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日报》助理新闻编辑蓝志峰表示，308政治海啸不仅突显了国阵操控媒体的失败，同时反映了媒体人政治判断的彻底失误。
“除了安华、林吉祥、前财政部长达因(Daim Zainuddin)和《今日大马》网页主编拉惹柏特拉(Raja Petra Kamarudin)之外，所有政治人物和媒体人的政治判断都彻底失败了，所以308前后的差别之一，就是媒体都得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判断力。”
308之后新闻量激增加
他指出，除了《星报》之外，至今没有一家主流报章的负责人公开承认其政治新闻判断的失误。
蓝志峰也表示，308后主流媒体的一大改变，是新闻量的激增。
“尤其是第一届国会期间的新闻量太高。总共99个国会新兵，包括新的州务大臣和州行政议员，进到国会就不自觉的以为这里是为民请命的地方，而模糊了国会的辩论和立法目的。”
这也造成国会出现许多乱象，包括办生日会，甚至允许6岁小孩进去，结果导致记者的采访工作也变得失焦，更注重议员争吵和负面的新闻，对辩论内容的关注很少。
“因为沉闷的新闻读者并不爱看。”
他举例说：“有一天教育部长希山姆丁的儿子前来国会参观，记者一窝蜂的前去采访。而其中一家独漏该则新闻的记者，却被报章编辑质问。”
他指出国会其实有很多政策性的新闻和法案才是重要的,却往往受忽略。
“另一个例子，是皇冠城的新闻。《中国报》破格的以社论做为封面头条，并且用黑底白字的方式刊出“拒绝暴力”四个字，表示媒体业者对此新闻非常重视。”
中文报纸可从重量到重质
蓝志峰表示华社读者多为阅读2至3份报章的人，他们也看网路媒体，这些批判性强的读者以中产阶级为多，更重视媒体的可信度和公信力。
“我认为中文报可慢慢的转型，从重量到重质。意味著在新闻的呈现方式和对课题的探讨方面增加可读性。”
蓝志峰是于昨晚假隆雪华堂二楼讲堂进行的“媒体面面看─你了解多少”座谈会上发表上述看法。这场座谈会是由新纪元媒体研究会主办，同台演讲者还包括新纪元学院研究员傅向红、《当今大马》中文版主编杨凯斌以及马新社华语新闻主播覃心皓。主持人则是捍卫新闻自由社协调员王慧仪。约百名公众人士和新纪元学生出席了该座谈会。
刊指著首相当面骂新闻了
傅向红（右图）在提及308政治海啸后媒体生态的改变时指出：“308前后主流媒体的最主要改变，是民盟新闻的见报率大大提高。指著首相当面骂的新闻，从前是不堪设想的，现在却可以在主流媒体看到，这现象对网络媒体形成了挑战。”
“现在的网路媒体要如何将自己区别于开始大胆起来的主流报章呢？网路媒体记者只不过10多名，主流媒体如《星洲日报》可以派10多个记者的阵容去采访国会，网路媒体在报导质量上如何竞争呢？”
动态报道和速度打破封锁
《当今大马》中文版编辑杨凯斌回应说，网络媒体因为新闻议程的设定以及报道新闻的速度，能够带动主流媒体一起抢报热门新闻，籍此打破政府的操控
“对大马新闻而言，速度的发展将能带来新闻封锁的突破。以今天下午公布的燃油涨价新闻为例，中午时，各报总编已被请到首相署去听汇报，交代该如何呈现该新闻。可是作为巫统喉舌的《新海峡时报》却犯规抢先报导，我认为这是好地发展，而网路媒体正加速这样的发展。”
他举例说，《当今大马》的宗旨并非只是要办网路媒体，而是新媒体或混合媒体，而是要通过各种管道传播资讯，并透过技术的发展，以迂回方式突破限制。
他也表示如果媒体能发展成像CNN和Al-Jazeera等国际电台般，能呈现的动态新闻，不断更新和深入报道，新闻的封锁和操控就能被打破。
“网路媒体可以将电视新闻的形式搬上网路，数小时内就会更新新闻。”
他表示《当今大马》从来都不曾限制自己的发展，除了出版四种语言及拥有网络电视之外，若并非受到出版准证的限制，还曾考虑出版平面报章。
“这是国际媒体的大趋势。实际上比如说马新社也设有网页，并且结合文字与图像。未来媒体的关键是讲求和读者的互动。意味著从过去的由单个点传播到众人，改成互动的方式。”
“各种讯息和报导的整合，是未来媒体的发展趋势。只是掌握大马主流媒体的大亨，不思进取。例如《星报》就拥有雄厚的资源，可以推动网路媒体的发展，可是却缺乏动力。”
他也认为很多主流媒体利润丰厚，却不舍得投资在能让新闻从业员享有更好设备和福利的项目上。
读者倍增 网络媒体影响扩大
提及网路媒体在308大选所扮演的角色，杨凯斌（右图）指出网络在城市地区扮演一定的资讯传播角色，但是在乡区地区的影响却逊色。
“然而独立中心的调查显示，有12%选民是从网路媒体获取资讯，而《当今大马》的市场占有率就占了这12%里的半数，已超越了7%改朝换代的魔术数字。”
他也认为随著宽频范围的扩大，这个数字可能在下一届大选提升一倍至24%，因此影响力只会倍增。
平等采访权产生素质竞争
作为提升媒体报导质量的措施，杨凯斌建议在广义上，媒体应设定每天的议程或聚焦，在国会报导方面，则应效法西敏寺制度，设有长期的国会记者和专门解读解读部长回应及政府文件的记者，并从中揭发贪污滥权的证据。
他认为时下一些平面主流媒体发表呼吁政府废除限制新闻自由恶法，以便能和网路媒体竞争，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由于没有官方准证，目前的网路媒体是在官方的默许下进行采访。很多时候是官方故意不通知我们，才导致我们的新闻看起来以反对党或民盟新闻为主。”
他呼吁包括部落客、网络媒体及平面媒体都应享有平等的采访权，才能产生有素质的竞争。
覃心皓：有竞争才会有进步
另一方面，马新社华语新闻主播覃心皓（左图）也表示，新闻质量的提升非一戳而就而就；
“华语新闻台在质量方面都有问题，大有改善的空间。比起历史悠久的中文报，华语电视新闻属起步阶段。10年前NTV7创台后才开设时事节目，到今天才有每天10个新闻时段的规模。”
“如果中文报现在是一家人的报纸，中文电视节目也是一家人的电视，因为时间的限制造成形式和内容编排上大同小异，很难进行有深度的报导，更难求能带动舆论。”
覃心皓也指出华语电视记者比较少主动挖掘新闻，而且主管对内容的要求是简单、杂多和全面，在甚么都要照顾到的情况下，自然得牺牲深度。
不过她也表示，比起10年前，今天的华语电视节目也有了一些进步，尤其是一些时事清谈节目如《就事论事》、《你怎么说？》和《追踪档案》等。她认为商业竞争是让电视新闻进步的契机，可让媒体趋于成熟。
傅向红：媒体识读作为第五权
傅向红也强调，约束新闻自由的诸多恶法遭解除后，不必然会带来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只有培养听阅人的媒体识读能力(Media Literacy)，才能担当第五权的角色，监督作为第四权的媒体，去执行其监督政府权力的责任。
傅向红开宗明义的说：“谈新闻自由之前先要认识新闻为何不自由。有两种新闻的不自由，一种是因种种恶法限制而造成的结构性不自由；另一种则是源自媒体组织内部压力所产生的内部不自由，包括媒体老板或上司的干预，或新闻从业员本身的自我审查。”
她表示大马媒体同时面对上述两种不自由的情况。造成结构性不自由的诸恶法，包括印刷与出版法令、官方机密法令、资讯和多媒体法令等。一些国家去除了这些外在的恶法约束后，却不必然促进新闻自由的健全发展，媒体反而一味的迎合消费。美国和港台传媒如何因突出血腥、暴力和色情而堕落，就是媒体如何无法发挥约束被解除后，去行使自由的实例。
“国家权力的运作须要监督，但一般大众难以掌握政府机构里的资讯，所以须要在这方面有专业的记者去挖掘资讯，揭发种种涉及公众利益的事件。因此推动资讯自由法的目的，是让民众可以接近涉及公众利益的政府文件。”
可是她认为仅仅推动此法案是不够的，还须同时废除限制新闻自由的恶法，才能确保资讯自由法能正常的发挥。”
“有些人将这种监督政府权力，并快速传播资讯的媒体权力称为第四权，可是这个理念已逐渐破产，因为没有人能确保媒体一定会负起第四权的责任，而导致市场失灵的状况；意味著媒体之间的竞争并不朝谁更有效监督政府的方向发展，反而以无关公众利益的耸动新闻来吸引读者，刺激消费。”
因此，为了确保媒体不脱离其第四权的责任，作为公民社会份子的读者或听阅人，就必须培养媒体识读的能力，批判和监督媒体。
她也提出，大马媒体表面上是由商团控制，实际上这些财团和商人是透过和执政党的关系，才能获得必须每年更新的出版准证，因此前者被逼要讨好执政党。
滥用自由：饿肚子担心撑死？
所有主讲人在观众问答时间针对新闻的客观性、重质的可能性、拉惹柏特拉现象、记者弱势现象和大马媒体会不会“滥用”新闻自由等课题和发问，进行了回答和不充分的辩论。碍于篇幅，仅在此记录针对新闻自由被“滥用”的可能性的讨论。
傅向红形容，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大马担心新闻自由被“滥用“，就像饿肚子的人担心吃自助餐的人会撑死，她认为重要的是不会饿死人。
杨凯斌则认为，以港台媒体的表现作为有新闻自由却遭滥用的例子是不恰当的，因为类似的新闻行业的扭曲，其实是有背后的政治禁忌所驱使的畸形发展。
“港台媒体的血腥、娱乐和暴力，是政治新闻被刻意压迫的后果，更是执政者鼓励的道路。港台媒体有一些政治问题如中国、统独不能碰，而制作类似的血腥、娱乐和暴力问题却是能够吸引所有读者。所以“滥用自由”是政治问题，说这话的人其实是用道貌岸然的姿态来监督你，其实是要破坏自由。”
他也认为大选后，不少新闻从业员成了政治人物或其助理，无法把持与权力中心的关系。而新闻从业员也必须重新重视新闻产业里头的角色，即在雇主、国家和新闻从业员（工人）的三角关系中如何保障本身的福利、权益，并建立一个对这个专业行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