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日特稿
（作者按：本文是应ASTRO AEC出品、椰楼映画制作的《风云人物》系列而写的文字稿。该系列共有八集，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呈现各个时期影响历史演进的风云人物。本人负责介绍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8组风云人物，分两集讲述。定名为“拓荒与奠基”，可谓忠实地反映时代的风貌以及先贤的历史定位。《风云人物》系列从2007年8月12日起，每星期日播出一集，参与讲述的还包括安焕然讲师、赖观福硕士以及拿督翁诗杰。）
前言：
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处心积虑进行海外扩张；相对的，包括早期马来亚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先后沦为西方殖民地。英国在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成为强国，对海外市场虎视眈眈，对原料供应需求殷切。十九世纪中叶，马来各邦即没有健全的政府组织，统治者也尚未具备现代国家的观念，彼此各自为政；多个土邦又连年陷入王位继承的纷争，因此，19世纪外来势力得以乘虚而入。
1824年《英荷条约》签订后，英国与荷兰重新划分彼此在东南亚的版图。新加坡和马来亚就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人最初在马来半岛采取不干预政策。但是，随着（1）欧洲各国争夺殖民地的竞争更加激烈、（2）马来半岛发现蕴藏量丰富的锡矿、（3）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英国人担心失去他们在马来半岛的势力，于是改变政策，积极干预马来土邦的政治和内部事务。
182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组成一个政治单位，称为“海峡殖民地”。1896年：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正式组成，包含霹雳、雪兰莪、森美兰以及彭亨。跨入二十世纪，马来半岛北部四邦，也就是吉兰丹、登嘉楼、吉打、玻璃市，以及南部的柔佛，则组成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至于婆罗洲，1841年白人拉惹布洛克开始统治砂拉越；北婆罗洲（沙巴）则落入英国渣打公司手中。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这段时期，经济领域的开发创造了许多发展的空间和前景。随着锡矿业和橡胶业的发展，配合劳动力的需求，华人和印度人大量南来。这批生力军在谋生与打天下的同时，也成为本土拓荒的先驱。他们披荆斩棘，奠定了我国多个城镇发展的基础。
我要跟大家叙述的，是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8组风云人物。
第一部分：
1. 开埠功臣：甲必丹叶亚来（1837-1885）
2. 港主群英：陈开顺、陈旭年（1827-1902）、黄亚福（1837-1918）
3. 霹雳英豪：郑锦贵（1827-1901）
4. 英明领袖：柔佛苏丹阿布巴加(1833-1895)
第二部分：
5. 抗英先驱1: 马哈拉惹里拉、拿督巴哈曼、督卡查、末基劳；
6. 抗英先驱2：督央谷、哈芝阿都拉曼林梦。
7. 长袖善舞：陆佑（1846-1917）
8. 有所不为：黄乃裳（1849-1924）
1.开埠功臣：甲必丹叶亚来（1937-1885）
1857年，87名华工从卢骨（Lukut）乘舢板沿着巴生河，来到当时吉隆坡两河交汇处，然后步行到今天的安邦，在那里探勘锡矿。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们发现了矿藏。
可是，这87位先头部队，在短短的一个月内，由于水土不服或被蚊子叮了染上疟疾等因素，能够存活下来的，只剩下18人。
叶亚来是在清朝道光十七年，即1837年，生于中国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周田乡，客家人。1854年，当年18岁的叶亚来，从中国南来，抵达马六甲。之后到卢骨矿场工作。1862年，应刘壬光的邀请到吉隆坡。 1868年成为吉隆坡第三任华人甲必丹。
叶亚来参与1866至1873年间的内战，与东故古丁结盟，击退拉惹马迪、赛益马斯荷的阵营。内战过后，惨遭战火蹂躏的吉隆坡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叶亚来通过借贷筹集资金，招募大批华工到来垦荒耕种，重新恢复锡矿的生产，励精图治，把吉隆坡从废墟中重建起来，奠定了这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被誉为吉隆坡开埠功臣。
1881年，对吉隆坡而言是流年不利，年初发生大火，年尾发生大水灾，两次的灾难几乎摧毁了整个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以其过人的魄力，劝大伙儿留下来，第二度重新建设吉隆坡。
从1869年至1880年间，叶亚来成为吉隆坡实际上的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实力达到巅峰。他鼓励马来人搬迁到吉隆坡近郊从事种植，以供应市场需求。英国人统治吉隆坡初期只有六名警察，叶亚来协助维持社会秩序，执法如山，治安良好；此外，他也设立安老院、创办私塾，开辟道路，提升社会福利与建设。
海峡殖民地助理大臣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形容甲必丹叶亚来具备非凡的干劲和进取心，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建设吉隆坡，是一位伟大人物。已故东南亚研究的著名学者许云樵教授形容甲必丹叶亚来是把滥芭建设起来，奠定城市基础的功臣。
我们将甲必丹叶亚来称为吉隆坡开埠功臣，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历史评价和定位。
2.港主群英：陈开顺、陈旭年、黄亚福
十九世纪的柔佛是一片荒凉、人口稀少的土邦。为了开发柔佛，天猛公依布拉欣（Temenggung Daeng Ibrahim）创立“港主制度” （Kangchu System），以鼓励在新加坡的华人前来开垦，种植胡椒和甘密。
所谓“港主制度”，即在各河流的支流处设立“港区”，凡是申请港区的华人，都获得天猛公发出的港契，成为港主。
港主的地位如同港区的酋长，享有一定的权力，包括采矿权、伐木权、铸币权、烟酒专卖权、征税权、行政权以及司法权等。港主的义务就是每年缴纳贡金给天猛公。
从1844年第一张港契发出开始，到1870年代，总共有将近10万名华工从事甘密种植业。在港主制度下所开辟的港区，大约有138处，使柔佛成为当时土地开发最为成功的一个土邦。
后来天猛公就在丹绒布特里（Tanjung Puteri）建立新市镇，这也就是后来的新山（Johor Bahru）。近代柔佛的开发，港主以及华裔劳工披荆斩棘，功不可没；在这些港主之中，潮州人占了绝大多数，其中杰出的港主包括陈开顺、陈旭年、黄亚福等。
有句话说：“没有陈开顺，就没有陈厝港；没有陈厝港，就没有新山。”那是因为陈开顺成功开辟陈厝港（Kangkar Tebrau），使得他再接再厉，继续开发新山。柔佛的王城原本是在哥打丁宜（Kota Tinggi），1855年搬迁到陈厝港，之后再迁移到新山。
陈开顺曾经协助柔佛苏丹平定麻坡的叛乱，甚或苏丹的赏识，使得他掌舵的义兴公司可以公开活动，并且取得独尊的地位。
陈旭年（1827--1902）是广东潮安人，十七岁就被人卖猪仔到彭亨州开矿，后来从事布匹买卖，经常到柔佛，天猛公家族成了他的顾客，并建立友好关系。1866年他创立广丰商行，经营胡椒和甘密，兴建码头。该商行业获得港契，先后开辟十个港区。1870年代，他受委任为“柔佛华人侨长”（Major China of Johore）。
他与苏丹阿布巴卡（Sultan Abu Bakar）结拜为兄弟，成为莫逆之交。他曾陪同苏丹阿布巴卡访问中国。新山有一条陈旭年街（Jalan Tan Hiok Nee），就是为了纪念他的功绩。
陈旭年曾经倡议兴建柔佛古庙，将各籍贯的神明都供奉在同一个庙内，形成新山华人社会“五帮共和”的和谐局面。
黄亚福（1837--1918），原名黄福基，广东台山人，从中国到新加坡谋生，之后来到柔佛新山，先后当过木匠、泥水匠，后来成为建筑承包商。新山许多留存至今的历史性建筑物都是黄亚福承建的，包括新山码头、王宫以及州行政大楼。
他曾经陪同苏丹阿布巴卡访问中国。由于贡献卓越，得到苏丹封赐爵位。新山有一条路命名为亚福街（Jalan Ah Fook），以纪念他的功绩。
事业有成之后，他成为慈善家，曾捐献新山的三间屋子作为安老院、捐地兴建新山广肇会馆以及创立广惠肇留医院，又买下大片土地充作华人义山。黄亚福是新山宽柔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并担任该校首任总理。
3.霹雳英豪：郑锦贵（1827-1901）
霹雳，马来文叫做Perak。所谓Perak，就是“银”的意思。从前当地的居民发现白色的金属，也就是锡矿，以为是银，于是就将这个地方叫做“Perak”。
在1850年前，拉律（Larut，也就是现在的太平）是人烟稀少的沼泽地带。住在当地的马来领袖隆加发（Long Jaafar）最初在Klian Pauh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太平一带）发现锡矿，于是就邀约华人前来开采锡矿，甚至提供贷款。于是华人就像潮水般涌到霹雳。后来又在Klian Baharu (也就是现在的甘文丁，Kamunting)发现锡矿。
Klain Pauh 和Klian Baharu因为锡矿的蕴藏量丰富，成为人们蜂拥而至寻求发财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因为矿区的争夺，而成为各有关方面流血甚至断送性命的战场。持续超过10年的“拉律战争”便是由此而来。
所以，锡矿与霹雳的开发关系密切。早期华人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及所作出的贡献，更是举足轻重。我们就选择一位代表性人物来加以叙述，这位风云人物就是郑锦贵。曾锦贵是广东省增城人（客家人），16岁（1843）从中国南来。
1860年代Ngah Ibrahim继承父亲隆加发，担任拉律地区的酋长。当时拉律地区的华人矿工主要分成两大派系，也就是：
（一）五馆：主要在Klian Pauh 地区采矿；海山派，客家人。
（二）四馆：主要在Klian Baharu地区采矿；义兴派，广东人。
郑锦贵从1860至1884担任拉律海山派领袖。拉律地区海山派和义兴派派会党曾经因为以下的各种因素，先后发生四次的严重冲突：
（1）第一次：1861年7月，控制水源问题；
（2）第二次：1865年6月，因赌博而引起冲突；
（3）第三次：1872年，拉律义兴派的律师Lee Ah Kun 与海山派领袖郑锦贵之侄儿的太太有染，东窗事发，结果两位偷情的的男女备受折磨，被关进猪笼，丢到矿湖溺死。
为了报复，义兴派通过槟城从中国输入4000名专业打手，攻击海山，将海山派成员赶出拉律。结果近1万名海山派成员逃亡到槟城。
一个月后，在Ngah Ibrahim的支持下，海山派重新夺回马当（Matang）和拉律的采矿权。
这时候，宣称霹雳皇位继承人的Raja Abdullah，是Ngah Ibrahim的死对头，他支持义兴派反击海山派，导致华人两派之争演变成涉及霹雳马来酋长的内战。1872年9月26日，郑锦贵连同44位华人领袖签署一项请愿书，促请英国当局干预纷争。
（4）第四次：1873年，海山派夺回拉律之后，受到Raja Abdullah支持的义兴派，从新加坡和中国招兵买马，攻击海山派。Ngah Ibrahim 在马当的产业被破坏。冲突延伸到Krian Pangkor 以及天定（Dindings）.
眼看在拉律的投资毁于一旦，在槟城的海峡华人要求英国当局干预。总共有四万人分别来自海山派和义兴派的成员参与这场涉及马来皇室的冲突。
拉律纷争持续超过10年，1874年1月20日，海峡殖民地总督克拉克爵士（Sir Andrew Clarke）在邦咯岛岸外停泊的船上（H.M.S.Pluto）召集各有关方面举行会议，最终签署《邦咯条约》（Pangkor Engagement），郑锦贵是条约签署人之一。这项条约主要针对多项争议性的课题作了明确的处理：
（1）解决了海山和义兴两派的纷争；
海山派的郑锦贵和义兴派的Chin Ah Yam都被委任为霹雳华人甲必丹。海山和义兴两派的采矿权也作了明确的划分，即Klian Pauh (Taiping)的矿场归海山，Klian Baharu (Kamunting)的矿场归义兴。而拉律也重新命名为“太平”（Taiping），希望从此告别纷争。
（2）承认Abdullah为霹雳苏丹；
（3）霹雳接受英国的参政司制度。
《邦咯条约》签订后，郑锦贵被委任为霹雳州议会的议员之一。对霹雳第二任参政司休罗爵士（Sir Hugh Low）而言，郑锦贵是霹雳矿业社群的稳定因素。休罗对他非常信任，也非常支持他，因此在1889年将拉律和Kurau的鸦片、赌博、烟酒经营权都给了郑锦贵及其来自槟城的商业伙伴邱天德。郑锦贵也主导了当时槟城的鸦片生意。
19世纪后半叶，拉律地区总共有80个矿场，分别由40家公司所拥有，最大的是郑锦贵所拥有的Kong Loon 公司，雇用300个员工。郑锦贵的矿场最早采用水力开采法（Hydraulic）。他是一位有远见、有创意，具备冒险精神的矿家。
1865至1868年间，槟城的海珠屿盖了一座大伯公庙，郑锦贵是主要捐款人。他曾担任槟城平章会馆（也就是槟城华人大会堂的前身）的主席（1881-1883）。他也捐献6000元建造槟城极乐寺（1906），是极乐寺五大总理之一。此外，他创办了太平广东会馆（1887）、担任槟城五福书院的董事（1893）、创办霹雳太平、务边的增龙会馆（1995），以及槟城的增龙会馆（1896）。
1901年3月，郑锦贵去世之前，与槟城多个客家会馆的多位领袖共同创办一间书院，称为崇文阁，鼓励及推动华人社会要重视教育。
槟城有两条路街是纪念郑锦贵的，一条叫阿贵街(Jalan Ah Quee ) ，另一条叫锦贵街（Jalan Keng Kwee）。
4.英明领袖：柔佛苏丹阿布巴加(1833-1895)
阿布巴卡（Abu Bakar）在1862年接替其父依布拉欣出任柔佛的天猛公；15年后，当苏丹阿里驾崩（1877），他才正式统治整个柔佛州。
苏丹阿布巴卡自小便接受英文教育，思想开放，精明能干。年轻时经常到欧洲游历，尤其是英国，学习西方人的治国方法。他也和英国皇室维持良好的关系。1868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封苏丹阿布巴加为Maharaja Johor。
1885年柔佛与英国政府签署友好条约。在这个条约下：
（1）英国承认柔佛是自主和主权独立的国家；
（2）Maharaja Abu Bakar 受承认为柔佛苏丹；
（3）柔佛接受英国派遣一名顾问官到柔佛。
阿布巴卡继位成为苏丹之后，定都于新山，在此兴建皇宫；接着建立柔佛的行政体系，设立警察局、财务局、卫生局等官署，聘请学有专长的英国人前来服务。
他在柔佛境内开辟公路；在主要的城镇建立邮政局、医院、学校和法庭；创办锯木场发展木材业；还组织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负责治安和秩序。
1895年，苏丹阿布巴卡颁布《柔佛宪法》，是第一位颁布成文宪法的马来统治者，并根据宪法设立部长议会（Council of Ministers）和立法议会（Legislative Council），以辅佐苏丹和州务大臣；以后各邦的宪法都以这部宪法为蓝本。
由于苏丹和他的大臣们的励精图治，因此，在其他马来土邦都受到英国干预和控制的环境下，柔佛还能够保持独立的地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苏丹依布拉欣被迫接受英国派驻顾问官，成为英国的保护邦，整个马来半岛至此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柔佛成为世界上胡椒和甘密的主要生产区。在苏丹阿布巴卡的治理下（1886-1895），柔佛发展迅速，因此，他被誉为“柔佛现代化之父”。
5.抗英先驱（一）：霹雳的马哈拉查里拉、彭亨的拿督巴哈曼、督卡查以及末基劳
十九世纪，英国人先后派遣顾问官或参政司进驻霹雳、雪兰莪、森美兰以及彭亨。这种做法标志着英国人对马来半岛的殖民统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参政司任意干涉马来土邦的事务，往往损害当地酋长原有的利益，加深与马来王室之间的冲突。于是，各土邦都有一些马来酋长或宗教领袖挺身而出，抗拒参政司的种种措施以及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我们就来谈谈反抗英国殖民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个例子。首先是霹雳的马哈拉惹里拉（Maharajalela）。
《邦咯条约》签订后，霹雳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几乎被参政司所控制，苏丹丧失了实权。担任霹雳第一任参政司的是毕治（J.W.W.Birch）。他不熟悉马来风俗，也不会讲马来话。上任后，便大刀阔斧的改变马来人的传统制度，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点：
（1）为了增加政府的税收，便取消土酋传统的征税权，改由他本身任命的官员来征税，导致马来酋长的收入受影响；
（2）废除债奴制度。
种种新措施引起苏丹和马来酋长的不满。苏丹曾经向海峡殖民地总督投诉参政司干预内部事务，但却不得要领。马来统治者和土酋开会商讨之后，认为一定要把英国人赶出去。
1875年毕治深入霹雳河上游去强行执行任务时，在巴丝沙叻（Pasar Salak）被马哈拉惹里拉刺杀身亡。海峡殖民地政府马上派兵镇压，各地的马来酋长纷纷组织人民反抗英军，最终敌不过殖民统治者。马哈拉惹里拉被处死，苏丹阿都拉（Sultan Abdullah）则被放逐海外。
在彭亨，由于不满英国参政司削弱苏丹和马来酋长的权力，拿督巴哈曼（Dato Bahaman）、督卡查（Tok Gajah）以及他的儿子末基劳（Mat Kilau）在1891年率领马来民众反抗英国人的统治；末基劳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当拿督巴哈曼和督卡查率领残余部队逃到暹罗去，末基劳仍然坚持进行反抗英国人统治的斗争。
反抗者打死了一些正在彭亨探勘锡矿的英国人。英国立即出兵镇压。经过几年的战斗，1895年暴动以失败告终，彭亨苏丹被迫与英国议和。
6.抗英先驱（二）：吉兰丹的督央谷、登嘉楼的哈芝阿都拉曼林梦
在吉兰丹和登嘉楼，由于实施新的土地制度和税务，使马来贵族失去征税的权力，导致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一般民众则因为面对苛捐杂税而怨声载道。
1915年，吉兰丹发生了由督央谷（Tok Janggut）所领导的反抗运动。督央谷原名Haji Mat Hassan bin Panglima Munas。他在1915年5月自行宣布吉兰丹的巴西布爹（Pasir Putih）脱离英国独立，结果督央谷及其追随者很快就被来自新加坡的英军所杀害，结束短暂的独立生涯。殖民统治者还将督央谷的遗体放在牛车上，在哥打巴鲁（Kota Baru）游街示众；甚至还将其遗体公开倒挂在吉兰丹河畔长达四小时，以便对当时的民众产生恐吓作用。
1922至1928年间，在登嘉楼发生了由哈芝阿都拉曼林梦（Haji Abdul Rahman Limbong）所领导的反抗税务运动。后者在失败后，被放逐到麦加。
虽然上述最初反抗英国殖民政策的各项运动都被殖民政府以更为强大的武力镇压，但是，这些抗英的事迹，却成为日后争取马来亚自治与独立的楷模。上述人物可说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先驱者。
7．长袖善舞：陆佑（1846-1917）
陆佑本姓黄，名佑，字弼臣，号衍良，原籍广东鹤山，后来迁居新会。父母早逝，又无兄弟姐妹，孑然一身，生活贫困。七岁时卖身给广东新会县地主陆显，改名陆佑。
十一岁他跟“猪仔头” 签约南来新加坡，受雇于罗奇生酒庄。十七岁恢复自由身，赴柔佛丰盛港当矿工，省吃俭用，略有积蓄，回到新加坡自创杂货店“兴隆号”。
当吡叻拉律发现丰富的锡矿，华人蜂拥而至，陆佑也在1862年辗转到太平发展。开始时当矿工，其后经营粮食和运输，赚了一些钱。拉律内战在1872年爆发，陆佑多年经营的事业毁于战火中。
陆佑于1880年代中期到吉隆坡发展。他可说是接上了叶亚来、叶致英、叶观盛和赵煜的棒子，脱颖而出，不仅成为吉隆坡的首富，而且成为吉隆坡华社的中心领导人物。鼎盛时陆佑的事业包括种植业(胶园、咖啡园、胡椒园、椰园等)、矿业、洋灰业、铁厂、油较等，遍布在雪隆地区、彭亨的文冬和关丹，以及新加坡等地，可说是个成就非凡的商业奇才。陆佑在锡矿业的发展，带动了雪兰莪万挠、双文丹、乌鲁音、古毛等新兴市镇的出现；彭亨州的文冬和关丹的开辟，陆佑也功不可没。陆佑于1913年在吉隆坡创立广益银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获得英殖民政府的批准，以其商号“东兴隆”发行钞票，流通市面。陆佑也是吉隆坡最早拥有汽车的极少数人之一。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同善医院、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雪兰莪中华商会、广肇会馆、广东义山、维多利亚书院、尊孔中学、坤成女校等机构的成立，陆佑扮演了创办人和主要资助人的角色。
他曾各捐了五万元给新加坡陈笃生医院和莱佛士书院。陆佑在1910年捐了叻币一百万给香港大学，建了一座“陆佑楼”。他也在1915年免息贷款叻币五十万元给香港大学。1917年1月4日，香港大学副校长艾略特爵士（C．Eliot）亲临吉隆坡，颁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给陆佑，以表扬他对香港大学以及各地社会的贡献。
吉隆坡、文冬和新加坡都有以陆佑命名的街道，以表扬他的功绩。陆佑的重要遗迹和产业有陆佑墓园、陆佑故居“东兴楼”、陆佑堂、陆佑大厦等。
8.有所不为：黄乃裳（1849-1924）
黄乃裳是清朝的“举人”，曾经积极参与康有为所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不过这项运动以失败告终，由于担心被慈禧太后清算，黄乃裳在1899年带着家眷乘船到新加坡避难。
黄乃裳的女婿便是土生华人林文庆博士。他在女婿的引荐下，到砂拉越区视察，发现诗巫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处女地。他通过当时古晋的华人总侨长王长水的引荐，拜见了当时的统治者查理斯布洛克（Charles Brooke），并与对方签订契约，决定回到中国乡下招募乡亲南来垦荒。那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
黄乃裳前后招募了1000多人，分三批抵达诗巫。这批人员当中，除了一般的庄稼子弟，还包括木工、商人、教师和传道人，而且包括男女和小孩，是完整的家庭结构。
初期的情况非常艰辛，参与开垦者因为受不了生活的压力，逃走的逃走，返回中国的返回中国，人数从一千人下降到六百人。虽然半数的人都离开了，这个老远从福州飘扬过海的老人家，却坚持守在诗巫，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他要开拓和发展诗巫的决心。如果说，没有黄乃裳就没有的诗巫，这句话应当不算夸张。
在黄乃裳的带领下，确实使整个垦场蓬勃发展，人口增加。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砂拉越，尤其是提到诗巫，自然而然会联想到黄乃裳。诗巫这个地方也毫无疑问让福州人深感自豪，因为这是他们在先辈的带领下，亲身参与开垦的地方。当时砂拉越第三位拉惹维纳布洛克，曾作了一个最精简的形容和评价，那就是：“福州人是砂拉越的资产”。
开拓诗巫垦场多年以后，黄乃裳便回到中国，个中原因众说纷纭。根据黄乃裳先生的自述，他说要做的工作已经完成，可以告一段落了。也有的论述说他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以选择离开。另有一种说法，便是当时的白人拉惹嫌这个垦场所缴纳的税务有限，希望黄乃裳能够通过售卖鸦片等其他生意增加收入。但是，黄乃裳跟同时代或更早期的一些领袖有所不同，他不愿意透过售卖鸦片。作为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他有本身做人的坚持。就这点而言，黄乃裳展现一种不同的风范，他体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结语
百年来岁月悠悠，展阅史册，我们觉察先辈的克勤克俭，白手兴邦，成了拓荒与奠基的先驱人物。另一方面，英国殖民政府的逐步蚕食，引发本土志士的醒觉与反抗。虽然早期的反殖抗争大都以失败告终，却为后来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斗争埋下燎原的星星之火。
抚今追昔，饮水思源，缅怀各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是要提醒我们莫忘来时路，更要自我激励，以踏实的健步迈向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