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1929-2001，左图）作为殿堂级的国家诗人，获得政府颁发多项殊荣，但专栏作家兼前华教人士李万千却揭开其晚年的另一面，指后者在晚年时，曾写诗给现任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及其妻兼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激励他俩在“烈火莫熄”道路上的斗争决心。

“虽然诗人获得了政府（国阵）的许多“礼物”，但诗人却将他晚年的两首作品，全送给了安华和旺阿兹莎。”

李万千今日在隆雪华堂的《林连玉与乌斯曼阿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研讨会》上，发表论文《乌斯曼阿旺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指出，乌斯曼除了作品中有强烈的社会主义风格，其为人也在一些事件上体现了大无畏的大智大勇。

“例如他在紧急法令时期当任警察，就感受到了马共抗争的坚定信仰，毕竟很少有人能够为敌人的斗争而动容。”

“他当时想到，帮助殖民宗主（英国人）去打压马共毫无意义，所以他敢于称赞敌人，并形容他们的斗争为‘钢铁般’的意志。”

曾装不认识放走马共主席

李万千（右图）更揭露，乌斯曼阿旺曾于紧急法令（1948-1960）初期当任警察，结果在大无畏下拯救了当时的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

“阿都拉西迪的回忆录如此写道，当时他们正从淡马鲁撤退往文打（Benta）的巴士上，不料却在劳勿遇上路障。当时乌斯曼和数名警员上车盘查，尽管乌斯曼认出阿都拉西迪是马共主席，却装不知而放行一行人。”

乌斯曼稍后逐渐在左翼斗争运动活跃，据阿都拉西迪透露，乌斯曼甚至曾参与马共活动。

作品有引导社会变革色彩

李万千形容，乌斯曼阿旺作品中，拥有很强烈“文学能引导社会变革”的色彩，因此符合了现实主义。

他引述乌斯曼一篇作品中的描述：“文学是社会现象的一面明镜，也是社会情绪和智慧在交融后所展现的结晶”。

诗人创作为弱势族群说话

印裔马来文作家乌达雅山卡（Uthaya Sankar SB）在论文《马来主义和人道主义—乌斯曼阿旺作品管窥》指出，诗人的作品体现了“大马国族”的建构，这比首相纳吉当前的“一个大马”理念要早出许多。

“诗人的《我的朋友》（Sahabatku）彰显了没有种族、族群、宗教、文化及知识背景藩篱的友谊。如果将这首诗歌翻译成其他语文，没有人会看得出这是一首马来诗人的著作。”

他说，诗人创作的用意，是在为“不能发声”的弱势族群说话，其作品体现了普世价值观，应该获得每一位马来西亚子民的推崇。

他表示，尽管今天的政治人物还在为“马来西亚人优先”或“自身的种族优先”争论不休，但诗人很早就身体力行告诉国人，他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为优先，马来人居次”。

林连玉是务实爱国主义者

博大外文系中文组高级讲师庄华兴（右图）在发表《爱国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探析—以林连玉和乌斯曼阿旺的作品为中心》论文时，形容林连玉的爱国主义是“务实”（pragmatic）的，尤其在当时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大浪潮影响下。

“林连玉原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可是当巴恩报告书（Laporan Barnes）做出对华教不利的制定后，迫使林连玉投身抗争运动。”

“林连玉在捍卫华教的道路上非常信任时任马华总会长陈祯禄，因此林连玉从来都不是在对抗联盟政府，这是务实爱国主义的一部分。”

观众质疑语言隔阂带来误会

在问答环节时，一名巫裔观众担心，提倡多语教育将导致大马国族的特性（jati diri）失败，尤其不同种族的国人将因无法通晓对方语言而产生误会。

对此，活跃于人民艺术家协会（PAKSI）的卡欣莫哈末认为，语言不应构成建构大马国族的障碍，并举例回教祈祷团为证。

他反问，如果大家都使用单一语言，为何同个种族之间依然会有冲突和极端分子出现？

身在观众席的专栏作者阿都苏古（Abdul Shukur Harun）指出，从回教教义观点来看，上苍并无做出肤色与种族区分。

“种族的界别，目的在于辨清人类。何况语言也只是沟通的工具。”

他表示，回教教导回教徒，不应对种族和语言过于执着，反而因相互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