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您已经抵达目的地。”卫星导航系统提醒我已到了安邦，我环视周围，依稀记得马来西亚罗兴亚协会（RSM）在这附近某家店楼上。这虽是我第二次拜访，但徘徊数次，依然找不到协会招牌，只好凭着印象，带着疑惑步上某店屋二楼，才确定我到了。

从外观完全不知道，在这不起眼的店屋二楼，有个协助全马逾5万名罗兴亚难民的协会。我刚抵达时，有一家庭正在用餐，似乎没有预期我的到来，表情显得有点错愕。我告诉门口的员工，我是来找罗兴亚协会主席法依沙先生的，经过比手划脚说明来意后，她告诉我，主席不在办公室，请我入内等待。

等待当儿，我对他们的谈话一窍不通，感觉自己在这里是个受孤立的外人，或许这正是他们来到异乡作为异客的感受。不久，法依沙走进来，先和那家人寒暄几句后再来接待我。

“等了很久吗？不好意思，刚在（商店）后面吃饭。”他面带微笑向我走来。

现年34岁的法依沙（Faizal Islam Muhd Kassim，缅甸名字为Bo Min Naing），第一眼见他时觉得他和本地人无异，穿着格子衬衫，带着书生味的眼镜，似乎有点傻气，难以想象他曾经历过种种压榨与欺凌，更是跨过无数磨难逃到这里的幸存者。

法依沙于2013年底来到马来西亚，已在吉隆坡居住两年半。目前由他担任主席的罗兴亚协会成立于2010年，全马有逾1万2000名会员，在怡保、柔佛、马六甲及槟城都设有分部。协会主要扮演和联合国难民署链接的桥梁，帮助需要医疗服务的同胞。该组织不受政府承认，但获得联合国的认可。

父亲乃人权领袖

法依沙的父亲觉拉昂（Kyaw Hla Aung）是少数受过法律训练的罗兴亚人权律师，一生为罗兴亚人权益奔波，不惜和军政府对抗，也因此被视为眼中钉，前后一共被捕4次。

1988年，觉拉昂被释放，之后成立了民主和人权党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Party) ，并打算出战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国会议席。不幸的是，在1990年大选前夕，他再次被军政府逮捕，而且一关就是7年。

之后他又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被关进牢里，但依然不畏惧，继续为罗兴亚人权益奋斗。2014年10月，缅甸政府在舆论下大赦，觉拉昂终于获释。

但也因为如此，在缅甸法依沙成长过程面对许多挑战。1990年全国大选后，他和家人甚至不敢离开居住地方，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对父亲敬重有佳

法依沙在十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上幼稚园时，父亲已在外头打拼。在他一年级时，父亲更被缅甸军政府以莫须有罪名关进监牢多年，因此在成长经验中，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刻。

“我父亲有时会给我劝告，他不喜欢恐怖主义，他告诉我不要太极端，否则和那些加害者没有分别。”

他补充，一般若开邦人讨厌罗兴亚人，但对父亲觉拉昂却带几分尊重，因为父亲面对恶势力时，绝不低头。

“父亲总是说，我们是罗兴亚人，我们拥有我们的权利。”

“就算面对想取他性命的人，父亲也不害怕，他相信若真主阿拉今日要了结他生命，他不会有任何抱怨，没什么好害怕的。”

做苦力劳工受罚

法依沙说，自小在缅甸西部若开邦（Rakhine）的实兑（Sittwe）成长，每当缅甸军政府有任何计划，如建路、建佛寺等，就会强制每户家庭派出代表工作，否则将罚款500缅元。贫困家庭无法偿还罚款下，唯有被迫做苦力活。

“当时，我们整个家庭每月开销是3000缅元，（罚款）500缅元根本是天价！”

他忆述当年帮忙建造一间“Buddha Jarai”佛教文化博物馆时，年仅10岁的他，身材还很矮小，有一次因跑出工地范围，接过妹妹送来的午餐饭盒，而受军官惩罚。

“一名军官生气地问道：‘为什么你出去？’然后命令我趴在地上，用一根手腕般粗的木棍打我。”

除了被打，他也因为每天被强迫劳作长达11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所以在工作当天无法上学。

在学校受到屈辱

法依沙说，在他的家乡实兑，相较于其他多数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如孟都（Maungdaw）和布迪当（Buthidaung），生活状况尚算不错，至少还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在学校受到欺负和歧视仍在所难免。

许多若开邦佛教徒标签罗兴亚人为“卡拉”（Kalar），即奴隶和外来者的意思。他们相信，罗兴亚人是从孟加拉来到缅甸当奴隶，没有居民权。但每当同学这么取笑他时，他必定会和他们争执。

“他们揍我，我也还手。看见这疤痕吗？这是他们用笔刺伤我，留下的痕迹。”他拉起衣袖，向我展示手臂上的小伤疤，是笔刺伤的烙印。

他说，更糟的是，有些老师明知道穆斯林只能向真主阿拉跪拜，却刻意刁难罗兴亚学生向缅甸国旗下跪以示尊重。

拥抱他的同学们

曾经，一位同学发现自己的衣服背后遭画了一条线，就诬赖是他做的，还闹到老师那里。随后，当着全班学生面前，老师说了一句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他是班上唯一的‘卡拉’学生，为什么你们不杀了他？为什么你们不殴打他？ ”

但是，在老师离开后，一些同学不但没有恶待他，反而跑前去拥抱他，向他道歉，告诉他，他们反对老师的作为，认为这是歧视。

“他们同是佛教徒，却不会恶劣对待我……”

纵然面对诸多欺凌，法依沙认为不该以刻板印象标签所有若开邦佛教徒，因为还是有人站在他这边。

要求交出学生名单

法依沙也是少数能上大学的罗兴亚人，他原本是念地理系，后被校方强制转到统计学系。他说，十分庆幸自己有机会念大学，虽然过程充满坎坷。他讽刺地说道，校方也强迫他们上补习班，以从中获利。

“上了大学，还需要上补习班，只因某些人可从中获利，然后才让你及格。”

大学时期，法依沙也兼职当英语补习老师，学生多数是介于16至40岁、想学英语以寻求更好工作的罗兴亚人。不幸的是，他却屡遭军政府骚扰，甚至诬陷他散播危险的政治理念。

“他们要求我暂停授课，并把学生名单交出来，而我告诉他们滚开。”

他透露，最令他心痛的是，大学同班同学因为妒忌，而企图阻止他继续教课。他们强迫班上3三名佛教徒女生，污蔑法依沙冒犯了她们，甚至不惜威胁她们停止上课，否则就会杀了法依沙。

“就算他们如此恐吓我，我不害怕！”

法依沙说，三位女学生因为害怕，最终还是不来补习班上课了。

错综复杂的情怀

尽管面对不公平对待，法依沙说，他依然把同乡当兄弟姐妹看待。他认为，对罗兴亚人的迫害是一场政治游戏，是军方刻意建立起极端主义活动来巩固权力。

“在实兑，我朋友都是佛教徒。虽然难免收到歧视，但不比在孟都和布迪当的罗兴亚人待遇糟。”

法依沙接着也把责任推向一些孟加拉人，并谴责大部分制造问题的都是这些“外来者”。他说，这些“外来者”轻易得到公民证，然后加入警队，歧视和折磨罗兴亚人，甚至比本地官员更难谈判。

但他强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极端主义，极端分子通过所有管道散播极端思想，指罗兴亚人及所有穆斯林都是邪恶的。

“这导致目前人们都不称呼我们为罗兴亚人，而直呼我们为‘卡拉’。”

安全受威胁逃离

大学毕业后，法依沙留在实兑教书。由于在职场上面对越来越多人对他不利，迫使他到仰光投靠当地的亲戚。在那里，亲戚不允许他外出，一直到六个月后，他终于通过某些管道获得身份证。然而，好景不长，他在利用身份证申请护照时，官员看见证件上父亲的名字，就立即把证件没收起来。

那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被跟踪。考虑可能连累所投靠的亲戚，无奈下，最终再通过管道获取证件逃到泰国曼谷，再经陆路跨过马泰边境，进入马来西亚。

早在法依沙逃到马来西亚前，他的一名哥哥和姐姐已在此定居近10十年。随着他哥哥被联合国难民署安置到加拿大，留下姐姐单身一人，法依沙便决定来马来西亚照顾姐姐。

“我家人建议我逃到马来西亚照顾姐姐，同时有个照应。另外，我会说英语，至少无须担心沟通上问题。”

决心要帮助难民

刚来到马来西亚时，法依沙为联合国难民署做翻译工作。不久，罗兴亚协会主动联络上他，并邀请他成为协会秘书，之后再接过前任主席的棒子至今。

法依沙深受父亲影响，他领导的罗兴亚协会非常注重同胞受教育的机会，并坚信这是脱离困境的唯一管道。

“只有通过教育，我们才有可能脱离贫穷，提高生存下去的机会。”

另一方面，他承认罗兴亚协会不是政治组织，力量有限，因此为了寻求更多支持，经常只能借助媒体力量，尽量把信息传达出去。

例如，他也经常协助非政府组织，参与制作罗兴亚难民纪录片，描绘难民逃亡之路，包括漂流在泰国海域上的生活等，并从中揭示严重的人口贩卖问题。

希望将来可回国

访谈的最后，我不免俗地问起法依沙对未来的盼望。他直言，对难民来说，想象未来是奢侈的，更多时候，他连想都不敢。

“你知道的，难民的生活……充满了变数。”

他指出，目前在马来西亚，难民的命运取决于联合国难民署，如果成功被安置到第三国家，生活也许有些保障。当然，最好的安排依然是重获缅甸公民权，回到家乡生活。

对于缅甸刚成立的新政府，法依沙也抱有怀疑之心。他说，现在断言新政府的表现为之过早，因为大部分权力仍在军方手中，现有的政府官员大部分都来自军方，握有实权。他们得以质疑政府的决定，甚至褫夺人们的公民权。

“虽然昂山舒吉赢了大选，但她没有太多实权……当然，我迫切希望可以回家，但前提是，缅甸政府必须认可我们的公民地位。”

“否则，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我们回家将和非法劳工无异。不但无法找到工作，还必须苟且偷生。”

不停为人权奔走

2015年缅甸议会选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舒吉领导的在野党——全国民主联盟获得大胜，成功执政，世人盛赞缅甸终于迎来民主春天。

然而，昂山舒吉对缅甸国内130万名罗兴亚人面对的压迫保持沉默，引起不少争议与质疑。

昂山舒吉多年来为人权奋斗，不惜牺牲个人自由。事实上，法依沙及马来西亚罗兴亚协会成员也为人权奔走，而他们在更恶劣的环境下，依然不愿放弃斗争。

作为马来西亚公民的我们，在一个相对和平和经济繁荣的国家，又有什么理由对现今社会问题继续置身事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