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中学求学阶段，历史课中最让人觉得无趣的就是马来西亚史！里面充满了陌生的人物，本地历史人物都有着很长且难以背诵的名字，而当中所出现的华人，往往也是一些对中国大历史而言，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因此当时候也只是应付应付，没什么兴趣可言。

到了大学时期来到台湾之后，发现台湾人很珍惜自己的历史，同学们至少都能对自己的土地讲出个所以然，但自己被同学问到马来西亚的点滴时，却哑口无言，所知甚少。此外，记得在大学无论是上课还是在课后与老师们的闲聊，也经常听到老师说台湾是个资源丰富、族群多元的地方，且位置位在国际贸易路线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个面积仅相当于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岛屿，就能被大家谈出很多很精彩的故事。

笔者这才回过头反思对马来西亚留学生而言，台湾很小，族群也相对单一，但其实仔细发觉的话，其实还是很精彩多样。

大历史就在生活周遭

马来西亚呢？她自古就位在交通要道上，这个交通要道叫做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论重要性，这样的地理位置相比台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若论环境资源，只要是经济作物，基本上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种出来，曾几何时这里无论是锡矿、胡椒、甘蜜、橡胶等的土产，其产量都是世界第一。在族群方面，这里的种族大类及其内部的次群体（如方言群）也较台湾来得多。

这里的历史更是复杂，单是一个马来半岛，就可以有多个马来苏丹王国，进入英殖民时期后，马来半岛也被划分为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三个不同的治理体系。正因为这个历史缘由，现今马来西亚各州的制度也有所不同，这点也展现在各州公共假期、对于语言招牌的使用、族群文化等面向。因此，马来西亚的历史必然是精彩的，十分值得我们去了解。

然而，历史是精彩的也是枯燥的，要进入它，其实需要跨越一定的门槛，首先必然需要掌握好人名和时间，甚至地名，就像学英文和数学一样，只有学会了这些字母和数字公式，才能打开奇幻旅程的大门，因此在入门时，总免不了死记硬背的过程。

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一点，历史、文化与社会并不是教科书上凭空撰写出来给予学生背诵的知识，哪怕是理论，也是来自现实世界的归纳。换句话说，大历史就在我们生活周遭，像是马来西亚许多“中华”字辈的华校，以及其校歌歌词，不就是一部二十世纪初华侨救国救亡的大历史吗？也因为大家比较强调书本上的大历史，反而日常周遭每天都在经历的这些，却比较少为人提及，因此成为视而不见的东西，最终无法体现它的价值，最终走向流失。

因此从田野当中来阅读大历史，它就会变得比较有趣，而且容易与自我产生情感连结，从而变得比较有温度和更加有亲和力。笔者自小生活在马来半岛，因此在本书的撰写上，主要将视野聚焦在马来半岛的文史，并且以田野地景叙事的方式将马来西亚人生活周遭的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与她背后的大历史扣连起来，以期让这些平时被人忽略的文化资产被人“看见”。

对于台湾的读者而言，马来半岛其实入门不难，因为马来半岛与台湾岛无论在自然或是人文环境上，都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疆域轮廓上，半岛和宝岛都呈现了蕃薯（地瓜）的形状，并且在地形上同样有着贯穿此蕃薯的中央山脉，因而将整个区域分为东部和西部，此东、西部在区域发展上也呈现着西部发达东部迟缓的型态。

在马来半岛西部地区，同样也被划分成北、中、南三大部分，各区域皆呈现着截然不同的人文景观。在人文环境上，台、马两地的华人都是以移民拓殖为历史基底的社会，而来此的华人皆源自闽粤地区，因此无论是在语言、族群文化以及信仰上，都有极大的相似性。

此外华人往往需要跟当地土著进行互动，这里的土著，也同为南岛民族。唯所不同的是，马来半岛华人在人口上始终为小众，中国政权也未曾在这里行使主权。当然，两地的异同比较无法在此一一赘述，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本台湾读者也能阅读的马来半岛文史书籍，并且读了之后，会有种似曾相识，时空及人物错置的奇妙感觉。

马来半岛与台湾岛

资料来源：白伟权绘

在这部从田野文化地景讲述马来半岛历史的书当中，一共由16个篇章所组成，为了让整体的主题更加聚焦同时更加层次分明，笔者将这16篇文章分作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名为“历史的基因图谱”，第二部分为“跨域的地方菁英”，第三部分为“横向跨界的历史”，这三大部分其实有它的铺排逻辑。

历史的基因图谱

谈起马来亚，很多的人脑海里都会不约而同地浮现出热带、族群多元丰富、文化交融的意象。确实没错，马来半岛的过去从来就是一部讲述季风、贸易与移民的历史。

来自东亚、南亚、欧洲等不同文明圈的移民、航海者、贸易商因为季风的关系，经常会来到这块热带土地进行停留、交易。而对其他地区的人而言，这里是物产丰富的，前来这里的人都能找到各种农、矿及山林资源。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让这个地方具备无限的魅力，吸引更多人前来。因此，资源、经济、移民三个影响因素不断交互作用，最终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形塑出属于马来半岛多元社会独一无二的“基因图谱”。

因此以“历史的基因图谱”作为开篇，从这片土地上的经济活动、族群（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他们所交织出的信仰文化、传说来让读者对马来半岛的历史架构有个基本的认识。

19世纪的华人矿场与矿工

资料来源：取自网路

在第一部分当中，首三章以族群经济活动为主题，若我们今天将马来半岛做二元划分，热带栽培业和矿业可说是马来半岛近百年来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在空间分布上，则呈现着农业南马、矿业北马的分布特色。〈甘蜜、港脚与百年新柔关系史〉讲述的是南马地区（这里指的是新加坡、柔佛、马六甲甚至廖内一带的区域）的田野故事。

19世纪是它的大开发时期，许多的华人以新加坡为基地，大举向北部的柔佛移入，在当地开发以胡椒、甘蜜为主体的热带栽培园—港脚，此举也推动了新柔佛王国（今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崛起，也一度使柔佛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胡椒、甘蜜生产国，柔佛的荣景也为当时新加坡的GDP贡献不少。

在此“大江大海”历史之下，柔佛有了特殊的港脚聚落，同时造就出独特的信仰和地方文化，使得今天的新加坡和柔佛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国家，但只要往返两地便不难发现，柔佛与新加坡的社会联结密不可分。相对于吉隆坡，柔佛（特别是首府新山）整个生活节奏和调调更趋近于新加坡。

新柔长堤——连结新柔的脐带

资料来源：白伟权摄

就在19世纪中叶华人大举在柔佛开发港脚的同时，马来半岛北部则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景。北马以采矿为主，由于锡矿是劳力密集型的产业，因此到北马开发的华人，远比柔佛来得多。也因为锡矿属于不可更新且不确定性高的资源，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往往难以维持平衡，因此不难发现马来半岛的矿区往往都呈现着社会关系紧张的状态。

马来半岛上几个主要矿区，像是马六甲内陆、双溪乌戎、雪兰莪一直到北部的拿律都相继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在本地众多华人械斗当中，又以拿律战争最为严重，它可说是马来西亚华人史上历时最长，死伤最惨重的一场械斗。这场结合华人和马来统治者的战争，也彻底改变了马来亚历史的命运，开启了马来亚英治时代的新篇章。

在拿律战争的后期，从福尔摩沙台湾南来的毕麒麟，也因为参与了这场战争的调停和善后，最终获得赏识而在马新地区崭露头角。拿律战争虽然重要，但是冲突两造为何以及如何发生冲突，仍有许多待解的疑团，因此〈寻找消失的拿律旧矿区〉便从田野的角度，结合历史文献、碑铭材料等线索来一步一步还原当时旧矿区的位置，以期更进一步了解这段历史的原貌。

作为一个族群多元的国度，华人当然不是这里唯一的移民社群，来自南亚的印度人也占据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板块。印度人大约是到了20世纪初才大规模南来，时间较晚，他们南来的原因也与热带栽培业有关，唯所不同的是，他们多是因为欧资在马来半岛内陆的橡胶园开发而移民至此。

为了有效开发马来半岛的资源，英国人也在马来半岛内陆铺设了马来亚铁路，交通的开发也带动了沿线的园丘发展，使得内陆地区成为印度人安身立命之所。

然而，移民的先后次序、在马来亚的经济生活模式，以及他们所集中的地区却也影响了马来西亚现今的空间以及阶级化的族群地景，〈大园丘、印度人与南北大道上的牛只告示牌〉一文便是以马来半岛南北大道上的牛只告示牌作为楔子，梳理印度人与欧资种植园、英殖民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同时也深入大园丘内的印度劳工村以及探讨在马来西亚经济转型之后，印度社群的悲歌。

南北大道上的牛只告示牌

资料来源：白伟权摄

谈了华人、印度人，当然也少不了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较早的马来人。“谁是马来西亚的先住民？谁是外来者？”这个课题在当代马来西亚政治的语境里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也经常成为大家争论不休的命题。

当然，站在马来西亚公民的角度，没有人是外来者，但论及先来后到，华人往往会热衷于列举郑和时期的马六甲已经有华人，也会藉由古籍的记载来证明这里在秦汉时期便有华人活动。但客观而言，零星寻找到华人的踪迹是否能作为“先来者”的判定依据？这仍有待商榷，但客观的事实是马来民族在本地很早以前便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苏丹王国，在大航海时代里，他们也是这段历史的主角。

大航海时代中，本区苏丹王国林立，国与国之间往往处于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加上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大国的介入之下，其历史的精彩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大历史下的古炮故事〉就以马来半岛现存的三尊古炮为主角，藉由民间社会对于古炮的对待及理解，呈现古炮在马来社会中的神圣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是相互交流并吸收彼此文化精髓的，有的古炮也出现了不同族群版本的传说，充分体现了民间文化的活力与包容性。

除了古炮故事之外，谈及马来半岛丰富的多元文化，这里特有的“拿督公”信仰可说是展现马来半岛多元文化交融DNA的最佳成绩单。“拿督公”是有着华人和马来人等族群各自表述的传统信仰，〈华夷交融的拿督公信仰〉这篇着重于谈华人如何将自己原乡的土地公概念搬到马来半岛来，并结合马来文化中的“拿督”意义，最终创造了本地的拿督公。

在华人内部，拿督公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从而延伸出不同性质与类型的拿督公，不同的祭祀方式，以及各种禁忌，也能藉此了解马来亚华人对于异文化的吸收与想象情形。

马来西亚常见的拿督公

资料来源：白伟权摄

在“历史的基因图谱”这部分当中对马来半岛的历史纹理有基本认识之后，下一篇则是着重于谈这个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了。人是塑造历史的能动者，也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而人本身的流动性往往也造就了区域之间的关连。

在马来半岛的历史中，同样出现许多创造一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每当我们在阅读历史教科书的时候，这些历史人物都是被放置于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以致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经常也附带了特定的空间标记，像是康有为就一定是中国的康有为，而不会与南洋或东南亚沾上边。

此外，不同国家在解读同一个人物时，往往会着重于他们在本国的事迹，而导致了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犹如平行空间般，有着不同的诠释和表述。

像是毕麒麟，便有台湾版本的毕麒麟，以及南洋版本的毕麒麟一样，两地人互不知道他在台湾或马来半岛的事迹。因此，本书第二部分以“跨域的地方菁英”为题，藉由他们的跨域史迹，来勾勒出更完整的历史面貌。

跨域的地方菁英

在“跨域的地方菁英”当中，笔者选择了十九世纪那些缔造近代马新历史的人物作为这部分的主角。他们之中，对马新华人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当属毕麒麟，这位在台湾史诗剧《斯卡罗》中与李仙得到处趴趴走的历史人物。

长久以来，会党是早期南洋华人重要的生活方式，在远离传统中国的南洋，会党是华人社会的治理体系。然而这种治理体系与英殖民势力的深入却是相互矛盾的，两者力量长期都处于彼此消长的状态，也造成冲突不断。

就在1870年代，一位名叫毕麒麟的英国人来到马来亚，夹带着过去在福州和台湾所累积的经验，成为殖民政府中的“知华派”，因而被委任为英国治理华人社会的最高长官—华民护卫司，他对于华人会党有深入的研究，不仅参与观察会党成员的入会仪式，他自己也成为会党的一员。也因为他这种对于会党采取“人类学”式的观察和了解，故也提出了华人会党与殖民政府共存的治理模式。

此外，他在任内进行了多项改革，保障了华工的权益，深受华人敬重。〈毕麒麟：从台湾实习生到南洋大佬〉便是以毕麒麟为主角，讲述了他在台湾的历程，接下来呈现他在累积了台湾经验之后，到了南洋，如何逐步成为深获各路人马敬重的南洋大佬，同时也整理出本地区现存与毕麒麟有关的地景地物。

毕麒麟

资料来源：Pickering W. A. (1898).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 Blackett.

与毕麒麟一样具有显著的跨域性的社会菁英是康有为，这是一位中国晚清时期响当当的人物，他是公车上书的主角，也是维新派、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人们对他的认知往往是与中国史连在一起的。然而在他维新失败之后，他的流亡经验却使他由中国的康有为转变成世界史中的康有为，香港、日本、东南亚、美国、欧洲都有他的足迹，其中，马来亚便是他重要的据点。

当时马来亚及新加坡华社同情和支持康有为的人很多，资金雄厚的邱菽园便是其中之一，他深受康有为的理念影响，进而在新加坡创设《天南新报》。康有为与马来亚的关系，便是由邱菽园而起。

1900年，康有为受邱菽园的邀请，来到新加坡避难，之后他又前往槟城，而在这期间，他也到了一个名为“丹绒端”的岬角停留。〈丹绒端：东南亚海洋及晚清历史舞台中的“绝岛”〉一文便讲述了两个重点，首先是他所停留的这个岬角的历史，再者是康有为在当地的避难生活。

丹绒端是个相当具有历史厚度但又经常被人遗忘的地方。她是大航海时代东西方航海者手上海图中必定会出现的地标，也是十七世纪荷兰葡萄牙大海战的案发现场。后来在政治的介入下，地处森美兰海岸的丹绒端却又是马六甲的辖境，形成罕见的飞地（enclave）。

丹绒端岬角上面也有灯塔，这是康有为在当地停留期间的住处，由此，中国史和大航海时代东南亚史便因康有为而产生时空交错。另一个重点则是叙述康有为在这个岛上的14天生活，他在当地写下了几首诗，在他的诗中，丹绒端也有了“丹将敦”、“绝岛”的名字。在丹绒端短暂的停留之后，康有为便在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的护送下，继续前往半岛北部的槟城。

康有为的“绝岛”——丹绒端

资料来源：白伟权摄

十九世纪的槟城是当时的东方之珠，这座城市在1786开埠之后，便是英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殖民据点，它也曾经是海峡殖民地的首府（辖区为马六甲和新加坡）。作为马来半岛北部的区域核心，这里聚集了来自周边地区的商贾，他们到此设立据点，以此为家。像是英国人刚登陆槟岛时，据说与鹿港辜家同宗的吉打商人辜礼欢，便从吉打渡海来槟岛与英人莱特打交道，最终成为当地第一代居民。

除了聚集了来自周边的菁英人物之外，槟城菁英也往周边地区投资，成为这些地区的开发先锋。也因为如此，每当我们走访槟城周边区域像是霹雳、吉打、泰南、苏门答腊北部各个城市，多少都能感受到一丝槟城的调调。

〈棉兰—槟城—板桥：苏门答腊客家张氏兄弟在槟城〉当中的主人翁张煜南、张鸿南兄弟，便是前述人口流动模式的典型例子，张氏兄弟从中国南来，藉由槟城进入苏门答腊的棉兰，最终成为当地的开发先驱。

在棉兰发迹之后，张氏兄弟便前往槟城发展，在槟城推展自身的商业及社会网络，今天槟城还有许多他们的遗迹，著名的极乐寺便是其中之一，因此张氏兄弟也是促成槟城及其周边地区区域化（regionalization）的典型例子。

张氏兄弟这种地方菁英也以槟城为跳板，将其事业拓展到中国潮汕，承建潮汕铁路。就在此跨域流动中，他们结识了台湾板桥林家，张、林两家最终也联姻结为亲家，传为佳话。林家大公子、张家女婿，也是当时的台湾汉诗人林景仁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定居于棉兰，他的诗集《林小眉三草》其中两部便是以他在南洋的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的。

谈到槟城的闻人，比张氏兄弟更加“大尾”的社会名流大有人在，甲必丹郑景贵便是其中的代表。郑景贵是十九世纪槟城最富裕的人之一，他早年开发霹雳的拿律，是当地主要采矿集团“海山公司”的大哥。当时，他所领导的海山公司曾与敌对阵营义兴公司爆发长达十年的拿律战争。他后来打败义兴，成为该地区最大的矿家，财富也更上一层楼。

郑景贵基本上可说是富可敌国，他不只捐购官衔，甚至在中法战争中捐献一艘战舰予清廷。郑景贵常居槟城，也是当地的华人社会领袖，张氏兄弟来槟城时，也会拜访郑景贵。〈海山大哥与港大系主任：赖际熙与马来亚的联系〉便是讲述前清翰林、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赖际熙与郑景贵之间的关系。

郑景贵与赖际熙同属祖籍广东增城，郑、赖两家也有联姻关系，从田野观察中也不难发现两人关系密切。走入北马的一些增龙会馆，都能够见到当中悬挂赖际熙和郑景贵的照片，有些会馆的门上还会挂着赖际熙高中翰林，以及郑景贵封官的匾额。

赖际熙在清朝时便与郑景贵往来甚密，并且也不时南来槟城。清朝覆灭后，他定居香港，之后被港督也是香港大学校督的金文泰委托设立港大中文学院，他也因此奔走南洋为学院筹集经费，这也使得许多南洋富商与港大沾上边，像是苏门答腊张氏兄弟便因为捐款而获得港大颁发的荣誉法学博士，而另一位对香港大学有着极大贡献的便是陆佑了。

太平增龙会馆里的郑景贵与赖际熙像

资料来源：白伟权摄

陆佑是马来亚著名的矿家，他与郑景贵同样发迹于霹雳的拿律，但辈分较郑景贵来得小。他从拿律发迹之后，便随着英治时期政治界线的开放，而由霹雳扩展到雪兰莪、彭亨等地，成为全马来亚级的矿家。

至今，在霹雳、吉隆坡、彭亨甚至新加坡都能够找到以他为命名的“陆佑路”。在马来半岛以矿业为基底的城市，当地老庙中的捐款碑也经常能够找到陆佑的名字。〈港大的陆佑铜像：寻访香港与马来亚的历史联系〉一文里便讲述了陆佑如何在拿律发迹，以及在马来亚各地的发展，最后提及这位马来亚商人如何藉由英殖民体系之便，而往北投资香港的鸦片饷码，最后也在香港大学筹建时，捐献巨资，成为当中的主要出资者，香港大学主楼内古典雅致的礼堂，便以他为名，作“陆佑堂”。陆佑的铜像也被摆放在港大的主楼当中，相信现在一般的港大学生已经难以想象这座铜像其实是一位来自马来亚的矿家。

谈完拿律的郑景贵和陆佑两位矿家之后，我们再把视线拉回来与郑景贵交好的赖际熙。赖际熙除了因为是前清翰林，加上郑景贵的关系而在南洋华社走红之外，他在海外华人圈另一有着巨大影响的，就是海外的客家运动。

有鉴于当时中国坊间流传“客民非汉”的说法，身为客籍人士的赖际熙于是号召各地客家人成立香港崇正总会，掀起最早的客家运动。后来，一位南洋富商继承了赖际熙客家运动的衣钵，不仅将香港崇正总会发扬光大，也在新加坡发起成立“南洋客属总会”，深刻影响了马、新乃至东南亚各地客籍人士的客家认同意识，马来半岛各地的“客属公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在1930年代冒起。这位南洋富商就是知名品牌“虎标万金油”的创办人胡文虎，他在南洋的影响力与它所创设的商业版图有着密切的关系。

〈《南街殷赈》里的南洋猛虎——永安堂〉便讲述了胡文虎如何在缅甸仰光发迹，并逐渐将其虎标事业拓展到曼谷、新加坡、槟城、荷属东印度群岛、香港、中国甚至台湾等地，展现出南洋华商典型的跨域特色。

胡文虎不仅在这些地方营商，更在这些地方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推广慈善事业，因此无论是在新加坡、槟城、香港，都留有许多胡文虎的史迹，新加坡、香港以及福建永定的虎豹别墅，马、新地区的《星洲日报》，香港的星系报业都是胡文虎所创设的。

虎标万金油这个深具南洋、海外华侨意象的品牌也在1935年来到日本帝国治下的台湾展店，甚至还参加了该年年底的台湾博览会。在日治台湾画家郭雪湖的名作，描绘大稻埕繁华景象的《南街殷赈》当中，也在某个角落中把胡文虎的虎标万金油画了进去。

胡文虎与他在南洋的路数一样，对于台湾的慈善公益事业也有所付出，艋舺的爱爱寮便是其中之一。

新加坡虎豹別墅

资料来源：白伟权摄

总体而言无论是毕麒麟、康有为、张氏兄弟、郑景贵、赖际熙、陆佑还是胡文虎，他们虽然看似局限在某地，是具有浓厚地方标签的历史人物，但他们相互之间也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关连，就如同“六度分隔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所提出的“地球上任何两个不相干的人，只要透过6.6个人就会产生关连！”一样，而上述几位人物之间可能少于2个人就能产生关联。

调停拿律战争及掌管马来半岛殖民地华人社会事务的毕麒麟，与拿律的郑景贵和陆佑有着直接的往来关系，而与毕麒麟共同调停拿律战争的同僚瑞天咸，在升官担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后，便是由他保护康有为在马来半岛活动的。而康有为离开“绝岛”丹绒端到了槟城之后，也在槟城张氏兄弟所创建的极乐寺留下了“勿忘故国”四个石刻大字。

剩下的赖际熙和胡文虎，他们在客家事务上有直接的承继关系，透过与郑景贵交好的赖际熙，胡文虎也能与上述几个人物产生联结。若站在商业和社会网络连结的角度来看，藉由他们之间的社会互动，也使得看似各自独立的地区因为他们而相互关联，并且被纳入同一个大历史的体系当中。

横向跨界的历史

上述毕麒麟等人串起不同历史时空的故事并非特意挑选的特殊案例，中国以外华人所抵达的各个移居地，无论是原乡和移居地之间，或是移居地和移居地之间，都会有着常态性的横向及纵向的社会连结。它的价值并不仅止于空间和社会的互动，而是在于地与地之间的相互影响。

本书的第三部分“横向跨界的历史”便是聚焦于一些地方之间因为人与人的互动而造就出特定的历史结果或现状，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因而导致我们在阅读不同地方时，往往会发现似曾相识、熟悉，但又有所不同的历史风景。

本篇以〈在新山遇见天地会以及它的大佬们〉为开端，明清之际，因为清廷的步步进逼，造就了一波波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这些人虽然散居南洋以及台湾各处，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理念特质，那就是“反清复明”。这群反清志士往往是现今各地书写移民史时的开端。

台湾作为其中一个移民的目的地，这里也是天地会的大本营，今天各地天地会有名的人物，例如享有祭祀的陈永华（陈近南）便是在台湾活动的，台南现今还有一座以他为名的寺庙—“永华宫”。清代台湾的朱一贵事件、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甚至日治时期的焦巴年事件，即使不是直接与天地会有关，就是隐约含有天地会的表现手法。但长久以来各地天地会大多都是非法的组织，好一点的则是被放任处置（如英属缅甸）。

然而在十九世纪马来半岛的柔佛王国，天地会组织义兴公司却是合法的存在，甚至被马来统治者宣布确立其官方地位。后来柔佛进入英殖民时期以及马来西亚成立以后，历任一直到今天的苏丹，对于义兴公司的态度都是十分正面的。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柔佛保有了许多天地会相关的遗迹，本篇便是谈天地会组织义兴公司在柔佛的发展、重要人物以及今天所能见到他们在柔佛首府新山的史迹。

对于不同区域享有相同或相似的历史经验而言，天地会当然是属于较为宏观的事例，在本篇的第二部分〈派衍海国：大航海时代中的新江邱氏族人〉，则以较为微观的角度聚焦于福建漳州海澄的邱氏家族，讲述他们在海外发展的故事。

邱氏族人出洋的历史久远，自18世纪甚至更早的年代，他们便已经在海外开支散叶。作为移民目的地之一的台湾，这里也有邱氏族人的足迹，他们在台湾的大本营是台南七股的笃加。笃家社区是现今台湾最大的单姓村，当地的笃加国小也曾一度收了清一色都是邱姓的学童。

然而，若以横向的视野来看的话，槟城更是邱氏在海外开支散叶后所长成的大树。这里有着富丽堂皇的龙山堂邱公司，十九世纪的邱氏族人不乏地方甲必丹、会党首领、贸易商、苦力贩运商、饷码商等等。槟城邱氏在海外的发迹，有赖于槟城这个具备自由贸易机能的殖民港市，透过商业贸易，使得邱氏在此茁壮成长。然讽刺的是，自由贸易在他们的原乡却是被打压的，商人在传统中国社会制度里头，是处于最低的层级。

另一方面，除了邱氏族人仰赖槟城这座城市而得以发展之外，槟城作为区域核心的地位，也有赖于像邱氏族人这批华人的经营，因此两者相辅相成。当然，作为区域首屈一指的贸易家族，他们也随着投资、通婚、会党网络等媒介由槟城扩散至周边的地区，像是暹罗、苏门答腊、缅甸等地。

同样地，邱家也并非孤立于历史的橱窗当中，他们也与本书其他篇章的主人翁有所连结，像是郑景贵在拿律的锡矿开发，也有赖于与邱家的资金合作，而前一篇所提及的，与板桥林家联姻的张氏兄弟，也是邱家在苏门答腊的商业伙伴。

既然邱氏族人曾经是一个时代的缔造者，那么他们在马来半岛也留下了许多看得见的史迹，本篇也将带领读者进行古迹巡礼，看看邱氏族人在本地的史迹。

槟城龙山堂邱公司

资料来源：白伟权摄

除了原乡和移居地之间的互动外，移居地之间也是可以相互影响的，而且他们当中的能动者也并不只是限缩于华人的圈子，除了华人、欧洲人、土著之外，日本人也可以是其中的要角。

在南马的农业大州—柔佛，当地在十九世纪末甘蜜产业逐渐没落之后，橡胶开始于二十世纪初走进柔佛的历史舞台，当地除了主流的欧资橡胶园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日资胶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与许多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以现代化国家的姿态，投资东南亚各国，以获取资源。

打开日本人所绘制的马来亚邦人产业地图便可以发现，柔佛是马来半岛当中，最多日资胶园的马来王国，这件事情并非经过精心安排，更多的是来自历史的偶然。

〈日资会社、台湾总督府与消失的柔佛日资橡胶园〉一文便讲述了日本人进入柔佛开放橡胶园的过程，而间接促成日本人在柔佛大举发展的，竟然是台湾总督府背后扶持的国策会社—三五公司。三五公司原先是以私人商业组织的身份在华南一带执行总督府的南支政策，公司主人爱久泽直哉便与台籍商人林丽生、港商吴理卿以及苏门答腊的张氏兄弟合作建设潮汕铁路，此举也间接促成了板桥林家和张氏兄弟的联姻。

但随着爱久泽直哉在华南的各种计划逐渐受阻之后，他开始将触角转向马来半岛南部的新加坡，并且以新加坡为基地，就近进入北部的柔佛，开发了第一座日资胶园。此后，越来越多的日籍资本也随三五公司的脚步进入柔佛，这些日资当中，也不乏台湾人熟悉的资本，例如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三井财阀、大仓财阀、明治制糖等。

此外，为了鼓励更多日人投资南洋，台湾总督府也在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派出旗下机构前往南洋调查及撰写报告，台湾银行、华南银行也是为日资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不仅如此，许多台湾籍民也因为日资的关系而来到柔佛，协助日本人打理胶园。在这些日资的进驻下，台湾、日本和马来半岛有了共同的历史交集，可以见到一些管理经验、人员开始在这几个空间中相互流通。

像是柔佛边佳兰老一辈居民与彰化源成农场、高雄南隆农场的老居民一样，必然对爱久泽直哉所经营的三五公司不会陌生，然而因为地区和产业形态终究有所不同，因此同样的三五公司，必然在大家心目中浮现出不一样的面貌。

像三五公司这种历史意象各有版本的事例还有很多，其中比三五公司更为人所知的，应该就是孙中山创建民国这件事了，对于台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打从1895年台湾进入日治时代之后，台湾在后续中国历史的大变局当中，其参与度便减弱了许多，到了后期（二战时）甚至站在了较为尴尬的位置。

台湾虽然在战后继承了中华民国的法统，也是现今中华民国能有效行使主权的地区，然而在民国的创建上，台湾人却因为历史的因素而限缩了其参与的空间，也使得台湾人意识中的“民国”，与马来亚华人脑海中的“民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落差。

建立民国这件很中国的事情，其实也有赖于庞大海外“外部势力”的参与才得以成功，马来半岛作为当时本区域最富裕且发达的地区，本区也不乏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与国父共建民国的马来亚华侨们〉一文便讲述了与孙中山一同建立民国的革命志士、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马来亚所留下的史迹。

因此在马来亚可以见到孙中山的老师——杜南、孙中山的接应人以及革命报《图南日报》的创办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领袖张永福和陈楚楠，以及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中央银行董事、民国财政部长邓泽如。

此外，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策划点也在马来半岛，如今这些地方仍然健在，有的还保存完好，像是新加坡的“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槟城的“孙中山革命基地纪念馆”、“槟城孙中山纪念馆”，以及孙中山在吉隆坡大宣讲所在的大中华映戏院，该戏院目前已经成为主打文创产业和艺文活动的文青圣地——REXKL。

杜南墓及其上的国民党徽

资料来源：白伟权摄

在马来亚华人成功见到民国诞生之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命运就可以像童话故事般，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反而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心系祖国的马来亚华人认为，教育是强国之本，因此在民国建立之初，本地社会开启了兴学办校的浪潮。每一个小市镇，只要资金允许，人们都会建立新式学校供侨居大马的华人子弟就读，〈走在台湾民国以前的大马华教〉所讲述的便是这段马来亚华人兴学办校的故事。

由于当时的建校者们都是民国人，因此他们所实践出来的教育地景与今天台湾人在学校所见到的有几分相似，有时甚至更加的“民国”。我们可以见到当时的校名多带有中华国族意识的色彩，例如中华、光华、三民、兴中、中正等的校名。

当时的学校也都挂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教室及礼堂墙上也高挂着国父遗像，现今台湾学校能够见到的“礼义廉耻”的匾额，也常见于马来西亚的华校，一些地方的学校甚至也有名叫“中正纪念堂”的建筑，且建成的时间点比台北的“大庙”来得早。在当时学校的年度行事历里头，也可以见到“孙中山纪念”、“黄花岗纪念”、“国耻纪念”、“云南起义纪念”等的假日。

上述所列举的，都是在台湾进入民国时代以前，马来半岛华校所能见到的地景。也因为这个历史过程，加上后续马来西亚没有像印尼、泰国、缅甸那种程度的排华浪潮，使得马来西亚至今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虽然今天已经斗转星移，但大马各地华校仍然能够见到民国时期以来，这些国族教育精神的余韵与再现。

总体而言，马来半岛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资源以及地理位置，这样的先天条件使得它自古以来就成为多族群、文化杂处教会之地，也勾通了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在此环境基础上，资源、经济、移民等元素便成为构成这片土地历史纹理的基因图谱。

在这样多元交杂的下所形成的历史必然是丰富而精彩的，笔者期待藉由本书这三大部分当中16篇相互关联的故事，透过田野志或地景叙事的方式，具象化地带领读者认识马来半岛丰富的历史，让这些历史及其史迹能被大家“看见”。

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现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助理教授。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赤道线的南洋密码：台湾＠马来半岛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志》。

编按：

本文为白伟权新书《赤道线的南洋密码：台湾＠马来半岛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志》的导论。该书属“台湾@南洋”书系，由高嘉谦主编，主要出版跟台湾有连结对话的南洋文化人文书。

本文原收录于该书，段落略有调整，部分小标题及图片为本刊所加，图片由白伟权提供。本文获得台湾麦田出版社授权转载。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