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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狭的人口统计解读——论“华裔沦为少数”

【当今特约】

国家统计局今年七月发布的《2023年中期人口估计报告》,在社媒引起了一些讨论。

人口数据其实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国家治理术现代化、理性化、科学化的产物,标志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成为可以客体化、简化、抽象化、检测、控制、改造的对象(注一)。

人口统计往往也涵盖各种人口特征,特别是性别、健康与疾病、教育水平、识字率、职业、寿命、生产力等等,方便国家征税和治理社会,可以说是现代治理术的重要工具。

马来西亚曾为殖民社会。英国殖民的一百多年,对马来亚起了不少现代化作用,特别是治理术方面的转变,包括引入人口统计、出生记录、死亡登记、地图制作(有的用来标示现代化设施,如道路和铁道;有的标示农作物和自然资源的分布,如胶林、森林保留地、锡矿、河流等,方便殖民资本主义从事自然资源的开采、攫取与掠夺)、土地测量(方便发展、分配和土地私有化)、建筑绘图等等客体化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技术。

今天的国家统计局也是英殖民者在二战结束后所设立,一开始只收集和记录马来亚的商贸资料,其他方面的数据则分别由国家不同的行政部门记录和发表。独立初期,统计局的功能逐步扩张,除了原有的商贸数据,也开始收集社会和经济数据,比如人口、就业、失业、教育、薪资、各行各业的发展等等。

统计非中性工具

不少社会科学学者已经指出,人口以及其他大型数据,并非中性的工具,因为统计技术本身就蕴含著行政官僚和治理者的视角、价值观。如何定义某项社会特性、什么资料、事物的什么侧面该成为被收集、测量和记录的对象,往往就是在建构一套如何观看社会/环境的特定视角。

美国社会学者Charles Hirschman曾经撰文论证,英殖民统治者建立的马来亚人口统计,将人口分类为不同的族群,本身就是一种族群建构。原本充满文化异质的马来亚殖民社会,逐步被殖民者所发明的社会分类取代,这些简化的族群分类慢慢形成理所当然的人口标签,并将社会化约为族群化的社群(注二)。

这套分类和视角,一直沿用到今天,继续成为后殖民种族威权制分而治之的重要工具,并且限制著我们对马来西亚社会的认识和想象。

指出统计隐含价值和特定视角,并非要反对使用统计,而是要反思到底如何使用这些数据比较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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