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之眼】
今年一月底农历新年前夕，中国正式发出2019冠状病毒会人传人消息，随后两个月病毒即传遍全球，并导致欧亚多国陆续封城或锁国，严重者社会经济陷入瘫痪。
三种防疫手段
这两个月来，各地区的防疫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手段。中国一开始否定国内有出现高度传染的致命病毒，甚至打压任何有关该病毒的消息，但在一月底却大逆转，宣布封锁疫情严峻的武汉，限制一切商业、经济、社会活动，同时采取高度介入民众日常生活的压制（suppression ）或防堵（blocking）防疫政策，这是第一种防疫手段。
邻近的韩国、台湾和香港虽然没有采取极端的封城和冻结社会经济活动的策略，但也同样以压制或防堵策略，积极追踪和快速检测高风险群，这是第二种模式。
反倒是欧洲和美国，大致上采取比较松懈、低介入的减缓（mitigation）防疫措施，鼓励轻症状者居家自我隔离，民众生活的日常性不被打断，商业、经济、社会活动如常，这是第三种防疫策略。但近日感染案例和死亡率快速上升，欧洲许多国家也纷纷转变政策，改以压制手段，逐步宣布封街、封城甚或锁国。
冀国家介入换取安全
各国防疫手段虽有差异，但面对极端的危机，很多国家的民众似乎都期待、接受、支持，甚或主动敦促国家加强社会介入，愿意让防疫打断生活的日常性，牺牲个人自由，以换取社区的共同安全。
比如英国和美国，疫情日益严峻，民间反而先于执政者发动维持社交距离，并要求国家更积极介入防疫。特别是到了三月，中国、韩国和台湾的策略都显得有效压制病毒扩散，欧洲和美国反而纷纷失守，不禁让欧美部分民众施压政府仿效东亚，实施强制保持社交距离。不过，欧美仍有一部分民众继续歌舞升平，不怕感染风险，坚持到人群高度聚集的演唱会、酒吧寻乐子。
政变导致行政真空
至于马来西亚，在防疫光谱上属于哪一种呢？虽然二月底遭遇不合时的政变，所幸公共卫生体制还算健全，即使没有政务官（即卫生部长）指挥，卫生总监和卫生部其他事务官仍能照常执行防疫任务。
马来西亚的防疫手段，一开始是以第二种防疫模式为主，即防堵病毒扩散，积极追踪检测曾经亲近确诊案例者，但不冻结商业、经济、社会活动，疫情一直保持在安全水平。
然而政变期间，国家行政出现真空，疏于防范大型集会，导致新增感染案例在三月中急速上升，连日出现单日三位数的新增案例。
新政府于是在3月16日颁布限行令，3月18日至31日期间锁国及封城两周，要求所有民众居家自我隔离，并冻结商业、社会、宗教活动，包括宣布各层级学校停课，可以说是转向第一种防疫手段。然而，毕竟国家不同，资源、制度条件有异，马来西亚采取第一种防疫手段，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限行令不协调激发反效果
防疫其实属于高度专业的公共卫生领域，但实际的防疫活动，往往颇受专业与政治的关系所影响。限行令颁布之初，很多实施细节显然缺乏透明和安排，似乎没有咨询防疫专家的意见，不同政府单位之间缺乏沟通协调（比如国家安全理事会和内阁部门之间），各种相互矛盾的政策和乱象相继出现，其中包括是否允许民众在限行令期间跨州移动、是否允许住校的大学生返乡等，多次出现逆转。
原来要强制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反而导致大量民众前往车站抢购回乡车票，提升集体感染风险。由于限行令缺乏实施细节，民众很自然地填补自己的想象，抢购潮可以说是对政策不确定性做出的回应。后来政府才公布餐饮业、超级市场和食品医药制造业将照常营业，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无须囤积食物和用品，但只允许食物外带不允许堂食。
不过，限行令第一天马上又出现新指南，只允许拥有店面的饮食贩商营业，不允许露天和路边饮食摊营业，后来甚至缩短百货商场的营业时间，可以购买食物、用品的选择和时间变少，人群自然而然地又集中到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再一次背离维持社交距离的政策目标。
再者，口罩是这次抗疫的关键配备。政府一开始就鼓励民众佩戴，但由于缺乏策划和协调，大量民众抢购口罩导致口罩短缺，影响在前线抗疫的医护人员的安全。后来政府改变策略，呼吁民众不必佩戴口罩，但却没有向民众解释政策为何转变，反而引起误解和民怨。
动用军队维持威权
虽然2018年经历过一次短暂的政党轮替，马来西亚政体大致上仍然维持威权特性。限行令之初，政府分派警队负责巡逻街道，劝止民众上街。限行令的第三天，国防部突然宣布将动员军人协助警察维持秩序。
由于刚经历政变，再加上一些惨痛的历史记忆，国防部此举难免引起民间诸多怀疑和猜测，包括引起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全国爱国者协会（Patriot）的质疑，但仍维持威权作风，没有公开向民众解释军人如何发挥防疫角色，决策极不透明。
至今，军警的主要任务是在不同路段设路障，质询路上民众出街的理由和目的，造成交通严重阻塞。与此同时，部分地区民众也许还不熟悉限行令，如常光顾市场，没有相互保持社交距离，这些地区非常需要有军警维持秩序，协助排队购买商品的民众保持距离，却反而不见军警的踪影，显示军警人力部署不当。
反观其他国家，军人发挥的防疫功能比较多元，包括为民众检测体温、搬运医药器材、协助政府搭建临时隔离所等，而不单是陪同警察街道巡逻。
民众内化威权视角
防疫不只是医疗问题，也亟需民众配合，因此有社会心里面向。尽管政策不一乱象百出，大部分民众其实颇自律，自发运用各种通讯管道分享防疫资讯，呼吁大家居家隔离勿外出。
但也有民众矫枉过正，不仅替政府执行监督任务，在社交媒体严厉谴责、羞辱不遵守限行令的民众，甚至欢迎军警动用武力对付违纪者。
这些现象反映长期威权治理下，民众内化威权治理的视角，只重视扩大和遵从国家权威，把重大危机交由国家全权处理，解决自己内心的不安和焦虑，而不是反思国家权力的适当性。
反思国家该如何介入
面对2019冠状病毒疫情这样的极端危机，各国民众一般都愿意配合国家防疫，暂时牺牲个体行动自由，维护社群的集体健康。关键已经不是国家该不该介入，而是国家该如何介入？怎样介入才属合理？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政治伦理，比如国家干预社会的程度，也属于治理的难题，比如如何减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伤害。
欧洲多国何以错失提早防堵和压制病毒的机会？可能是“进步”国家过度自信，不认为会被这一波疫情击溃，也可能是为了维护经济成长或避免过度干预民主社会原有的自由，但是其防疫策略已经从第三种转向第一种，是否会有效，恐怕要更长时间才能知晓。
中国一开始就采取极端手段，虽然有效防疫，但付出极大的社会和经济代价。马来西亚被迫从第二种防疫策略转向第一种，限行令或许对防疫有作用，但跟中国一样，恐怕得付出极大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包括严重的失业和产业倒闭问题。
限行令的第六天，政府已经宣布拨款5亿令吉给卫生部购买配备及1亿令吉增加一千名医护助手，这笔拨款是否能让马来西亚重回第二种防疫模式，尽早恢复社会、经济活动，有待观察。
傅向红，社会科学院讲师，专注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思考身体、疾病、公共卫生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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