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专论政】
台湾反同性恋团体“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简称护家盟）声称：“同性婚姻、伴侶制度、多人家屬及收养制度的改变將徹底冲击华人传统家庭制度及价值观”。似乎身为华人，“与生俱来”就要尊重及背负所谓的“传统”。
但纵观近三千年的历史，中华地区行使的婚姻制，从来就不是护家盟所追求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而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中华民国成立以后，1930年颁布的《民法》才实行一夫一妻制，至今仍不过百年。如果护家盟真要“尊重传统”，那就应该鼓励男人纳妾，支持婚姻法实施以前的“一夫一妻多妾”制。
许多人以为同性恋是西方带来的陋俗，护家盟也口口声声说身为华人，面对同志议题，不应“一味地学习国外的方法”（即让同志婚姻合法化）來引起“对立与冲突”。但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关于“男风”（即男性同性恋）的书写，而且十分开放，“断袖”、“分桃”、“安陵”、“龙阳”等等均是其中典故。
断袖之癖的由来
相传汉朝哀帝与男宠董贤共寝，董贤睡觉时压住了皇帝的袖子，皇帝上朝时不忍惊醒他，便拔剑断袖，这就是成语“断袖之癖”的由来。直到明清时期，对男色的描写，都是非常宽待的。
不是中国古代“赞同”同性恋（古代中国还未有同性恋这个概念，而且有同性性行为并不等同于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而是无论“男色”或“女色”，均是“美色”的一种。即便有人把美色当成祸害、危机，二者仍是被视为同一性质的，并没有“男色”就比“女色”罪大恶极一说。
另一个迷思是，许多人以为西方必然对同性恋开放包容。其实，历史上西方对待同性恋要严酷得多。在基督教统治下的中世纪欧洲，教会法庭对同性恋者判处苦役或死刑。近一点的20世纪，德国纳粹当政期间，大批同性恋被迫佩戴粉红三角标志，关入集中营，有约六万人被迫害致死。即便是去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裁定同性婚姻合法，保守势力根深蒂固的德州及密西西比州却出现高涨的反对声浪，表明抗拒立场。
跟西方对同性恋长达千年的迫害比起来，中国对同志其实宽容得多。反而因为引进“西方文明”，“冲击华人社会传统家庭制度及价值观念”，让人把同性恋视为洪水猛兽，以为同志是西方传来的堕落象征，甚至误以为反同是华人传统。
华人同志的家庭观
但从护家盟反同的立论之处可以窥见，华人同志出柜所遭受的压力，与注重婚姻与世代传承的家庭文化不无关系。在中国相当火红的说话达人秀《奇葩说》，其中一期的辩题就是“（同志）该不该向父母出柜？”。导师之一蔡康永出柜多年，聊到同性恋话题仍旧声泪俱下，哭着说“我们并不是妖怪”。
从节目播出后引起的热议可见，“该不该向父母出柜”似乎是华人同志圈的主要议题。毕竟在亲子权力关系不平等的华人社会，出柜同志无可避免地，必须与传统家庭机制产生正面交锋。因为家庭这个至高无上的象征，对很多华人小孩来说，是无法逃脱的宿命。
就算并未身在伊斯兰国家，同性恋不会被处以死刑，但最坏的结果，出柜同志可能需要脱离原生家庭。而家庭及父母，却是许多华人从生到死都无法完全分割的关系。当然也有人或许可以活在家庭的压迫外怡然自得，但更多人还是希望保持联系。
我出柜的最初惧怕
大概因为相同原因，我在最初意识到自己性取向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身为同志这件事会对自己产生多大的影响，我没有先去思考如何自处、如何面对社会。反之，我最初的惧怕与孤独是，这样的自己“不负责任地破坏”了家庭的秩序与规范。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家人一开始就在我的出柜名单敬陪末座。华人家庭结构下的压抑，让我在没有宗教压力下，反而理所当然地隐藏自己。
家，一直是我躲在深柜的最大因素。吊诡的是，正是因为家庭，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同志身份。可以这么说，家就是我构建身份认同的最初场域，才让我有迫切的心态，去确定自己的性向与性属。很多年以后，我才完全接纳自己的性取向。而直接面对家庭机制，也就是我完成身份认同的最后一步。
纵使掌握了许多学术理论，花了那么长的时间作心理建设，似乎已没人比我更明白其中处境，但真正出柜的时候，我仍然表现得像个犯错的华人小孩，声泪俱下和妈妈说对不起，只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做一个迎合父母期望的“乖小孩”。纵使我没有犯错，这一切也不是我能够选择的。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
因为主流社会对同志的无知，许多人以为同志有控制性取向的能力；有人以为同志可以传染，或是认为同志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更甚者，干脆否定同志的存在。如今护家盟不把歧视当歧视，而把被歧视的人当成压迫者，就是一例。
事实上，我认为从来没有什么是真正的传统，更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华人传统，只有观念与价值观在当代属于主流或非主流。当年美国民主党反对解放黑奴，谁会料到该党在一百多年后，选出了全美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
我的父母还在慢慢了解与接受我的性取向，他们担心我的未来充满荆棘，我心疼他们独自面对社会眼光与不解。但，我因为无法委曲自己，只好选择让父母受委屈。希望我这一代人的努力求变，可以让下一代的LGBT群体再也无需因为性取向，而承受这般的苦痛与煎熬！
何笠方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