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政治学学者罗国华博士（左图）指出，他于70年代在近打北区新村进行的田野调查研究显示，村民倾向于投选民主行动党，并非如主流和官方历史论述所强调的，是因为他们受限于“华人意识”，而是有其社会经济原因。

他也发现，新村的矿业和农业处于一种互补关系，意味著当锡价低靡时，村民改以务农为生。因此，新村人民恰恰和巨型历史叙述的论调相反，并非被动的任历史和现实摆布，而是在主动的选择和塑造历史。

提到新村的未来，罗国华则提醒，一些新州政府仅仅承认新村居住土地的合法性是不够的。许多务农维生的新村农民，至今依然缺乏垦地的保障。

罗国华是在今天上午11时，于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办《紧急状态、移民与新村──庶民历史的反思》图片展暨讲座会上演讲时这么表示。同台演讲者包括新加坡大学汉学系博士生潘婉明和澳洲梅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生陈丁辉。主持人为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

罗国华表示，他于70年代初期投入华人新村的研究，主要是不满关于新村的官方历史论述存在不少误区。

“促使我研究新村的原因有4：首先，70年越战时美国曾展开大量迁移越南人民的计划，却失败了。英殖民政府也将它实施在大马，却成功了。其次，513过 后，大量的国家政策和官方论述都在制造只有马来人贫穷的印象，我想证实大量的非马来人，特别是1百万的新村华人也面对贫穷问题。”

“第三，在被官方历史论述和巨型叙事（Grand Narrative）占据的年代（30年前和现在还是一样），有关新村的研究皆集中在社会菁英、领袖和文本上，缺乏另类资讯。所以我采取了被称为‘庶民历 史’（Subaltern History）的研究方法，由下而上的从新村的社会经济著手，来重构新村的历史。”

罗国华推荐了系列采取‘庶民历史’角度的历史和社会著述，作者包括格斯勒（Clive S Kessler）、林德义、谢文庆、Laurence Siaw等。

他透露，马华于1971至1973年推行的改革运动，也促成他前往近打研究华人新村的原动力。他在新村进行长达7个月的“切身观察”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和访问调查的结果显示，虽然近打是矿区，但村民必须务农才能弥补锡价不好时的状况。他们自戒严时期以来，既在缺乏法律保障的临时 地（TOL）耕种。既使到了今天，只是有极少部份新村居民获得了居住地地契，农耕地还是缺乏保障。

“殖民政府想获得新村村民的同情和支持，可是村民生活在困难的情形下，那是不可能的。戒严时期，因为新村居民无地耕种，国内粮食生产大跌。解严后，粮食产量又回升”，这意味著是新村村民自己在主动改善生活，面对困境。

其实“马共”就在你身边

另一名主讲人新加坡大学汉学系博士生潘婉明（下图）则表示，根据她对丹那依丹（Tanah Hitam）新村和兵如港（Pasir Pinji）新村的研究，举凡跟新村有关的事务如重迁（Resettlement）和紧急时期，都和马共脱离不了关系，“马共无处不在，其实它就在你身 边”。

她发表的题目是《其实“马共”就在你身边─我的新村田野与马共历史的研究关怀与反思》。

“马共虽早已解散，却至今还被视为禁忌和敏感课题。多少人至今还在隐藏自己或亲友的前马共身份，一定有深埋着的恐惧。我在田调时，其实全村人都知道谁是前马共，就是不想说，充满不安、不信任和恐惧的心态。”

著有《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集体回忆》一书的潘婉明表示，其实马共也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新村华人的印象中，而非如“大历史”书籍里所描绘的刻板印象。

“近年来掀起了前马共自传的撰写热潮，马共领导层都纷纷著书叙述各自看到的历史。可是，我更关心的是无声者如何发声。”

她访问了丹那依丹和兵如港新村村民对马共的印象，发现后者很多并未亲身接触过马共成员，却将马共描绘得“历历在目”。因此，马共的整体形象其实已参杂了很多不同的记忆和想像。

与大历史格格不入

著名学者赛依德（Edward Said）有一本自传题著作叫《格格不入》，叙述他在西方受教和在中东成长的经验，造就了其在东在西，皆格格不入的认同处境。潘婉明则表示，她所接触的叙述新村的“大历史”，也常予她格格不入之感。

“马共的自传、回忆录、小说创作、现身口述，如邱依虹的《生命如河流》和我自己进行的村民口述，所呈现的马共都有不同的形象。我的答案是，马共就在你身 边。我过去的认知以为，马共的历史必定是政治史，从社会史的角度发现到，其实女性在马共的边缘性更深。所以，我认为马共可做为性别史来研究。”

她表示，邱书访问及女性参与马共的动机，揭示了大历史面貌下的差异；这些原因包括为了逃离饥饿（意味著到森林里比留在新村更能维生）、学习机会、逃离婚姻的束缚、逃离家暴和为了子女的意愿。

马共大小历史引争议

大约百名观众出席了该场新村座谈会。与会者除了受邀前来主持新村图片展开幕的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还包括自称拥有很多马共亲友的另一行政议员刘天球、隆雪华堂总会长黄汉良和评论人李万千等。虽然出席人数不众，可是却引起热烈的讨论。

李万千首先质疑采用小历史的方法研究马共或新村，会不会危及其代表性；只有小历史而没有概括性的大历史，会不会阻碍正确的认识历史本身。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SIRD）执行主任张永新也提出马共有集体和个别的历史形象，“当年大批人加入马共的集体意愿是明确的表达出来了的，这样的集体意愿不能脱离大历史，支离破碎的小历史如田野调查只能补充大历史，要不然反而会产生困扰，呈现不出整体的景观”。

潘婉明回应说，“我没有否定产生马共的时代氛围不重要，进行小历史是必要的学术分工，用来填补被忽略的空白。将来的研究若正式展开，可以克服代表性的问题。选择小历史研究，是因为文本阅读中，有太多集体形象，和田野印象格格不入，才产生想处理这些不在少数的例外”。

大马历史乏善可陈

罗国华博士则指出，目前最严峻的问题并非大小历史之争，而是没有人重写大马史，未挑战现有的历史。

“全国只有三间大学有历史系，大马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进步。比起不停重写着各自历史的泰国、印尼和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历史是彻底的沉闷。”

因此他认为，重写大马大历史是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工作，只是不知道似乎应为华社扛起这“历史”责任的华研，是不是也应该来写写新村的、马共的大历史，以便撰写小历史的学者，可以专心埋首于小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