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佛时间】
德川义亲（Tokugawa Yoshichika，1886-1976）是尾张德川家的第19代侯爵，其家祖乃德川家康的九子德川义直（Tokugawa Yoshinao，1600-1650）。二战之前，德川义亲曾深入马来亚，以打猎之名搜集地图，并与柔佛苏丹建立良好关系，为日本南侵做战前准备，这段历史并未广为人知。
大图：苏丹易卜拉欣（坐者，右）与德川义亲（后排右二）在东京合照。照片翻拍自Lost times and untold tales from the Malay world.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9，页62 。
1921年，德川义亲初次到访马来半岛和爪哇，身为贵族的他当时已在东京帝国大学先后完成历史系和生物系课程，创建了德川生物研究所。他之所以南来，对外说法是热带天气有助于治疗他的皮肤病，不过在逗留南洋的三个月，他却是在四处打猎，据说猎了一头虎、六头象。
1929年，德川义亲第二次南来，先是出席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一场学术会议，会后结识了梭罗和日惹苏丹，之后又通过打猎活动认识了柔佛苏丹。德川义亲与柔佛天猛公王朝的第二任苏丹——苏丹易卜拉欣（Sultan Ibrahim Ibni Sultan Abu Bakar，1873-1959）关系良好，两人都热爱打猎，苏丹（见图）曾与随从载送德川义亲进入丛林捕猎大型动物。
苏丹曾访日拜会天皇
离别后，两人仍保持书信来往，1934年3月苏丹易卜拉欣访日，德川义亲在神户迎接。过后，德川义亲把苏丹带到东京拜会了昭和天皇，让苏丹接受天皇授予的旭日章，表扬他保护居柔日人有功。苏丹亦投桃报李，给德川义亲颁赠柔佛王室勋章（Darjah Kerabat）。
表面上这似乎是日本贵族与马来亚地方统治者之间的友谊关系，但历史学者路易·艾伦（Louis Allen，1922-1991）在其研究中发现德川义亲的身份并不如此单纯。他是热衷政治的贵族院成员，参与激进右翼政治，为大川周明（Okawa Shumei, 1886-1957）之友。他也积极鼓吹“南进论”，之所以如此投入于打猎，乃借打猎之名，搜集和购买各类马来亚地图，再提供予军方，为日本“南进”铺路。
除了搜集情报，德川义亲也从文化上提倡“南进”，他到南洋狩猎期间有日本报章记者和摄影员相随。他本人在报章上发表的南游见闻也于1931年结集出版成《雅加达纪行》（Jagatara kiko）。
学马来语与权贵交际
1937年，德川义亲和帝国大学的教授朝仓纯孝（Asakura Sumitaka，1893-1978）合编了一本学习马来语的入门书《马来语四周间》（Marai-go Yon shu-kan / Bahasa Melayu dalam Ampat Minggu）。书中，他特别强调学习马来语不能只学低下阶层的粗鄙俗话，而必须用马来语与权贵交际通信，与地方官员谈判沟通。其中，苏丹与他的来往书信就是书中使用的部分教材。
苏丹易卜拉欣在两人的来往信函中称呼他为“吾友德川侯爵”，赞美他的爪夷文书写能力和马来语口语能力俱佳。在这本程度不浅的入门书里，还收录了马来传奇故事、班顿和谚语等，从中可看出，日人如同英人一样，在前殖民时期不单在军事上做足部署，在沟通、管理上同样也有所准备。
众所皆知，1941年12月日军从半岛东北部登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电钻般南下，在1942年1月就拿下了马来半岛，只剩下英人退守的新加坡未被攻陷。占据新山后，日军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Yamashita Tomoyuki，1885-1946）拜会了苏丹易卜拉欣，向苏丹征用武吉士林（Bukit Serene）王宫和当时刚建竣的苏丹易卜拉欣大厦（Bangunan Sultan Ibrahim，见图），作为日军的军事指挥中心。第25军的军事顾问就是德川义亲。
山下奉文进攻新加坡
山下奉文指挥日军从新山发动对新加坡的进攻，只用了短短半个月就成功迫使英军投降，所谓的“克兰芝战役”（Battle of Kranji），只是英国殖民者的遮羞布。新加坡沦陷后，山下奉文将之重新命名为昭南岛，他因战绩而被日媒称为“马来亚之虎”。军事顾问德川义亲从英人手上接管了莱佛士博物馆和植物园，兼任馆长和园长。在出任馆长和园长期间，他积极保护文物和植物，在这一点上得到后人肯定。
过后的史事我们耳熟能详，日军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三年余，残杀百姓无数。至1945年8月，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随后英国重返马来亚，延续殖民统治。山下奉文于菲律宾在战犯罪名下被处死，而德川义亲在1944年战争结束前已返日，避过了战后的责任追究。至于他与苏丹易卜拉欣是否仍有往来，则不得而知。
今人游访新山市区或克兰芝海边，仍可近观或隔海远眺武吉士林王宫和苏丹易卜拉欣大厦。即将重新对外开放的新山大王宫博物馆里，也收藏着许多见证苏丹与各国贵族显要交往的馈赠物，以及苏丹的狩猎标本。这些历史建筑和文物有助后人更理解日人在马来亚的战前情报网络，马来统治者在二战前后的角色，以及不同社群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差异。它们不应该只是政治表演的舞台背景和道具。
参考资料：
Allen, L. Japan as Occupying Power: The Revision of History. In A. Boscaro, F, Gatti & M. Raveri (eds.). Rethinking Japan: Social Sciences, Ideology & Thought. London: Curzon Press, 2003, pp.60-70.
Moriyama, M. Lord Hunting Tiger and Malay Learning in Japan Before the War. In J. van der Putten & M. K. Cody (eds.). Lost times and untold tales from the Malay world.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9, pp.54-65.
Bayly, C.A. & Harper, T.N. Forgotten Wars: Freedom and Revolution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Lim, H.W. & Wong, D. (eds.). War and Memor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0.
李成钢，业余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