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景观社会
今年的马来西亚电影节在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三个奖项中，另设“非马来语组”（最佳电影的非马来语组在几年前已经设立），使到一些电影如《Ola Bola》和《Jagat》，在上述这些项目中被限定提名参加“非马来语组”，而引发争议。
主办单位最后决定取消这些非马来语组别，让这些少过70%马来语对白的电影角逐这些奖项。但与此同时，它增设一个“最佳国语电影”奖项，让那些已入围最佳电影的马来语电影竞逐。
在引发争议期间，主办单位马来西亚电影发展机构（FINAS）和马来西亚电影制作人协会（PFM）曾举办交流会收集意见。PFM主席也是著名导演尤索夫（Yusof Haslam），他捍卫电影节的决定，指出此举是以巩固马来语作为国语的地位为基础，不应该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
另外，PFM执行总监班沙（N. Pansha）也指出，马来西亚电影节原来的创办目的，就是为了推广马来语电影，因近年来非马来语电影数量的增加，才决定增设非马来语奖项。
国家电影与大马电影
在这场交流会中，也冒出有关“国家电影”（Filem Nasional）和“马来西亚电影”（Filem Malaysia）的问题。 尤索夫（见图）认为，华裔和印裔电影人所拍摄的电影可被归类为“马来西亚电影”，但坚持“国家电影”必须是马来语电影。
马来西亚电影节始于1980年。当时在马来西亚摄制的电影，都是马来语电影，这是不争的事实。配合1970年代后的新经济政策，马来电影业者都希望从外资，尤其是邵氏和国泰手中夺回电影制作和发行的实权，提升马来语电影工业。马来西亚电影发展机构和马来西亚电影节的设立，基本上和这些目标息息相关。
这些看似要提高马来裔电影经济和制作实力的措施，背后的推动力本来就是马来国族主义。同时，在“国家文化政策”的话语下，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早已被官方认为须以马来文化和语文为轴心。
虽然这文化政策搁置已久、乏人问津，但它和马来国族主义并行不悖。换言之，“马来语电影”、“国家电影”和“马来西亚电影”早已经混为一体、水乳难分，又何来“国家电影”和“马来西亚电影”的明显区分？
族群政治幽灵仍笼罩
近几年来马来西亚的电影文化有正面的改变，但同时族群政治的幽灵仍然缠绕阻碍它的迅速变革。因为越来越多非马来语电影的出现，电影发展机构调整了它的电影政策，取消20%娱乐税回扣的措施，以“剧情片公映奖励金”（Insentif Tayangan Filem Cereka）取代之。
当我们为这改变欢呼后，发展机构立即推出只有100%马来语的电影才能够申请的“爱国及文化电影基金”（Dana Penerbitan Filem Kenegaraan dan Warisan）。电影节取消非马来语组奖项，我们以为争取成功，但它却提出个最佳国语电影奖，坚持要对“本土”和“外来”语言划下区别。
当一个关卡被打破，另一个关卡即刻被设立起来，协商和争取也变得没完没了。土著意识（Bumiputraism）还是那么根深蒂固，难以连根拔除。
最“标准”的国语电影
对于最佳国语电影奖项，独立电影工作者安瓦帝（Anwardi Jamil，著名导演贾米尔Jamil Sulong的儿子）提议，不如把它颁给运用最正确、最标准的国语电影。对他来说，获奖的电影并不一定需要70%以上的马来对白，只要是电影里头的马来对白足够标准就可以了，最好是依照官方和国家语文局的标准，这完全符合电影节所设定的巩固和发展国语的目标。
安瓦帝提议的评审方式是世界罕有的，但他的意见创建之处，便是他把语言还于语言，就好像电影最佳摄影奖只关注摄影那样。显然，对于提倡马来语作为国语这地位，他毫无疑异地认同，而且也提出应该要有一些奖项来鼓励电影去发挥、提炼马来语标准语法的优美特质。
他还认为，设立这些奖项，可以避免一部内含不标准马来语的电影，获得最佳国语电影奖。 如果依照他的观点，那些用吉兰丹和森美兰腔调的“非标准”马来语的电影都不该获此奖。
语言运用恰当或标准
然而，提倡语言的标准化，对电影而言，意义何在？倘若以语言元素作为电影奖项的考量，应该是电影里头的语言是否运用得好与恰当，而不是所运用的语言标准与否。
例如，语言可能与电影主人公的身份、阶级有关，又或者主人公所处在的社会情境相连。这当然也牵涉到对白设计的创意。例如巩俐在《秋菊打官司》（1992）的陕西腔，恰好表现出电影中的乡镇气息，也为电影增添些许幽默感。
又如贾樟柯电影里头低下层工人的腔调，和北京官方普通话颇有差异，这种差异被用来凸显这些工人是在北京的主流经济中是被边缘化的。当然，有些电影也会以操弄和颠覆语言文法来作为艺术手法，并不一定是要反映现实的。
稀释文化语言的活力
对文化和语言的标准化，往往负载着提升和巩固族群地位的想象。同时，更会稀释文化和语言该有的活力。安瓦帝的提议，到头来也会令电影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更难与马来国族主义脱钩。
文化有各种演变的潜能，文化的发展也可以多元多样。我们无法否定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混合交融的形态。因此，一个真正有创意和创见的艺术和影视工作者，不应该成为文化本质的维护者，也不该一味巩固文化界线。他们应该积极的介入国家文化的建构，松动国家文化的定义，打破各种“标准”、“本质”和“纯种”的迷思。
艺术和影视工作者不妨多认知和发掘那些“非标准”的马来语，用在他/她们的创作上，在干扰族群政治所仰赖的文化本质性的同时，也展露他/她们对混杂多样的本土性的敏感。
拥护文化混杂和多样性，以及对文化演变保持开发的态度，便是对抗族群政治的绝佳武器。
关志华，出生于槟城，曾留学台湾政治大学。喜欢电影和影像，目前担任大学新闻系讲师。着有〈历史与“置身自处”：论《十月围城》中的主体话语〉（电影欣赏学刊）、〈马来西亚国家电影下的马来西亚华语电影论述〉（长庚人文社会学报）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