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来到第二期，继第一期较为聚焦于新山书写的“义兴古庙与华人社会专题”之后，义兴与华人社会相关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仍有许多值得继续延伸的主题，因此本期题以“港主与地方社会”为题，将研究范畴拉到更广泛的柔佛地方。
从华人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若将柔佛、廖内和新加坡视为一个整体，那么港主制度就是构建这一区域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1844年，随着陈开顺在新山附近的地不佬河建立港脚（陈厝港）之后，源于廖内和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便随着港主与头家们的脚步扩散至柔佛，使柔佛进一步区域化，形成以甘蜜胡椒经济及港主治理为主轴的港脚人文地理区。
因此，除了新山之外，我们有必要将视野纳入全柔甚至更广大的空间范畴，透过不同区域的资料累积及比较，来帮助我们拼凑更完整多元的历史图像。
在此编排理念下，本期共收录了11篇文章，其种类除了前一期的学术专题、地方书写之外，也增设了田野与文献纪实，以及经典译注的栏位，每篇文章都围绕着本期所设定的主题。
纳入区域空间观
在港主时期的柔佛当中，一般在谈柔佛义兴与港主时，经常理所当然地从1844年陈开顺开辟陈厝港作为起点，而白伟权和黄燕仪所选择的经典译注，即由柔佛研究专家Carl A. Trocki所著的〈新加坡义兴公司的崛起与没落〉便为我们解读了义兴进入柔佛之前，在新加坡的发展。
讨论了义兴是如何因为殖民主义的扩展、人口及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变而逐渐由一个政治意识鲜明，充满结义互助色彩的组织转型为现今一般所认知的“私会党”，进而被迫将整个组织运作拓展到柔佛，形成我们今天在本地所见到的义兴公司，该研究也勾勒出柔佛义兴和新加坡的紧密关联。
新加坡国立大学廖筱纹（Lew Siew Boon）的文章〈Regional Network and Power Dynamics: Chinese in the Making of Johor, 1844-1917〉也以区域为主轴，从饷码、椒蜜经济、华商网络来讨论港主制度时期柔佛的形成，强调柔佛的研究必须纳入新加坡和廖内的区域空间观，方能完整。
她也指出，现今国际间新、柔、廖成长三角（SIJORI Growth Triangle）的出现并非凭空出现，若从历史的角度观之，早已有迹可循。
胡椒甘蜜与赌业
胡椒甘蜜的种植是构成港主与地方社会的基础，Trocki曾在其港主制度起源的研究中指出，本地港主制度其实源于18世纪的廖内，不过，近年来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徐冠勉也在荷兰发现178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驻马六甲商人对于马六甲甘蜜园的记录，当中甚至提及马六甲的甘蜜植株其实源于柔佛笨珍。
徐冠勉的经典译注〈关于甘蜜的报告：它在马六甲的种植和制作〉，便是将此报告进行翻译校注。这个发现相当重要，为廖内起源论的观点提供了不同的思考面向。
有关港主时期柔佛的研究，有几项议题也是长久以来为研究者所忽视的，赌业便是其中之一。赌博是港主及头家们控制方社会及获取庞大利益的要素，因而也成为当时一种主要的饷码专利事业。
新加坡独立历史研究者吕世聪的文章〈柔佛港主制度时代赌业初探〉便用了许多的一手史料介呈现了当时柔佛赌博的相关法条，并介绍了陈厝港、新山、峇株巴辖、麻坡的赌业及相关的头家、港主。他最后也指出新加坡的法律制度、交通建设对于柔佛赌业兴衰的影响。
港主制与港脚聚落
另一个较少人关注的课题是新山和陈厝港以外的港主，因受限于研究材料，柔佛其他港的港主研究其实并不多见，而笨珍培群独中文史科教师李文辉则因为长期的田野耕耘，而结识了笨珍一位港主的儿子，经过几次的访谈后写成了〈西洋港与顺天港〉一文。
李文辉考究的是笨珍西洋港港主王成璧，从柔佛港主制度的发展史上，王成璧属于后期横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末代港主，他的事迹因而弥足珍贵，足以为我们解答港主制度后期港权的运作方式，以及港主制度解散时港主们的反应。
在港主制度结束之后，港脚聚落社会历经了解体与重构的过程，然而有关这一过程的研究经常被人忽略，为此，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冯昆键的〈二战前新山乡镇华人社区领袖权初探：以郑厝港为个案研究〉便以避兰东郑厝港为对象，讨论后港主时期的地方社会领袖权的继承与变迁。
他指出港主制度解体之后，地方上血缘和地缘纽带也逐渐瓦解，居民组成日趋复杂，他们的领袖已不是来自国家的委任，而是建立在地方商户和居民的互动关系中。
除了冯昆键的研究之外，陈张文和以及张纹综同样讨论港主时期之后的柔佛。他们的研究区都放在居銮县，这里地处内陆，先前并未有港脚的发展，而是港主制度解散之后，英殖民势力以及橡胶产业进入柔佛地区之后所形成。
其中陈张文和的〈金銮殿的蝙蝠飞起来—居銮开埠史略〉讲述的是英殖民政府在柔佛内陆铁路交通的建设下，如何促使居銮市镇的开埠。张纹综的〈柔佛百年铁道小镇—巴罗开发与华人拓殖史略〉则顺着前篇文章，以地方志的方式讲述居銮附近的巴罗小镇的华人拓殖史。
拼凑完整的柔佛图像
随着时间的演进，独立后的柔佛被纳入马来西亚联邦体制下的一州，地方社会又面临了新的挑战，南方大学学院安焕然教授的〈乡会青年团的文化参与：1980年代马来西亚新山乡青团联络工委会的成立与发展〉一文为我们将时间进一步拉到现代。
他以新山为研究对象，讨论在1980年代本地华人面对政治地位的挑战下，如何藉由组织乡亲团来凝聚忧患意识，以回应外部的威胁，体现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扎根的重要历程。
本期除了港主与地方社会的相关主题之外，还有另外两篇是有关地名学（Toponymy）和帮会研究的文章。地名是一地社会及历史过程的载体，舒庆祥在〈新山几个华文地名的源流考〉一文中，对于新山一些被遗忘的老地名进行梳理，考证这些地名的出现时间、使用方式，及其所代表的意义。
麦留芳的〈帮会研究方兴未艾〉一文除了回顾近年来有关帮会的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与陈剑虹在上一期文物馆年刊当中发表的〈坐地开山：新加坡和马来亚义兴公司研究小议续说〉对话，透过他近年在香港、澳门、广州、马来西亚等地的田野材料来回应陈剑虹的观点，因此精彩可期。
此外，本文在出版时也遇上了一些小插曲，即文学杂志《季风带》曾在未交代出处的情况下先行转载本文，后经过沟通，《季风带》主编也已在官网进行澄清，本刊也感谢《季风带》的配合。
总体而言，本期港主与地方社会专题的每篇文章其实并非是独立存在的，这些文章整体上关照了港主时期柔佛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不同主题等多个面向，为读者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柔佛图像。
白伟权，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莫家浩，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庄仁杰，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按：本文为《2018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港主与地方社会》之导言。
本文段落有所调整，另加小标题，其余没有更动。本文获得出版单位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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