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
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已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希望在众声喧哗中，让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回归到人本的关怀。“小市民”笼统地指涉在政经权力中心以外的人们，而《大同篇》寥寥数语勾勒出现实中可能实现的理想国。
在这个从来没有深度讨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国度，经历了马哈迪超英赶美式的疯狂，关于经济的讨论，如果不是好大喜功，就是假公济私，背地里都要承载政府总体机能逐渐衰败的惨况，最终都是荒腔走调的决策。
头痛医头的决策通病
在定期民主选举的压力下，推出各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方案是世界各国政治决策者的通病。在马哈迪式个人化领导模式底下，权力和资源集中在首相署，决策权力也集中在首相一人的好恶，往往脚痛当头痛医，如迁都布城最初的目的是解决吉隆坡的交通阻塞问题。
在现实世界里，人力、物资和时间都是有限的资源，都需要社会总体通过政治决策过程做出抉择，而抉择的代价是机会成本。例如，如果把政府投入在生产、经营、销售国产车的同等人力、物资和时间投入发展世界级的公共交通系统，则马来西亚早已没有人需要开私家车。
政治在于价值的确立
头痛医头、甚至脚痛当头痛医最大的弊端，是忘了经济就像人体，牵一发动全身。决策者只关注个别的项目和计划，看不到政策与政策之间的连接和相互影响，甚至盲目乐观地期待许许多多个别互不相连、乃至相互排斥的项目最终效力于总体的福祉。
但要怎样做抉择？政治的最高体现是价值的确立，价值取向清楚以后，资源分配以及资源的使用顺序，就可以比较清楚。意识形态的辩论之所以重要，在于协助价值的确立。
决策需回归人本精神
无论如何，就算意识形态的辩论不充分，政治经济决策也应该回归人本精神。人的躯体和精神恒常地要面对生、老、病、死与天灾人祸，在物质面上则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需要。决策者时刻都要问，政府在面对人的生理必然状态、灾难和人的基本需求做了什么？如何营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条件？
然而，我其实不是在谈“福利”。头痛医头的另一个表征是假设穷人都在等福利援助喂养。当前欧美国家，尤其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的英国，在辩论如何确保削减福利金以避免国债高涨，然后同时指涉穷人都是懒人。
团结互助是第三条道路
马来西亚的经济辩论有一条主线是“扶弱”对“绩效制”。事实上，“绩效制”背后隐藏着某个程度的精英主义。巫统剽窃源自左翼的扶弱政策，并且将之种族化；反对党则在很多时候以“绩效制”抗衡。盲点是，贫困的马来人的确很多（当然不止马来人/土著贫困），如果全面执行绩效制，在起跑点上没有得到平等机会的各族贫户将面对双重打击。“团结互助”（solidarity）或许是终结这个辩论的第三条道路，既承认贫户的存在，但不以施惠者的角度假设受援者是弱者，而是认知到人的无限潜能与对机会的渴求，这当中需要的是赋权（empowerment）。
最关键的赋权在于“壮有所用”。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如凯恩斯发现的，是在就业上确保大部分的工人工字能出头。在2011年的世界经济论述当中，就是缺了政府在促进就业机会的职能的讨论。有了“壮有所用”的讨论，才会有自我实现。总体而言，就业、房屋、交通、土地运用、金融融资，都不能个别看待，而必须全局规划。
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以及论述的结果——政策，是有血有泪的。例如，因为贫穷而被迫骑电单车、在车祸中死亡或伤重的人们，都可以把他们的命运追溯到马哈迪的国产车计划与其机会成本上。
政治不是剧场，经济决策与人和生命息息相连，唯有回归人本，回到小市民的生活，才有大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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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政治工作很难不争朝夕，但背后如果没有争千秋的理想，在日以继夜的劳碌奔走中，迷失方向的大有人在。308大选迄今三年余，在高潮迭起的政治风潮中，庆幸能在继续阅读、交流、议政和书写中，对这个社会背后隐藏的政治经济逻辑更为了解。
感谢所有毫无保留与我分享知识和看法的朋友。
也要感谢所有的民主行动党的领袖、同志和党工，尤其是升旗山国会议员办公室的同事和民主行动党升旗山选区的同志。他们的提携、眷顾、协助和宽容让我可以在争朝夕的政治工作之余，还可思考一些较为长程的议题。
感谢我在《火箭报》、Research for Social Advancement（REFSA）、槟城研究院（Penang Institute）、众意媒体（Genta Media）、新纪元学院校友会等单位的同事，陪我一起学习、思考和实践新的想法。
张溦紟前后耗了一年，不断思考如何为这本书度身定做新的格式，希望在国内中文出版开风气之先。没有她和杨洁的不断催促和编辑，就不会有《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谢谢陈美萍和孙和声的序文。
本书献给挚爱的外祖母
谨将本书献给今年农历除夕清晨辞世的外祖母蔡妹/蔡丽英女士（1924—2011）。她9岁从中国被拐带到新加坡当童工，后来转卖到新古毛，二战前来到吉隆坡，结婚生育，战后与5名孩子有过非常短暂的小康生活。1960年36岁守寡，住在市区的木屋区，曾靠替酒店洗衣服、当小贩、当女佣为生。
我是外婆的第一个孙儿。我刚懂事，就是她的儿女都学成工作、刚退休闲下来的时候。最好看的衣服、第一个汉堡，都是外婆买的。随她乘巴士到吉隆坡，跟着她的脚步尝试理解她曾生活过的大街小巷，以及周边汲汲营营的小商贩。1985年听她说去东京参观世界博览会，明白原来世界很大。外婆不识字，但她的厨艺、裁缝、园艺都是别人学艺的对象。在这个迷信表面资历和学历的社会里，外婆让我明白小市民的大智慧，常比居庙堂者更为深刻。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亲刘云丰与母亲朱美兰。从小就在生活拮据中度过，过于早熟地看着父母不断在逆境里辛勤地寻找希望。为了生活，赶银行免得支票跳票、当铺、借贷、上街上门兜售，都是习以为常的场景。经商受骗无奈没有钱就没有公理，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每一次的窘境，我都在问，如果这个政府稍微体认到，公共政策应处处以人的生存尊严为基本底线，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必那么辛苦。他们的经历，让我深刻地理解政策对小市民的蝴蝶效应式影响，祈愿我的政治工作可以让许许多多的小市民不必经历父母走过的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