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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27日展开的茅草行动，早在同年4月就已经开始酝酿。其中一位被茅草行动扣留的柯嘉逊博士通过电邮接受《当今大马》访问，坚称当时所谓的“种族紧张”完全是政府制造的现象，目的是为了营造白色恐怖。

他引用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当时的说话，“巫统正在面对分裂，马哈迪在党内的主导权面临危机......巫统党员的诉讼仍然在法庭进行（12名巫统党员于6月25日入禀法庭，要求宣判刚落幕的巫统大会与党选为非法）”。

“如果法庭的判决对他不利，那么他就别无选择，只能下台。他必须寻找出路脱离困境，因此制造了一个国家危机，重新团结巫统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而想象中的敌人就是华社。”

1987年巫统陷入党争，由马哈迪领导的A队在4月的党选中以微差胜出，击败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B队。

马哈迪政权岌岌可危

当时政府派遣不谙华文的行政人员担任华小高职，董教总担心此举会使华小变质，因此大力反对。董教总当时强调，该课题并非种族课题，“我们准备接受任何种族的老师，只要他拥有合格的华文资格”。

然而当时的教育部长安华坚持政府的政策，事件越演越烈，最后政府展开茅草行动，逮捕了119人，其中包括反对党领袖、公会领袖、社会活跃分子、原住民、圆丘工人、基督教工作者、伊斯兰教基本教义者，以及华教人士。

共有4为华教人士遭逮捕，他们是已故董总主席林晃升、教总主席沈慕羽、教总副主席庄迪君博士，以及当时身为华社研究中心主任的柯嘉逊。

第一次以《内安法令》对付华教人士

被扣留长达4454天的柯嘉逊表示，“茅草行动已经彻底暴露了《内安法令》为国阵的工具的虚伪”。

他认为，有关打压行动在华教184年的历史上拥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那是《内安法令》第一次用来对付两名华教最高机构的领导人，以及一位独中校长（庄迪君）。

柯嘉逊表示，茅草行动展开后，许多华团领袖也选择退缩，只有部分仍然站出来声援扣留者，茅草行动也标志着大马的民权运动开始走下坡。

“面对马哈迪的独裁职权，林晃升当时的领导是勇敢、具有原则的。我不认为在他之后的领袖有同样的素质。”

茅草行动加深华社不满

南方学院院长祝家华则认为，茅草行动只是加深了华社的不满。

“当时华社对许多政府政策都不满，这样的不满在茅草行动后达到高峰，这点可以从1990年大选的华社的投票行为中看出。”

民政党与马华在1990年的大选所获得的选票都比上一届大选来得少。

他认为，茅草行动对华教人士与1990年加入行动党，欲促成两线制，只是一项刺激，主要的因素还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社会教育程度的提高。

祝家华不认为茅草行动对当时的华教人士构成打击，“他们都是有风骨的人士，我不认为他们会受到茅草行动的阻吓”。

他也不认同目前的华教运动比起80年代已经走下坡，“现在的华团以及华基政党都强烈争取以母语教导数理科，同时华社也没有停止长期以来建设华文大学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