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思维】

两年前，偶然的机缘下走进吉隆坡十五碑的一家盲人按摩院，第一次体验视障人士的按摩。当时我十分惊讶，尽管视力受损，他们仍能熟练地开门、打开空调、按摩、计时、收费。按摩时，听按摩师说起，空闲时会打乒乓、学跳舞、练合唱等等。然而，这些是对他们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之后，也和友人在十五碑参与田野观察计划。与视障者接触、交往的两年里，我们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何异于我们，也意识到视障社群里具有充沛的能量与多元性，然而这些能量却受到压抑，社群内部的多元性也鲜少被了解。

视障群体内部的多元性

虽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少有机会面对面认识和交流的机会，我们对于视障者的认识更多来自于影视文化中对于“盲人”或“瞎子”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往往浪漫化或是落于悲情，以致于过于简化视障者所面对的实际状况。

我们习惯把视障者称为“盲”或“瞎”（blind），但这是具有误导的，也是充满误解歧视的称谓：把视障者都预设为视力全失，或是没有眼睛，因此丝毫看不见。实际上，视力障碍（visually impairment）的情况与缘由是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多样，视障社群内的个体也因此面对不同的需求和难题。

一般而言，明眼人对视障者主要有三个误解：一、认为一个人若是失明，则毫无视力，任何事物都看不见；二、认为失明者感受不到任何光线和颜色，完全处于黑暗中；三、以为视障是固定的、静态的伤残，且视力程度不会有变化。

事实上，国际视力伤残程度将视力伤残大致分为B1（全失明）、B2（严重弱视）以及B3（轻微弱视），其测量的标准为是否有感受光的能力、远近的视力以及左右的视野范围。换言之，失明人士有不同程度的视力、视野和光感，并非我们所想象的活在一片黑暗中。

其次，有些视障朋友具有光感，他们分得清白天与黑夜，当他们在光亮的地方时，也较能看清四周围的人们与环境。走进没有灯光或较暗的街道里，对他们而言是更难移动的。因此，十五碑周围街道上的路灯设备显得更加重要，以保证他们在晚上也能够独自出门。

现实情况却非如此，十五碑附近的小印度街道是旅游区，那边灯火光明，隔几条街的的视障社区却照明不足，对于城市规划者而言，旅客似乎比视障者更需要照明。

其三，并非每个视障者都是一出世就失明（“天生失明者”），有些人原本轻微弱视，但是随着年岁渐长，视力渐渐退化成全失明。甚至有些人的视力原本没有问题，但是在长大过程中发生意外，忽然失去视力，这就是“后天失明者”。

自小失明的视障者，自然对我们所认识的颜色和形状没有概念。后天失明者不一样，由于是在成长过程中丧失视力，所以他们曾经经历明眼人的世界，他们对于颜色和形状也依然有记忆。

视障是社会问题

对于视障者缺乏理解，除了导致我们在路上面对视障者时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帮助对方，更让我们落于既定印象。例如，许多视障朋友走在吉隆坡的街道上时，就面对来自旁人的冷嘲热讽，指他们是“假盲的”、“集团派来骗钱的”。

或许这也来自对于视障者的另一种误解：认为视障者必然是眼球残缺，或者是双目紧闭。然而，有些视障者并非眼球伤残，而是因为视网膜脱落、眼球神经线伤残而导致失明，所以从外表来看，他们的眼球有如明眼人一般完好。

许多视障人士勇于面对各种障碍，毅然走到陌生的公共空间时，却还需面对莫名的指责，打击他们在城市里自由移动的信心，造成他们的移动范围进一步被压缩。

除了得承受偏见，视障者还得面对不友善的公共设施，他们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以外，也缺乏自由移动的条件；为明眼人设计的消费、休闲、娱乐、运动、情欲文化，让视障者即使有钱有闲，也难以享受；以明眼人为主的工作选项，造成视障者的就业选项受限，大部分视障者只能选择当按摩师、接线员、街头艺人等；缺乏社会网络的支持，社会支援网络窄小，让他们只能依靠身边寥寥几个至亲或友人。

这边列举的种种问题说明视障者所面对的挑战不只是身体的、个人的、内在的缺陷，他们还得抵抗来自整体社会不自觉为他们设立的障碍，这些制度的、社会的、外在的障碍，正是后者造成他们丧失活动能力。

视障者依赖的社会关系网

但是，即使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视障者依然展现坚毅的生命力，在缝隙间寻找他们可以倚赖的资源与网络。由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无法独立完成，如何在社会关系网中找到伙伴成了至关重要的事。

前面提到视障者有不同的视力程度与情况，这些差异就会影响个体适应社会的方式，例如视力较好者生活中也比较自立，成为视力较差者的依靠对象。因此，前者能够独自在社区里四处走动，后者则倾向与其他人结伴而行，减低在路上所会遇到的不便。很多时候，视力较差者为了减少出门的麻烦，也会请求视力较好者的帮助，协助打包食物，或是检查钞票或手机屏幕上的字。

失明人的视力伤残程度会影响他们的自立程度。这也使到十五碑的失明人士必须依赖他人，与其他人共生。但是，这却并不保证他们在社群里有更多的能动性，赋予他们能动性的决定因素往往是个人所具有的性格、财力与亲属关系。

一开始，见到视障者每天只待在按摩院和家里，我误以为视障者都比较内向，不喜欢往外走动。接触后才发现这只是我们的刻板印象，许多视障者都活跃外向，热衷于参与各种活动，只是苦于找不到一起出门的伴，或是适合他们的休闲或娱乐活动。

有些视障者的内向性格则表现在不擅于与人交际，其中的原因包括个性腼腆，或羞于求助，以免被他人看轻。其中一位视障朋友就曾分享，过去在旅行时明知道酒店有提供早餐，但是不知道餐厅的地点，又不好意思询问他人，不想让别人“发现自己看不见”。

成长的过程中，因为这样常常吃亏、受到挫折，最后才决定得接受自己是个失明者的身份，要教导自己不能害臊，要变得更外向，“要学会与别人交际”。他说，不开口寻求帮助，就不会有人发现自己的需要。接着，他不再腼腆，变得能言善道，健谈有趣，每次要出门吃饭也更容易找到明眼人或视力较好的朋友陪伴。

但是，朋友所能够给予的善意帮助是不稳定的、不持久的，为了应付各种问题，用金钱或财力所换取的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有些视障者为了像常人一样吃大餐、旅行或赌博，便会请客，请明眼的友人吃饭或旅行。作为交换，明眼人会在饭桌上、旅途中或赌场里照顾视障者。

金钱的另一种运用方式是不惜花钱支持某个摊位或老板的生意，交换条件则是每当这名视障者上门消费时，就要获得服务人员的悉心照顾与关照。这是有条件的、以交换为基础的关系。关系中的双方确切明白彼此的相互义务：我帮助你，你便也有义务报答我。

另一种则是无条件的、以感情为基础的亲属关系。这些关系包括父母亲、兄弟姐妹、伴侣、子女。除了是家人，他们也自然而然地被要求扮演照护者的角色。对于许多视障者而言，父母的无条件照顾成了视障者最重要、最宝贵的生命伙伴。

若父母离世，又没有可以依赖的兄弟姐妹，找到伴侣、组织家庭变成了头等大事。除了有伴侣互相扶持，子女也成了养老计划的重要部分。

自由与依赖：视障者与视障社区的共生关系

作为明眼人，我们不需要如此规划自己的人生，即使没有可以依赖的对象，我们的生活也能够继续。我们鲜少担心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不够稳固而在生活中寸步难行。

视障者所拥有的这些资源和人际网络却并非总是存在的。视力会随着年龄退化，轻度弱视者也会在年长时渐渐成为全失明，而变得必须依赖他人；用性格魅力吸引的朋友不一定能够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提供帮助；家人至亲也会离去，情人孩子成为最好的选项，早日结婚生子成了视障者避免老无所依的重要人生选项，但是亲属所要肩负的却是沉重的负担。

英文谚语说，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然而一位视障者相比于一位明眼人，支撑他的“村庄”却小多了。

唯有财力能够保证无条件、无期限的自由与自主权。然而，目前社会所能提供一般视障者所从事的行业皆属于低阶劳力型，不容易累积资本来保护自身。执着于发财致富的视障者，则会选择投资，或是经营生意，甚至在无奈的情况下铤而走险，以违法途径赚钱。也曾听说视障者为了建立事业，每日每夜地按摩，结果却损害了身体。

相对于明眼人，视障者获得自主权的道路是坎坷且需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当个人没有受到来自社会保障时，他们被迫自力更生。社会资源难以取得，却容易丧失，这也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自身努力是不成正比的。

唯一能够让他们安心的是，十五碑这个可以找到同伴、毋需忍受他人目光的视障社区。在十五碑的视障圈子内，他们可以放心，可以自在地生活。但是一踏出十五碑，就必须以“大冒险”的心情出发。

十五碑成了保护他们的社区，也成了他们与社会隔离的圈子。或许正如视障朋友所说：“明眼人可以天南地北地走，盲人只有一个十五碑。你不满你的工作、不满你的生活，可是你还可以去哪里？”

按：笔者曾参与亚答屋84图书馆的“他者资料库计划”，负责访问与书写十五碑视障者的故事。笔者也参与拍摄纪录片《黑暗的日常》，导演是刘华丹，笔者为副导。本文能够完成，得感谢一起参与田野计划的刘华丹，部分观点是从相互讨论中得到启发，特此说明。

刘存全，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系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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