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内阁改组消息源源不断，猜测谁上谁下，以及何时改组，一点都不比英超联赛的炽热赌风逊色。毕竟，这场政治变动的赌注并不只是金钱，还包括了阿都拉的首相任期是否能够安然迈入第二届，执政党政治人物的仕途以及国家政治的未来变迁，牵一发动全身。
唯内阁改组如此重要的变动，但是却必须诡异地置于黑箱作业和首相的“灵感”之中，民众和媒体，甚至朝野政治人物也解读无门。政治分析家只能根据阿都拉的温吞个性来推敲，认为内阁改组只有局面调动，难有激烈变化。民主政治运作到了这个地步，不得不说一声“马来西亚能！”。
执政两年后，阿都拉甜蜜期已告终结。“伯拉”被批评只会喊出改革的口号，却未能采取实际的行动。过度膨胀的内阁仍未有瘦身的痕迹（平均每两个国阵议员就有一人出任部长、副部长或政务次长职），备受争议的老臣、部长依然稳坐钓鱼台，三美、拉菲达化压力于谈笑之间。而宏观的经济环境，随着全球石油的上涨而不受看好，市场也一直在喊“钱不够用”。
7月的巫统大会，曾经一度传出土著F级承包商，欲联署对阿都拉的不信任动议，或唆使发言代表批评阿都拉施政保守，没有展开大型发展基建计划，置土著承包商及马来商家于不顾。
最终AP事件以及马来土著承包商的怨言，都被纳入为巫青团提出的恢复新经济政策或后来改称的新国家发展议程之中，阿都拉的女婿凯里给了一个很好的诠释，“这是系统的破漏(ketirisan)现象，需要重新恢复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来提升仍处落后的马来民族”。必须注意的是，巫统精英和朋党不满的是在他们之间的分配不均，而非有关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无论如何，阿都拉仍安然地度过了巫统代表大会底下的汹涌暗流。
内阁改组是阿都拉的“期中考”，也是考验阿都拉在掌握实权之后，是否能够大展拳脚，选择本身团队，开展施政议程。如果阿都拉还未能在改组中铺成出使人眼前一亮的排阵，再交出亮丽的施政成绩，那么他将无法在政治上取得主动权，杀出重围。而他一直仰赖的“好好先生”形象牌，也将会因为人们不断累积的对施政的失望、期望落空而受到磨损。
优柔寡断错失良机
作为一个弱势的首相，阿都拉最大的利器，是本身的形象和厌倦了强人统治的民众对新政权的期望，正所谓民气可用。不过，诚如《当今大马》英文版，专栏作家巴克利慕沙的 尖锐分析 ，阿都拉的优柔寡断已经导致民气的流失，未能在2004年大选赢取90％国会议席的胜利后，一鼓作气，大刀阔斧地实行新政。
巴克利断言，阿都拉的首相任期看来难以留下什么痕迹，只会让人感叹白白错失了许多良机。作为少数在海外凭据本身专业能力谋生的新生代马来人精英，巴克利的鞭挞可以让我们一窥马来精英对阿都拉的严峻评估。之前他也曾批评阿都拉及围绕在他身边的年轻智囊们，只爱宣教和喊口号，而未能亲自推行改革，缺乏实践能力。
阿都拉的困境主要源自以下几个原因：
（一）朝大党小
阿都拉掌握的首相署，资源虽大；但是他的党内基础却相当脆弱，属意人选都未能在大选后的巫统党选中脱颖而出。这包括了原本准备出任玻璃市、雪兰莪的大臣人选都一一落马，柔佛州大臣在苏丹支持之下拒绝重回中央；而患重病的吉打州务大臣虽然有阿都拉的前政治秘书前往摄政，仍拒绝交出位子。唯一成功进行人事调动的州属就是森美兰。“明升暗降”中央的依沙，在巫统的副主席选举中暴冷胜出，虽然后来被判决涉及金钱政治，但是去职过程却一直拖拖拉拉，还公开辩称本身是代罪羔羊，视阿都拉的权威为无物。
（二）期待过高
阿都拉的辩护士多次指责外界的期待过高，并搬出各种“改革是漫长”的理由来要求民众保持耐心。但是这样的反应正是他们在2004年大选中过度美化、抬高阿都拉形象的结果，这包括了那副没有人肯认帐的“阿都拉是现代包青天”报章广告。2004年大选所打造的所谓“阿都拉热潮”，让阿都拉幕僚团队享受了不少甜果，但是过度膨胀的后果，也必然为制造过高的期待。政治的艺术，讲究懂得抓住时机和随机应变，化劣势为优势，并能够不断制造利基来延长本身的受欢迎度，不可能只要求支持者永远默默地支持，不能对政治人物有要求。
（三）无力摆脱马哈迪主义
阿都拉继承的是马哈迪22年领导所遗留下的强势作为，许多马哈迪的政策以打造“民族工业”的自豪感为出发点，企图以大马丰富的天然资源不断灌注，模仿突破一点带动全局的日本、韩国“财团”模式打造新兴的工业国，无视于其独立生存的永续经营能力及国际条件的限制。
马哈迪工业政策里头的火车头――国产车政策，更是仰赖对入口车的关税限制和掏取人民的口袋金钱来生存，简直就是另一种所得税。如今为了面对全球化挑战而设立的东南亚自由贸易区，及世贸条约里头的平等对待条款，已经拔除了毫无竞争力的民族工业，所能仰赖存活的唯一空间。
阿都拉幕僚团队虽然在财经政策上，透露出受国际金融机构及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的影子，不断强调削减财政赤字，但是却面临得罪国内庞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后果，尤其是仰赖巫统“吃饭”的朋党。这也是为什么阿都拉的政策往往显得摇摆不定或“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目前退而不休的马哈迪，对阿都拉而言也仍是一个沉重的心理压力。马哈迪防卫心强的发飑或批评，旨在维护本身的政治遗产和政策，更使到阿都拉新政寸步难移。
只有“感觉良好”
实际上，阿都拉并未真正放松马哈迪政权所紧锁的各种“螺丝”，也并未推行具体的政治改革议程，他只提供了一个“感觉良好”的气息，允许更多的讨论浮出台面。这也是他爱运作的“温吞”政治手法，既作为一个弱势首相，他不会冒险亲自启动改变，而是悄悄放松紧箍咒，让各方的争议浮现，然后在改革意见占上风的时刻，才拍板行动。虽然这导致阿都拉常被批反应慢了“三拍”，但是却能显得他顺应民意，仍是最大的赢家。这是因为大马民众的公民意识仍非常脆弱，在骨子里头仍期待最高领导能够及时“回心转意”，表达“关爱的眼神”来支持他们的诉求，而忽略了真正的改革成果，必须落实在政策、法律及执法层面上。
类似的政治操作手法，其实是一种非常投机的短线政治领导方式。最终的结果是造成各方都会认识到可以置行政、民主程序于不顾，互相诉求民粹路线，操作民气，因为最大声者就会获得胜利。
而阿都拉最大的执政危机，就是掌握强大国家资源的最高领导，始终无法清楚展现本身的施政宏愿，而被质疑一直想要继续维持多一届的执政而已（阿都拉已经向国外媒体表示最少将会执政两届）。
马哈迪主义重临？
疲弱的社会大众则没有方向，大家虽然可以比以前发发更多的牢骚，但是却不知道如何着手解决问题，或应该要谁来解决问题。我们的危机是，当一个久经强势领导的社会，在经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若没有良好的规划和方向，心理自然就会时时怀念过去一切“井然有序”的强权领导。届时“马哈迪”主义的重临（纳吉接班），就不是一种危言耸听，甚至我们应该承认，马哈迪主义并不曾远离我们。
或许我们正在依据新加坡模式，从强势的李光耀，传承到“看似开明”的吴作栋，再循回至被人担心为“有乃父之风”的李显龙。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民主政治，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