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本书开章所言，我尝试解答的两项提问是：
一、联盟/国阵政权凭什麽长期稳定地维系此“半民主”政体？这类要素，如今是否已经逐渐消逝？
二、马来西亚民主转型的展望如何？困难何在？
联盟/国阵政权所谓“协和式民主”的族群共治与族群分工模式，在1969年的五一三族群流血冲突爆发前，其实并非如此稳定。这一方面是联盟三党之间，自始就存在着实质的不平等，难以真正相互否决；另方面则是在独立前期的双族群社会对峙下，身在联盟的马华公会，固然接受“马来西亚基本上是马来人的国家”，联盟以外的其他马华政治力量，却不必然接受。而巫统虽普遍被马来人视为族群权益的捍卫者，当巫统“对华人退让太多”，部分马来选民就会以选票抗议。五一三暴动最终以暴民的暴力和军警的武力，压下了这场纷扰。
后五一三时代的国阵政权，相比1969年前的联盟政权，显然稳定得多。国阵政权之所以异常稳定，不仅因为它是个名副其实的大联合政府，将五一三暴动后几乎所有的反对党都收纳其中，更重要的是马华社会锐气已失，但马来社会的忧惧未失。
华人的忧虑
马华社会一直到2008年大选前，都极易遭受国阵政权恐吓。1970年代以降，历届大选，虽然都会有不少抗议性质的马华“赌气票”，无论如何都要投给在野的民主行动党，但反对党一旦势盛，主流的马华社会反而会怕，五一三动乱的阴影就隐隐再现。于是1999年大选，当马哈迪政府看似势危时，不少华人就回过头支持国阵，最终让马哈迪安渡难关。
此外，当马华意识到华基反对党根本无望变天，他们终究要去面对一个不友善却不得不打交道的官僚体系时，马华公会、民政党等华人/ 华基执政党虽已无力左右国家大政，毕竟在朝为官，“朝中有人好办事”。反过来说，朝中要是真的没了自己人，“朝中没人 怎麽办”？这种患得患失的忐忑心理，也让马华社会不敢轻易“全面造反”。
马来人的忧惧
马来主流社会一贯未能消除的忧惧，则是马来人固然掌控政治，华人却依然主导经济，更始终不愿真诚地接受马来西亚是个马来人的国家，所以万万不能重蹈1969年大选的覆辙，让华人差点就也掌控了政治局面。如果政经双失，那马来人就会 在自己的国土上，无立锥之地。
1980年代后，这种忧惧，还要再加上异教徒世俗或不道德的生活习尚─譬如饮酒、赌博、吃 猪肉、养狗、穿着暴露、婚前性行为、同性恋等─对其虔诚宗 教生活的冒犯、侵扰和挑战。
不过马来主流社会认定的“华人依然主导经济”这一点，摆在今天的情境看，已是想像多于真实。1970年巫统藉五一三暴动的契机着手“重组社会”以前，华、巫的经济实力对比，的确悬殊，遑论半岛上所有像样的城市，当时基本上都是由华人创建、聚居、主导。然而即便是在当年，外资（特别是英资）其实才是马来西亚经济的主宰者。
1970年后，国家之手强力介入经济运作，新冒现的许多公立产业机构、集资投资机构和大型国企，都肩负着转移财富的特定使命。经过数十年经营，它们其实已经代马来社会掌握了大半的国家财富。
早在2006年，林德宜为ASLI（Asian Strategic and Leadership Institute） 撰写的争议性报告曾指出，观察土著在全国拥有的企业股权比例时，如果计入这批专责机构与大型国企的资产，土著实已掌握了四成五的企业股权，而非官方所宣称的多年来没什麽长进 的18.9%（The Sun 2006.10.11）。
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主，的确大多仍是华人，至今也还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但他们既难获得政府襄助，规模亦远不及大型国企，创富能力根本无法相比。
华、巫经济实力近年来的消长，还可藉金融界的变化 一窥虚实：本土的华资银行，曾经盛极一时，然而数十年来不断地遭国有银行逐步併购整合后，郑鸿标的大众银行（Public Bank），如今已是硕果仅存。话虽如此，一般人的观感，难免还是会受“2016年马来西亚的十大富豪榜，十有八人是华裔”的这类传媒报导，强烈影响。
执政菁英操弄族群议题
两大族群内主流成员的这种心理状态 ，自然容易让执政菁英在关键时刻——譬如情势相对不明朗的特定大选前夕─ 刻意操作争议性的族群、宗教议题，以创造危机氛围，确保政权。反过来说，情势稳定时，国阵就会改以中庸自居，标榜繁荣稳定进步。
这种操作手法，一直到2008年大选前，可谓屡试不爽，差别只是随着马来选民与马华选民的影响力日益悬殊， 情势不妙时，巫统会为了固守马来基本盘，更赤裸裸地挑起争端，操弄“马来人大团结”或“穆斯林大团结”的狭隘诉求，不惜牺牲盟党利益。
以上分析，诚然过于简化。首先，影响政权安稳与否的因素甚多，族群视角有其局限。其次，即便只取族群视角，马来西亚并不仅仅是巫、华两大族群。不过影响政权安稳的因素，固然甚多，如其领导国家经济发展的能耐和国际经济大势的周期等，都可能会拉抬或打击政权在特定时期的选举表现，但说到关键要素，应该还是族群。
我们若仔细检视历届大选的过程和同时期国际政经环境的变化，当可见国阵政权的经济表现，固然影响选情，却从来不会致命。而在1970年代至2008年这段几近四十年的岁月里，曾有整整两代马来西亚人，因为对国内族群政治的常识性理解，根本无法想像国阵政府垮台。
至于第二点，马来西亚确实早就不是“双族群社会”，肆无忌惮的选区重划不公，更是已严重削弱马华的政治代表权。不过据马来西亚国家统计局2020年的人口预测，马华毫无疑问还是第二大族群，将会佔全国人口的20.6%（694.7万人）。更重要的是，马华人口因为集中于城镇地区，目前仍可在全国约三、 四成的选区里，主导或影响选情。反观印度社群，2020年的人口预测虽仍有6.3%（213万人），但却没能在全国任何选区里佔据多数，也就没什麽实质影响力可言。
至于东马的非穆斯林土著，经过国阵政权多年来刻意分化，政治力量支离破碎，也早已不足为患。简言之，马来西亚独立一甲子，巫、华两方的政治能耐虽已不能等量齐观，却依然是两大要角。双方的冲突，仍会是族群政治核心。
马来人忌华人掌权
2008年和2013年大选昭示的转型前兆，是马来西亚民间社会多年积变下的成果，虽曰突然，有迹可循。这方面一是马华社会普遍求变，二是部分城镇马来中产阶级的反省与鬆动，后者尤与1998年安华事件的刺激有关。两者迭加，终使跨族群政治略见雏形。
然而这当中有个难解的结，就是主流的马华社会越“反政府”，主流的马来社会就越忧惧。所以当华人压倒性 地支持民联或其后的希盟时，又恰逢马来政治史上空前分裂的时期（半岛上的巫人/巫基政党，目前就多达五个，即巫统、伊斯兰党、国民诚信党、土著团结党和公正党），不少马来人难免感到不安，深恐华人乘隙掌握政治主导权。
事实上，保守马来选民的疑虑，已经多少表现在2013年大选时，伊斯兰党和公正党逊于上届的选绩上。（1）这埋下了伊斯兰党选后为巩固其保守派基本盘，积极重推伊斯兰刑事法等宗教议题的伏笔。争议随即引发伊斯兰党与民联另两个盟党的矛盾，亦导致伊斯兰党内分裂。
而随着第十四届全国大选的脚步逼近，伊斯兰党甚至于2017年9月间，开始抛出“票投希盟，就等于票投民主行动党”的说法，至此该党对华人政治力量的戮力提防，已丝毫不加掩饰。而伊斯兰党与其多年寇雠——巫统近来微妙的友善互动，则隐隐然是藉“马来人/穆斯林大团结”来感召马来选民。因为马来穆斯林的深沉不安，下届大选，反而极可能是面对丧权威胁的首相纳吉、巫统及其外围组织们，最放肆地操弄族群、宗教议题的一届大选。
马来族群认同与穆斯林认同
马来西亚的民主转型进程，短期内并不乐观。“抗变”的马来主流社会心态，或是最大阻力。当然，“马来主流社会”的内涵为何，是有争议的。如第五章所述，国阵在2013年大选夺下的133国会议席当中，高达112席是来自选民相对单薄的乡郊选区。
乡间的保守马来穆斯林，加上城镇里的虔诚中产马来穆斯林，人数即便不是绝大多数，应已足以构成马来政治主流。这个主流马来群体，经历过1980年代以降伊斯兰化政策的洗礼，宗教意识甚强，又因为“马来人都是穆斯林，穆斯林则绝大多数是马来人”的国情，其族群认同与穆斯林认同存在太多交集，显然无法在短期内就根除他们对“盼变”华人的高度猜疑。
其次，在野政治菁英为早日达成政权轮替的目标，汲汲于建构两线制构想下另一足与国阵抗衡的联合阵线，却似乎没有对仿傚国阵的盟党“族群分工”趋向，有足够的警觉，也未认真处理盟党间缺乏共享的核心价值与意识形态的问题。
举例来说，土著团结党是巫统的分裂政党，而民主行动党与这个希盟的新盟友之间，除了对终结贪腐丑闻缠身的纳吉政权深有共识外，再没什麽共同的目标与追求，遑论后者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马来政党。
所以希盟即便因为某些特殊的历史机缘，侥倖执政中央，结局大概也只有两种可能：
1.逐渐退化成由某个强势的巫人/巫基政党主导的执政联盟，与下野的国阵，共同发展出“类马来两党制”；
2.各盟党在面对国内继续层出不穷的族群、宗教争议时，因为价值观差异过大，无法相互容忍妥协，最终交恶拆伙。
不过长远来看，马来西亚民主转型逆转的可能性甚低。该国由半民主转型至民主的过渡阶段，或许需时甚长，但前景乐观。这样的判断，一是基于混杂型政体的内在张力，最终仍会导向变革；二是马来西亚多年来持续推进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步伐；三则是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关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可议论之处甚多。马来西亚本就是个相对开放的社会和经济体，易受外来思潮影响，显例之一，正是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此留下的烙印。
1980年代后，国家的伊斯兰化举措，已经留下了某些难以逆转的体制变革，养出一批新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更潜移默化地形塑了马来新世代的保守宗教观。不过与此同时，中断多年的英校体系正逐渐复兴，（2）中文亦随中国在本区域的崛起而起。（3）
相异的语文教育背景，往往会培养出相异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马来社会的内部歧异，或会跟着逐渐扩大。二十年后，马来西亚极可能再现阶级和语文紧扣的早年社会现象，即西化又爱讲英语的城市马来中上阶层，对映城、乡地区的保守工农马来语社群。两者世界观与价值观上的不一致，或导致前者终起而抗拒进 一步伊斯兰化的举措，追求西方相对世俗、民主、多元的生活模式。这种迹象今天已见，但还远不成气候就是（王国璋2016）。
注释：
1. 伊斯兰党夺下21国会议席，比上届少了2席；公正党夺下30国会议席，比上届少了1席。华基的民主行动党则是最大赢家，共拿下38国会议席，比上届增加了整整10席。
2. 马哈迪曾于2003年在全国中、小学校同步推行以英语教授数理科目的政策，但成效奇差，折腾七年后就难以为继。国阵政府紧接着再以迂迴手法，推行类似政策，譬如于2016年开展的双语教学计划。迂迴之道的另一面，则是索性以“私营化”手法，恢复中断了数十年的本土英校教育。这方面的作法，一是纵容强调英语教学的私立中小学校发展；二是批准创设大量所谓的国际学校；三则是延续1990年代英语私立大专院校涌现后的发展势头，进一步完备本土英文教育体系（王国璋 2016: 14）。
3. 英文私校及国际学校蔚为风气之际，马来子弟入读华文小学的人数也在逐年攀升，总量虽还不算大，增长的步伐却很可观。教总2015年的调查报告就显示，2010——2014年间，全国华小的马来学生由55,976人增至66,647人，五年内增幅19%，已佔华小学生总数的11.7%，而这 还不包括印裔和东马的土著学生（锺传颖 2016）。此外，马来西亚政府和中国政府自2011 年起，就开始逐步承认彼此的大专学位。2012年起，马来西亚正式承认中国820所大专院校 的学位；2013年起，再承认台湾157所大专院校的学位。此后赴中的官派留学生人数增加， 不再只局限于欧洲、北美、澳洲和中东等地。
参考书目：
王国璋（2016）〈族群、阶级、语文：六十年速写〉，刊于《当代评论》总第11期。页11-17,吉隆坡：林连玉基金。
王国璋，马来西亚北海人。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硕士，香港大学博士（亚洲研究）。曾在台北、澳门、香港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担任过研究助理、兼职导师、专任导师、副研究员等职，现为独立研究者。研究兴趣主要在族群政治、语言政治及海外华人。著有《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政治，1955-1995》(1997)及《菲华商联总会之兴衰与演变，1954-1998》（2002，与张存武合撰）等书，近年时评则散见于马来西亚、香港和新加坡三地。
编按：本文原为王国璋《马来西亚民主转型：族群与宗教之困》一书之第六章，原题为“抗变的马来社会与盼变的马华社会”。本文获得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欲知该书详情以及邮购，敬请点击此书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