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候鸟
我们永不离开
最最亲爱的土地
为了她明天的幸福
我们誓言
把我们的青春和力量献出
──节选自田思〈我们不是候鸟〉，写于12.9.1987。
1. 告别与替代认同的建构
“砂华文学”这个名称最早见于50年代。那时反殖反帝气氛严峻，东南亚各地纷纷争取独立或自治，砂拉越华文文学自然脱离不了当时的政治与文化氛围，尤其是砂拉越左翼报纸与刊物十分蓬勃，无论是报纸副刊或文学创作都具有浓厚的左翼色彩，作家们关注边缘人物、低下层人民以及劳动阶层等弱势群体。
读田农所编《马来西亚砂拉越战后华文小说选（1946-1970）》，便可清楚看出50、60年代文学关注的对象、创作理念以及它所反映出那时代人面对的思想意识与精神状态。特别是在砂拉越独立前后时期，如何处理“认同的选择”，“回去”或“留下”着实困扰着不少知识份子。
那是“北归”思潮热烈炽长的年代。不少年轻人受到“祖国”的召唤，欲北上回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也有一些年轻人开始反思，究竟自己所认同的“祖国”和“母亲”是谁？
一如巍萌（魏国芳）的《可怜的孩子》，小说中描写18岁的阿牛在收到来自彼岸的信后，在北归与热爱自己土地之间挣扎，最终选择留下来。
认同的纠葛，正是意识主体建立的起点，这当中重要的工作，是要处理自己和这块土地之间的关系，而连接的问题是：该如何认知？如何宣示相互的关系？这时候，人们的感性或许比理性意识起更大的作用，探索与土地的亲密性也意味着本土意识的滋长，而一旦确立了祖国对象的认同，告别便成了一种必要的仪式，才能清楚安顿“北望”的心理和精神向往。
60年代“大马计划”的合并，更是增添了认同的困扰，不少东马人在合并中感受沦为二等公民的屈辱感，虽说是脱殖，实际上却是揉杂创伤的独立。一直到今日，砂拉越人对“马来西亚”薄弱的认同，更加强他们对地方的存在感以及地方依恋。
“地方”的依存感寄托着浓厚的“乡土”意识，这个乡土可以指向砂拉越，又或婆罗洲。在砂拉越，文学中的乡土意识，不仅仅只是对地方历史记忆的整理或纪录，又或是通过人、景和物来建立所谓的“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它的深层意义恐还包括对“马来西亚”的内在抗议，因此须弱化与转化政治上的认同，找到另一种安身立命的替代方案。
于是“犀鸟之乡”成为独特的心灵和精神图腾，在无奈被推进建国与合并的强制性认同中，找到自由呼吸的空间，成为写作人“替代认同”（alternative identity）的精神寄托所在。
读田思《砂华文学的本土特质（评论集）》，以上的思绪纷至沓来，似乎无法轻忽略过。
二、“书写婆罗洲”为主体式的书写认据
在这部评论集中，“书写婆罗洲”是贯串整部书的主要书写理念。田思在书中说明“书写婆罗洲”的原意是出自一种有卖点的文学书写策略或阅读位置，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建立砂华文学身份认同的书写方案。
文学的身份认同，向来和政治、历史及文化有多重的交涉，不容易被厘清，而作品本身往往是最好的认证形式。“认证”（identification）需要经过特定的程序，例如必须先进行领域范围的认据，再宣示某种主体形态，之后再提供一定的书写方向，例如应该写什么、反映什么。扼言之，“书写婆罗洲”即是一种主体式的“书写认据”（claiming for write）。
有趣的是，当书写认据遇上不同的美学观念，对于婆罗洲的书写即发展出多元的书写形态。婆罗洲作为文化认同的乡土，会面对书写者抽离和贴近两种不同书写距离的态度。
简单来说“婆罗洲”作为“原乡的想望”和“生活场域”所投射出的共存与共生感，将反映不同的书写态度。这不必然直接就是美学意识的差异，而是涉及“乡土”是“回家”的途径抑或“在家”核心现场不同的认知方式。
这也迫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所谓旅台作家“扭曲了婆罗洲的真实面貌”的文学价值判断，究竟如何把问题转换至──藉由文学创作提出对“真实的”或“想象的”婆罗洲的思考与反思？“婆罗洲”是一个单数或复数空间的存在？
由此，我们看见两种回然不同的文学姿态，可是巧合的是，两种书写认据都有共同的指涉，即拒绝承认“马来西亚”以及提出对“马来西亚”国家建制的批判，像李永平就不承认马来西亚，而是认同于婆罗洲。
因此在砂拉越，若论及“本土”，不像在西马，直接就举出马华文学或马华文化，它会牵引出“谁的文学”或“马华文学”包含了谁、排斥了谁的复杂问题。
砂拉越学者吴诰赐在〈中文《海豚》中的砂拉越本土认同〉文中，曾表露非常直接的态度，他引用Daniel Chew看法指说：“认同是一个社群对一片土地、政体或生活圈子的态度、看法及情感，它是理性与感性的融洽。本土，指的就是婆罗洲，或在本章中所指涉的砂拉越。本土认同或意识，基本上是反殖民主义的，它可以是殖民主义瓦解后所出现的新主体”。
田思在书中的“本土”更强调文化自觉，尤其是珍惜婆罗洲的“多元性”，如他所说“多元民族、多元生态、多元景观”。在这当中，如何表现与原住民之间相处的友族的爱以及绿色雨林，是两大主要的课题。而“超越族群”亦是“书写婆罗洲”的一个特色。
田思在文中把“书写婆罗洲”的实践也视为一种文学运动。书写实践从雨林、饮食、草木、原住民等，有意从不同文化的递嬗演变，传达砂华华文文学中不同于西马的文字与文学传统，并以区域性文学的差异，加强砂华文学的本土特色，形塑出书写婆罗洲的本土文学聚落与社群认同。
从“书写策略”、“书写认据”到“文学运动”，实际上可视为本土认同建构的过程，赋予了“书写婆罗洲”丰富与多元的指涉与意涵。
田思的本土特质的勾勒，无论是自然雨林或山水、小镇风光与人文风俗，抑或地景或街巷故事等，同步在形构婆罗洲或砂拉越的在地知识。如前所言，书写认据在划出一定的界限范围以后，需要填补本土知识内容，才能提供读者“指认”渠道，感受其内含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如此一来，“书写婆罗洲”可以即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甚至也可以是政治的。它可以是在地的文学聚落，也可以是不在场的离散场域。它是开放的文学书写系统，也是多元的认同社群。如此的婆罗洲，才能形成多方对话的文学与文化书写空间。
完成于2013年9月16日
（马来西亚日。前马共总书记陈平逝世。）
魏月萍，马来西亚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关怀为思想史、新马历史与文学。著有《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论述》、《马华文学批评大系：魏月萍卷》; 合编《东南亚与东北亚儒学的建构与实践》、《重返马来亚：政治与历史思想》。
编按：本文原题为《告别与认据：砂华文学的聚落与离散场域》，为田思《砂华文学的本土特质（评论集）》一书的序言，段落略有调整。本文获大将出版社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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