的特赦，阿达为了向其致敬而替乐团名为“农村武装青年”。

阿达来自于农村，关怀农村，到各个台湾社会运动场所，聆听居民的声音，从乐生理想音乐节、溪洲部落和三莺部落反迫迁（注五）、反对兴建苏花高、声援翁山苏基演唱会、声援自由西藏演唱会等等，到近期保育白海豚反对国光石化（注六）填海，把对于保护环境、社会议题的想法写进歌曲里面。

“拿政府钱打政府嘴巴”

2008年阿达与团友以网络预购方式一同发行第一张专辑《干，政府！》，同时获得台湾母语原创音乐大赏河洛语佳作。他从获奖的那一刻，开始思考农村武装青年的位置。

他说，“唱歌不能只是爽，或者把保护土地的声音写成歌而已。当自己被当成是正义的化身是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事情不能乱做，要好好做。”

他不讳言台湾许多非政府组织、社运团体都非常可悲的需要依靠申请政府单位的专案维持运作。2008年农村武装青年也获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乐团录音出版40万台币（约5万令吉）的补助。

他坦言，“虽然可悲，但是我觉得拿政府钱打政府嘴巴也是很爽。”

通过歌曲接触更多年轻人

如果仔细聆听以及阅读阿达创作歌曲，不难发现阿达一直对着远离农村土地的都市人以及罔顾民意的政府部门唱歌。

他表示，“心里面刻意把歌曲潮流化，用音乐作为工具的方式，希望能够让更多年轻人喜欢我的歌。”

每个人在参与运动过程，都会经历低潮，阿达曾经一段日子因为名声大噪而忙碌赶社运场合歌唱的通告，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对于他用演唱进行社会抗争的举动大泼冷水的劝说，而大受打击。

转向教育小朋友或再教育

经过3个月后，阿达重新找摇滚音乐与社会抗争的辩证关系，以教育小朋友或再教育的角度进行社会革命。

他认为，“台湾社会是生病的，现今教育制度也是有问题的，是以我们应从小朋友出发，进行改变”。因此他转为创作儿歌，例如；《 未来之光 》、以及《 白海豚之歌 》。

一：从80年代开始台湾开始从农业转到工业发展，不但造成环境污染，同时政府也制定农村休耕政策以及地土地强制征收，农民被逼迁等各种问题。

二：2003年由于兴建台北捷运新庄线工程，拆除部份院区，而引发了工程与古迹保存、院民安置的争议。

三：台湾第一支由工运组织者与工人组成的工人乐队。

四：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口白米，严重影响农民生计， 杨儒门在2003年到2004年间，在台北放置17次爆裂物要求政府重视农民生存问题，被警方和媒体称为白米炸弹客。

五：位于台北市区边缘的原住民部落，面对土地征收、被逼迁的问题。

六：国光石油化学工业填海造陆的沿海开发案，影响剩下不到100只世界濒临绝种白海豚的保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