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国家总稽查司报告》揭发了骇人听闻的政府部门46亿用款弊端、被欠税146亿以及92亿的烂帐后,在朝野政党和民间团体的漫天声讨下,反贪污局已介入调查该报告书内的事项,被林吉祥讽为“冇牙老虎”的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沙里尔也宣称,将尽全力为反贪污局提供足够的证据。
然而,人民要求的止于这些吗?“深入调查”后是否马照跑,官照做?照样没有人需要下台?在野党和民间除了发发文告,要求做官的要交代和解释,还能期待甚么?例如是否准备做点除了五年一次的动作(投票)之外的甚么?媒体又准备跟进到甚么地步?
赖昭光:掌握全民肃贪运动契机
大众科技出版社社长兼时事评论人赖昭光质问“人民是因为还不够‘肚懒’,才能继续忍受这种贪污和浪费,才没有就政府用款弊端的事追踪到底”。他是在昨晚假隆雪华堂举行的“政府怪账大追击”座谈会上作出上述表示。
他不仅苛责执政党领袖只会作出“不阻止反贪污局进行调查”之类的懦弱行径,也批评在野党和民间从未将该议题提高到形成公众舆论的层次。
赖昭光说:“30年前的总稽查报告揭发了一些政府部门以每包4.90令吉的价钱采购快熟面(当时的批发市价仅1毛4),当时的反对党领袖林吉祥促政府进行调查。今天发生这样的怪账,林冠英还是停留在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的层次。林吉祥即然已经知道反贪污局是‘冇牙老虎’,却把报案当成行动党的例常动作。我们没认识到这已是个体制败坏的时刻,是全民反贪和肃贪运动的契机。”
赖昭光也表示,人民老板应发挥老板本色,通过舆论和行动向政府施压,追究到底,他说:“各造都仅仅要求涉及的官员要交代,而执政党的领袖就会敷衍的表示会向官员追究。我们都没去追究,为何应交代的不是部长、首相或政府。”他举例说,各部长都要求官员要交代,首相则仅表示不会阻止反贪污局去调查,似乎暗示他其实可以阻止人们去调查,显示了其“开明”的一面。
“沙巴副首席部长拜灵吉丁岸早年涉及数宗贪污,1984年时却仅被判罚款1千800令吉。1996年政府已规定公务员必须申报财产,2002年时却只有7名公务员因呈报不正确的资料而遭纪律处分。而且接下来的每一年都再也没有公布任何数据。这些对贪污和乱账的零星处罚,根本达不到任何禁止和警惕作用。”
他认为反贪污腐败不能仅靠5年一次的投票,因为选区划分的偏差导致得票率和其所反映的席位之差距已越来越大。他甚至预测,即使在来届大选中,反对党得票率超过50%,也未必能赢得3份1的国会议席。因此他质问道:“我们还有多少个5年可以等下去?是时候表达我们的愤怒了。”说毕,莹幕上也出现了群众街头示威的画面。
这个的座谈会是由《东方日报》与隆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联办,主讲人还包括雪州双溪槟榔州议员兼行动党中委邓章钦、柔州明吉摩区州议员兼马青总稽查与法律局主任颜炳寿,以及特许会计师兼隆雪华堂查账潘庆松,主持人则为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主席戴炳煌。
潘庆松也表示,政府“乱账”现象已导致非常严重的贪污和浪费,虽然稽查报告揭发了各种弊端,可是如果不采取行动对付涉及者,再好的报告也等于白做。他说:“像中国那样的极权政府,都可以对盗用社保公款的上海市长采取严厉的行动。我们却连小小的涉贪议员都不敢对付,执政党领袖的魄力叫人心寒。”
树大有枯枝还是整棵树全枯了?
柔州明吉摩区州议员兼马青总稽查与法律局主任颜炳寿形容涉贪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为“树大有枯枝”,然而同台演讲的行动党中委邓章钦(左图)却表示,以大马官僚体系的情况而言,整棵树都是枯枝了。
他说:“因此,只有将整个政府换掉,才能彻底解决乱账和贪污。可是,我们都知道这是现阶段所不可能达成的事。”
“因此我建议,不如在现有的空间内,从机制上著手,去行使三权分立的宪赋权利。在大马,行政局掌控国家资源,包括开销和预算。立法局(即国会)的角色应为监督政府,可是却往往受限。例如贵为最先进州的雪兰莪,其州议会一年才开会3次,会期不到6天,所以无法有效的监督州政府。”
“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利用议会常规所给予的权利和机制。例如英联邦制度下,有很好的公共账目会(PAC)。在英国,该公账会由15个成员组成,8名为执政党,7名则来自反对党,而且主席是反对党领袖。在印度也一样由反对党领袖来担任公账会主席。这样的公账会才能让监督机制起作用。”
反对党任公账会主席可强化监督
邓章钦进而指出,在上述国家,这样的公账会不仅能传召涉贪的官员,甚至具备惩罚犯者的权力。他说:“以高价采购螺丝起子的案件为例,公账会不仅能传召涉及的官员,也能将无效率的监督者一并捉来,并且进行罚款。这样的惩罚能对各部门的同僚起作警惕作用。因为这样的罪行将被记载于官员的服务记录,将对官员的升迁造成影响。”
他还表示:“公账会所要求的证据水平不比法庭严格,所以能更有效的执行犯错即罚的措施。”他也说道:“如果首相有决心,就必须规定国会和全州议会的公账会主席由反对党担任。如果这机制发挥得好,就不会一年又一年重复同样的乱账。”
也许是因为2006年的政府乱账出现了众多活生生的例子,如螺丝起子等,不论主流或非主流媒体的报导,似乎都比往年显得更积极。邓章钦指出,其实媒体可以扮演更大的角色。他说“总稽查司报告年年都有,可是过去数年来,公众早已对怪账的大数目感麻木了。今年之所以会引起共鸣,主要是因为媒体充分利用了生动的例子。”
邓章钦也表示:“可是众多媒体在跟进方面做得不好。我建议媒体应采取事事追踪的作法,向国会公账会主席询问开会的时间,或者找反对党的委员,探清每个个案的来龙去脉。”
“而且,这课题没涉及种族和宗教敏感。因此媒体不会受到太大的限制。我相信这样的跟进可能让媒体和人民扮演到监督政府的角色。当政府在肃贪这事情上缺乏改革的政治意愿时,民间就得主导情势了。”
与此同时,颜炳寿表示总稽查报告有待改善之处尚众,他说:“该报告的调查只是抽样的,最好能扩大它的调查范围,以便能涵盖更多的政府部门。”
他还认为许多政府乱账现象不尽然都和贪污有关,而是部门缺乏处理财务的文化,需要制度上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