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梅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生陈丁辉（左图）表示，历史研究者采取何种方式研究新村，亦逃不开权力和视角的选择和干预。

他表示，英殖民官员从上往下看，新村村民不过是危害殖民者利益的“未知对象”（unknown subject）；反之，村民从下往上看，他们看到了以全新统治技术/技能来“管理”他们的国家。这些统治技术，包括有形的地理空间设置，和无形的监控和规训。

“一般人多以马来亚共产党‘敢死队’在霹雳和丰地区杀死三名英国籍园丘经理为‘紧急状态’的起点。许多研究亦指出马来亚政治的、军事的‘紧急状态’特征， 强调官方的、由上而下的历史观照方式； 然而，我们在回顾之余不难发现，一种民间的、从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似乎长期缺席。”

他表示，若从庶民的观点切入，成千上万受影响村民的内在心灵和情绪始终未被正视和关注过。

“紧急状态是一种非常态的状态（abnormal state），人权、人性都可以被忽略。因为紧急，英殖民的统治机器进入了细致化的、军事化的，快速而有效的管理。”

“举例而言，1949年5月和9月英殖民政府分别通过紧急法令17E和17F，前者赋予马来统治者权力，在维护公众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下，必要时得驱逐特定 地区的特定民众；后者则赋予各州州务大臣和英殖民统治者权力，得以命令特定住户从某地迁移到另一新地点。这两条法令成为‘紧急状态’时期和后来新村移民政 策的‘尚方宝剑’。”

地理空间和心灵的监控

陈丁辉引介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监狱史研究方法，来剖析新村的地理空间设置，而提出新村是一个具有固定疆界的，可管理的地理空间。

“把村民放在这样的空间下，村民很快就会成为‘非未知对象’。举凡新村内的警局、民众会堂、医疗所、学校、大匝门等等的设置，从空间和权力的关系来看，都符合统治的逻辑。表面看是在服务村民，背后却在形朔著对象的忠诚。”

他表示殖民技术如电话、电报、扩音器、宣传品、装甲车的使用，到身份证、住户登记、人力动员、粮食管制、戒严等制度性设计，都是为了有效监控村民。而搜身、鬼头指认、公民课程、良好公民委员会等，则进一步将身体的监控提升为心灵的规训。

简言之，新村的形成也象征作殖民统治知识的提升和国家介入监控人民的过程。陈丁辉认为，重思紧急状态对国族塑造的反思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