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特约】
“我们不希望本南族成为外界凝视与观察之下的人体活标本，而任由世界的脚步从他们身边擦肩而过。政府执行发展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将这群人带入社会主流当中，没有必要对这群正感无助的、处于半饥饿状态和被疾病缠身的人注入各种浪漫的想像。”
——马哈迪，1990年，欧洲经济共同体与东南亚国家协会部长会议上谈话
砂拉越本南族（Penan）作为东南亚地区少数仅存维持着狩猎采集游牧生活型态的民族，在过去数十年来的政治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课题上，成为媒体争相报导的“宠儿”。
换言之，某个层面上，本南族因本身的文化特殊性而成为了国家政府与反对势力，如在野党派、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和关注相关议题的学者们之间的论述筹码。
显然，本南族的文化特性，与时代更迭之下的生活型态之推进，不再是处于雨林深处与外界隔绝而形塑成的“神秘”形象；反之，他们的社会与文化形貌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过渡线当中，已有不同外界力量的涉入，并交织出如今的本南社会全貌。
历史脉络下的本南族行动
历经数百年来，砂拉越境内的各个原住民族，其中包括本南族的聚落之间依据着在地传统土地法而分划生活领域，在规定的传统领域内与在地森林资源形成一个共生关系。然而自1960年代初期开始，国内伐木业大规模进行，特别以坐拥全国最大被森林覆盖土地面积之州属的砂拉越，首当其冲成为了伐木开发的重点地带。
当地原住民对于跨国伐木集团开发的举动，在早期阶段依然未表现出过多的反抗行为，直到当森林砍伐的范围逐渐侵犯到过去依据传统土地法所建立起来的生活场域时，不满的情绪才开始在各部落之间蔓延起来。由于本南族的生活型态之关系，因此相较于其他族群而言，他们与森林环境的紧密性关系受到最大层面上的波及。
图一：当年本南族向政府诉求撤除伐木业活动和争取习俗土地权的剪报收藏
砂拉越首次的本南族封路行动与抗议行动，自1980年代初期在该州中北部的巴南（Baram），阿博杜朵（Apoh Tutoh）以及林梦（Limbang）河流域一带开始发动。政府虽然承诺会针对伐木集团的活动进行监督，并确保原住民习俗地不再面对侵入恶行的威胁，然而这些承诺却只是空头支票。
国际社会事后纷纷对政府施压，呼吁停止伐木活动并认同原住民的基本权利，结果导致27名本南族人士在接着的拦路抗议活动中被逮捕。政府诸般拖延和反击，使得在地族人只能在此困局中继续挣扎和奋斗。
至今，抗议行为在某些内陆地区持续上演，甚至扩张到其他如棕榈树园丘开发以及水坝建置计划的课题上；但却也有些区域对于政府和伐木公司的态度逐渐出现转变和放软的姿态。
砂拉越州本南族事务委员会（Sarawak Penan Affairs Committee）于1990年成立，官方宗旨为协助政府以应对该族的生活需求与处理其所面对的问题，并且执行任何以本南族为对象的发展计划。
村长处理冲突也领导抗争
阿博河流域的某村长Ajang当时身为本南族事务委员会会员，为政府负责处理本南族聚落之间的冲突。然而，他也同时参与号召在地伐木抗争运动，曾经和著名的瑞士环境运动份子布鲁诺曼瑟（Bruno Manser）合作过，也多次代表在地非政府组织与州政府进行协商谈判，在为族人谋取福利和捍卫生活权益上有丰富的经验。
2002年，他协同非政府组织邀请砂拉越30多个地区的本南族代表前来其村落聚会，以针对政府当时的整体表现进行评比，并且签署一项宣言上呈政府。当时他们对于政府的评分皆为等级F的不及格程度，而后来宣言上面的八项内容也大部分被政府忽视。
然而，事情的后续发展却出现转折，Ajang毅然选择退出非政府组织，接着也从村长一职晋升为掌管整个阿博和中巴南流域的彭乌鲁（Penghulu）职位。自此，原本为了阻止伐木商顺利进入森林范围而设立的大型路障活动也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与当地伐木公司进行商品资源交易的小型路障，其行动背后的目的以及动员程度也彻底地改变。
图二：某村落的族人在邻近的伐木厂地设置小型路障以索求资源。
另外，政府所推行的一连串定居政策与现代化开发案，美其名是要协助在地族人融入现代化社会的步伐中，但实际上在利益和资源的分配上也随着地域差异而出现不均的现象。
首先，究竟当事人是以何种心境和目的，来面对身份上的重叠与性质矛盾；再者，从反抗心态转折到拉拢与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关系，在地领袖如何与聚落进行集体协商以达成共识。这些讨论都将会进一步涉及更广泛的层面，有关环境地景与传统生活型态，也包括文化形貌的变迁。
田野纪行，也是冲击之始
究竟具有复杂历史背景的地方性群体，在当代场景过着何种生活景貌？又，国家发展论述又是否真能使得本南族完好融入主流社会的脉络，摆脱过去贫困无助的窘境呢？
我在去年八月藉着论文田野调查的机会，带着种种对现象的疑问，前往阿博河流域，拜会当年率领该区本南族进行环境抗争的运动领袖Ajang。我也陆续与在地族人共同生活将近一年的时间，希望透过最本真的日常互动，以土著观点重新反思相关的社会问题。
图三：田野村落的入口。
某天夜晚和Ajang家中几位长辈吃着刚猎获的野猴肉，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借着猎物难寻的话题，转而提起他们之前放弃抗议伐木业的话题。有趣的是，在场的一位华裔女婿就是伐木工厂的技术师。就如他们所说，本南人如今面对最迫切的斗争，是食物的缺乏。若是持续封路，他们的抗议行动也会因为粮食缺乏也被迫中断，跟着受累的还有狩猎、耕种和食材采集活动的停顿。
从过去的抗争经验来看，无论是在地自发性集体动员行动，抑或是借助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力量来向政府施压，均未受政府所理会，甚至得不偿失，遭到逮捕而被判处监禁和高额罚款。
Ajang的华裔女婿此时说道，早前村子因为积极参与抗议运动而声名大噪，不时都会有大批国内外媒体记者和环境保护团体前来探访和进行交流。然而，每次行程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拍摄和借助本南族作为论述筹码来打响各自的算盘，最后留给当地人的只是一地失望，以及不断注加在他们身上的“游居森林的原始聚落”的刻板印象。女婿长叹一口气，接着不断向我述说附近伐木厂家对这群本南族村落的各种贡献，包括提供一切物质资源与工作机会给在地人。
工作机会与物质盛景背后
图四：当地男童跟随家人到森林进行野菜采集，学习熟悉于大自然生活。
尽管如此，我在这段时间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也绝非完全如同女婿所说。各种工作招揽以及外界物质赞助的盛景背后，却也为族人增添新的三千烦恼丝。待在村子期间，常有各种关于本南族工作态度懒散、不积极且游手好闲等的投诉经过我的耳边，甚至也有关于族人长期为伐木厂家劳动，却丝毫没有任何存款累积的现象发生。
本南族似乎在生活空间中，与不同尺度的力量之间有着各种“恩怨情仇”的顿挫波折。我曾认真思考，难道本南族就真的无法在以资本产业为结构的大生态之下，寻找到适合他们的栖位吗？
环境保护意识的提涨，族人因自身传统生活场域与习俗的关系，而被论述权力放置在绿色正义守卫者的位置上。在现代国家发展政策下，也没有因为资源流通的逐渐便利而全面摆脱贫穷的困境。
从原住民文化诠释根本问题
面对长久费劲之课题，我认为，不应局限在现况的争辩，而仅将视角限缩于各种技术层面与通路等问题之上。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我更主张从原住民本身的文化诠释与社会历史的脉络来探讨根本问题，才能精准地掌握本南族在寻找自身社会定位过程中如何适应“关键瓶颈”，和展现其族群韧性的要领。
从族群社会发展的历史时序可探知，文化脉络的不同，包括生活经验的差异，导致族人无法有效的适应现代化政策的推进，完好地融入主流社会。因此，必须先消弭外界与族人在文化适应性上的认知隔阂，才能进一步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换言之，文化偏见与漠视才是族群发展障碍的根本问题。现有的国家政策与地方发展计划，并没有达致以多元化的思考模式来考量大生态与地方性之间的位置差异。
图五：农业技术展览中，一位本南族妇女与地方农业局官员的一问一答景象。
最简单的例子，地方政府向族人们推广现代化农业耕种技术时，完全以被动的教育方式在固定的市镇设立特展，企图妄想能够达致带动内陆地区的农耕风气与质量。如此单纯以及没有诚意的技术施展，不仅无法将主流社会的农业与村落在地经验作结合，甚至将因为忽视族群本身社会知识的重要性，而进一步扩大传统与现代过渡期间的社会冲击。
以本南族为例，社会网络最能凸显族人所信仰的文化形貌，该网络关系的建立不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甚至跨越非人物种与土地自然的属性差异。本南族拥有自身的一套森林自然资源管理学，透过“molong”管理概念来维持资源供应的稳定，让社会制度得以持续运作（注1）。
贫穷不仅是物质上的多寡
另外，当地人认为“贫穷”不仅局限在物质上的多寡累积，贫穷的核心反而更属于一种社会状态。某个层面上，透过现有的社会状态营造属于在地的集体认同，脱离阶级差异的束缚，透过成熟的共享和协商机制来巩固该社群的和平稳定。
图六：除了野菜采集，本南族也有农耕活动，不定时到菜园收割。
“等你回到都市有钱人的环境后，你就无法再吃到我们穷人的食物了。就算你自己煮，也味道不同。因为你只有在穷环境下才知道穷的味道。”
我暂别族人们前，他们这么告诉我。借此书写机会，希望我们能回到过去的历史脉络时，探知每个族群都有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土地经验。而脉络中的那核心价值有可能是支持社群运作的文化，有可能是宗教信仰，也有可能是家族组织形式，更有可能是某特定的社会与自然相处的规范。
如何与现代知识对话，不仅只是看似距离我们遥远的内陆原住民才会面对的问题。在主流社会中，也一直都有漂移在边陲地带，挣扎着适应生活的一群。如何培养自身更多元的思考模式，站在他者的立场去设想，值得我们认真琢磨。
注释：
1. 以西部本南族而言（以加帛 [Kapit] 、民都鲁 [Bintulu] 和泗里街 [Sarikei] 居多），“molong”是作为一种对自然资源保存和永续性使用的管理方法。优先占领某块土地区域的族人会将界限内的资源私有化，然而并不表示完全不能与外界分享。条件则是对方在采集前必须事先向地主进行通报，把沟通和互相尊重视为重要的条件。
对于东部本南族而言（以美里、巴南河流域以及林梦居多），“molong”并不是实践于资源私有化的层次之上，更多是倾向于共有制度，包括共同管理和治理的权力下放。
颜仕宇，生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现读于台湾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从植物生态横跨至社会人类领域，从现代都市移动至雨林内陆，从外部观察对话至内心感受——一个不断享受游移于多方边界的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