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反涨价集会达上万人，一洗505大选以来民间反对势力萎靡的颓势，但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热点》周刊遭内政部勒令停刊却未获得民间相应的关注，声援的文告亦少见。这能否视为是本土民主运动的一项缺失？
从308到505大选，反对党已经站稳脚步，形成半壁山河之势，民间动员网络也有长足的进展。但是随着政治局势演变，政党与民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朗，从槟州乌巴鸟党政不分争议，到雪州大臣与议长加薪、林冠英马赛地官车风波，就可看出双方的不同考量。甚至就有较激进的言论，质疑民联有偏安心态，坐拥州权忘了逐鹿中原云云。
如果说，505大选的赢家是反对党（这显然不包括社会主义党），那么输家就明显是人民与各项社运，净选诉求遭执政党忽悠，稀土厂强硬营运，消费税2015年实施。笔者曾 说过 ，选前112十万人集会象征社运与政运势力呈汇合之势，但如果过于孤注一掷，只集中在政运上取得突破，一旦受挫必然会面对惨烈的溃败与萧杀局面。
505大选后，政党轮替期待落空，黑色集会喧闹一阵后终落幕，霸权集团及其附庸分子再度祭出种族宗教大蠹反扑，炒作阿拉字眼，社会俨然再度面对剧烈分化的挑战。眼下，民主运动要往何处去？
夺取政权想象的局限
目前未知今年面临百物涨价，民间集结的力量如何，但眼下可对以往反对论述与实践之缺失作反省，以便整装待发，重新上阵。
首先，上述批评民联言论不外乎指责民联偏安（忘了逐鹿中原宏图）或嗜权好利（满足眼前利益，提前腐败），不管其批评论调激进或温和，都脱离不了以政党政治为中心，以夺取政权为解决问题的想象。此种思维忘记了政党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仰赖选举动员维持生存，需争取社会占主流统治地位者的认同。因此，很多时候不同社会群体对政党的诉求，往往也反映了社会的矛盾所在。
试举一例子简述之，民联选前端出各种利好政策，其中将最低工资列为1100令吉。然而政府的最低工资制即将在2014年落实前，引起了中小企业的巨大反弹，民联民代只能借机批评政府没有相关配套措施，并以己方提出补助中小企业，协助技术转型为例，说明贯彻这个政策的更好方式。但他们却丝毫未敢承认，正是选前追逐选票之风，民联端出诸多利好政纲，使得国阵必须确切落实最低工资（当然中下企业非其主要票源，不无慷他人之慨之嫌）。
可以试着想象，即便民联执政，是否就能提出亲工人政策，而不顾忌资本家的反弹？国人冀望反对党代表进步实力，其实忽略了社会结构利益分化的限制，没有检视现有社会的宰制力量是什么，而政党很多时候只是这股宰制力量的工具而已。
再者，夺取政权的想象过于窄化社会改革的目标。例如，女性权益、同性恋平权等弱势议题即便是替换政党也未必能短期内解决。换句话说，社运必须设定自己的改革策略与目标，不成为政党动员的附庸，应该形成自己的自主力量，才能迫使社会主流正视，政党也不敢轻忽。台湾的女性运动和同性恋运动就有如此的能耐，有许多案例与经验乃值得本地运动参考与思考。
缺乏宏观民主论述指引
其实，近几年社会矛盾大量浮现，政府治理失灵导致各种民间运动兴盛。仔细检视之，不同的运动固然因为其影响范围、宣传策略等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支持力量，但是这些运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和民主运动整体方向为何，似乎欠缺较宏观的探讨与分析。
民间一些简单的回答就是，国阵的种族霸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唯有推翻之，社会才有生机。然而社会是复杂利益综合体，除了政权与社会的对立，也要审视社会内部不同群体的矛盾。前述的回答容易简化问题，甚至难以抵挡政党动员的诱惑与收编，轻易就丧失了社运自主的意识。
曾有主流媒体评论人讥讽，绿色反稀土厂运动何以要与黄色净选运动结盟，回应者则以集会与言论皆应有自由回答之，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问，净选运动与最低工资有何关联？民联支持者是否都支持最低工资？反国阵霸权与移工人权与劳动权关系为何？或许回答就不那么清楚了。
笔者友人曾告知，跨年反涨价集会当天，就有示威群众向想看烟花的移工大呼嘘声，俨然有如大选怀疑移工充当幽灵选民而大举猎巫之余绪。也有网民动辄指责印裔支持国阵，因此选后面对诸多打压应该是活该云云。
上述现象与诸多社会问题皆暴露出民间内部分歧之大，有时民主运动论述未必能对此有完整的回应与解释，很多时候不同的运动甚至造成民间的内耗。
此种问题其实是缺乏宏观民主论述指引的结果，无法分清楚不同的社会议题之间的关联以及与民主运动的关系，也无法在实践上分辨轻重缓急，掌握各种议题对社会的冲击力，因此失却了调整战略的主动性。
2011年攻击教堂事件，政党和社会因缺乏“多元共识”而无法主动提出一套协调冲突的共同价值，以致反暴力攻击宗教的誓言只能沦为空洞的呼吁，共通感旋即消逝，至今争议又再度爆发即可作一例证。【参见笔者的《宗教动员、民主转型与多元共识：反思马来西亚“阿拉”争议事件》】
除此之外，抽象的民主理想与实际生活利益也缺乏联结。知识精英经常抱怨基层民众不理解抽象权利，如言论自由的重要。但其实 社会运动就是中介 ，借由特定的议题，把具体的生活利益与抽象的民主理念结合起来，也是必要的工作。检视时下的社运，却是活动有余，论述不足，显然仍需补足此缺陷。
忽略工运与农运的重要
505大选后，有评论者痛定思痛，疾呼民主运动应该下乡耕耘，并且批驳政党过于依赖城市选民支持必定走入死胡同。然则，这番论述不免过于天真，不但未明示下乡要以何策略、议题笼络支持，一再重复也仅沦为陈腔滥调。
更有评论人釜底抽薪，从“下乡论”转为“ 爱马来人论 ”（如 黄进发 ），期间的逻辑关系暂且不论，着眼的不外乎是选举动员的软肋、诉诸最大的选民群体，甚或是鼓吹族群和解，对抗霸权集团。
这两者的共同缺陷正是缺乏“社会运动”的想象，前者不知道要以何种方式争取乡间支持民主运动，后者不知道如何瓦解族群认同的壁垒和分化，遂要以拥抱主流族群，化解敌对为策略。
【爱马来人论的讨论在面子书非常热烈，惟不易摘引，这里只能作概括的点评，细致的批判可参考潘永杰《 大爱解民主愁？评黄进发“爱马”论 》】
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经常揶揄说，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小资产阶级即便争取自己的利益，不管有多激烈都不会动摇社会的生产与阶级关系，更不会改变整体的社会基础。
回头来看，数次庞大的净选运动是否就动摇了社会的权力结构，改变了不同群体的权力关系？工人和农民阶级在净选运动得到了什么？霸权集团营造的种族分化，是否就因为城市的数场跨族群大集会而改变？
评论人汲汲营营因造势的需要而高唱跨族群凯歌，但是却无视种族意识其实有其社会基础，例如马来人占公务员大比例，中下企业资本家多为华裔等等，不打破这个社会关系，徒然只在心理认同层面操作所谓的想象式和解，压根儿就不能根除族群分化的基础。
在地的民主运动忽略了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这两者恰恰是社会生产结构的基础。前者可串联城市的中下层民众，而后者则可以集结乡区的民众，借由这两种运动才能真正冲击社会基本结构。
倡议“爱马来人论”者虽然看到族群区隔的问题，但却没有分清楚是政客的情绪政治操弄结果，还是实质的历史与社会条件的产物，加上对社会现象过于印象式的解读（例如说什么1999年大选是华人恐惧烈火莫熄，未来若要政党轮替，华人则要反过来协助马来人去除恐惧云云。讽刺的是，当年改革阵营的一些领袖也同样使用这种印象式的批评，认为华人有后移民心态，而不支持烈火莫熄运动），很多时候未必能解构族群的纠葛，促成和解，反而过于陷入既存“种族政治”的分类框架，而不自觉强化了既有的霸权意识形态。
相反的，笔者倡议重视工运与农运，一方面建基于社会生产结构的分析，另一方面则是冀望通过社运的批判，激发社会学式的想象，揭示社会的多重真实面貌，以新的分类创造新的认同，进而瓦解种族分化。例如，以工人、农民的身份和利益召唤城市和乡区马来人，不就是让民众产生新的身份意识，进而产生自主的批评意识，而不掉入单一种族政治的框框吗？
理论与实践批判齐双行
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换句说，本文只是概念的反思，绝对无法取代实践上的作为。然而，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实践的理论则是苍白无力的，唯有动态地结合两者，才能深化民主的实践。
概括而言，本文主张民主运动首先必须有一整全的论述，在概念上厘清抽象民主诉求与具体生活议题的关联，再者必须对于社会结构作分析，分清楚社会的多重权力关系，族群、阶级、性别等，而不是诉诸单一分类解释霸权的形成。最后，社运是联结民众力量的方式，必须要有社运自主的意识，掌握改革的主动性，唯有累积一定冲击社会的力量，才足以牵动政党，改变社会的权力机制，打破霸权的宰制。
谨以此文呼唤反思民主运动，激发社会运动想象，期待民主运动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