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2013年505大选以后，公民社会改革热情消退，虽然净选盟4.0集会一度重燃公民热情，但似乎已渐被浇熄。国家局势笼罩在26亿丑闻中停滞不前，在野党陷入混局，加剧了公民社会的失望。
长期关注政经文教与社会发展的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认为，一时的失望很正常，公民社会无须刻意去掩饰自身的失落。
他说，公民社会运动本是长远抗战，虽有低沉时刻，但也不能沉沦太久，更不能放弃理想。
无论如何，他认为，在野党的缺席反而能促使公民社会自立自主，无需一直依靠政党动员，其中净选盟4.0集会就是最好的例子。
低沉有时理想还在
陈亚才上周三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表示，一些人或会觉得公民社会在推动改革上好像节节败退，大家花了很多力气，到今天却好像没有结果。
但他说，社会运动本是如此，在经年累月不断的抗战与推动下，肯定会有某种累积的作用，最后何时会验收，大家都不晓得。
“这也是为何公民社会最终不能放弃理想，因为理想本身就是一股动力。”
“我自己相信这一点，在与众多朋友讨论时，不管是上街或组织工作上，我们的确有这样的体会。”
陈亚才说，他从来都没对公民社会感到失望，他更观察到，当前的公民社会圈内还是有很多人在积极推动。
“总的来说，追求民主化及社会公平的理想并没消失。公民社会可能会遇到短期的挫折，但实际上，有众多的人并没放弃。”
在野党遂让人失望
对于在野党目前的乱局，陈亚才认为，公民组织的心理肯定受到一定冲击。不过他说，这样的混局反让公民组织更自动自发。
他说，过去公民社会总希望结合在野党的力量来改变腐败的政治，但一段时间后，大家似乎也对在野党的力量失望。
“用一句老话来说，‘结合一切可以结合的力量’，即把有共同理念的人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一句话今天还是管用。”
“但公民社会开始觉得（在野党的）治理能力好像没有那么强，或对民主的追求不是那么认真或执着。”
他说，虽然对所期待的力量有一定失望，但公民社会本身还是须要扮演他们的角色，而实际上，他们的角色变得更重。
“公民组织必须对公共议题表达更高度的关注，并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动员、发表声明、举办教育论坛或座谈等。”
更多个人响应集会
陈亚才接着以净选盟集会为例。他说，一般上政党的力量比较凝聚，动员起来也比较容易，例如伊党的动员力就非常强，对集会现场的维持也非常好。
“从净选盟1.0及净选盟2.0集会，我们已看到政党的动员力比较直接且快速。”
不过他说，到了净选盟4.0集会，在伊党缺席、其他政党的动员相对没那么强的情况下，反而让人看到个别人士的响应更高。
“伊党没参与净选盟4.0，我们发现在集会现场维持秩序、组织、部署及协调的人，不是原来的那些身影，反而是一些我们认为经验不足，但却是一面学习一面上来的人。”
陈亚才说，虽然很多人对净选盟4.0集会有些失望，但他认为那场集会传达很多正面讯息，包括人才的培训。
“培训不是正统的，但在危机时刻，这些人总算是能站出来、能组织动员、安排现场流程等。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半路出家’的人。”
陈亚才认为，净选盟集会从来就没失败过，它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启蒙平台。
“净选盟4.0不是一夜之间形成，它是经过第一次的观望和怕怕、第二次拉朋友一起来、第三次觉得很坦然、第四次即使朋友不要去个人也执意要去。”
“它是一个过程，我认为净选盟4.0有意义，我不认为它是完全失败。”
505大选抱望太大
谈及公民社会热情消退，陈亚才分析，这是因为人们对505大选抱持高度期望，最后却带来相对的失望。
“而且这不只是单纯的失望，因为很多人花了很大的心力，不是站在那边等着榴莲掉下来，而是真正有去耕耘。”
“例如推动选民登记、呼吁海外选民回来投票等，公民社会做了很多实际工作，最后却因体制问题，没能促成改革。”
他说，308大选算是民间动员力量高度发挥的一次，对民主及人权等各方面的诉求也非常明确；到了505大选，民间动员更达到高峰。
“大家觉得国家的政党轮替或改朝换代，应该可以在505大选落实，只不过到最后却没落实。”
“有的人说功亏一篑、有些人说是制度上的偏颇……沉积一段时间后，大家突然提不起劲，总觉得离下届大选好像还很久。
选举集会挥发力不同
陈亚才认为，选举时期活动和平日集会所能挥发的力量稍有不同——选举作为国家制度一环，能有效检验民众诉求，但非选举期间的集会往往让人觉得无法发挥实际力量。
“选举当然是一个管道，因为比较容易表达、容易汇集人。”
“选举也让我们有一个检验机会，从选票上检验民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诉求，并可从选票分布状况来分析。”
不过他直言，非选举期间的集会情况就不同，人们往往在集会后会问接下来要如何做，因为他们感觉不到人群可以如何发挥力量。
体制健全才能保障
陈亚才强调，唯有在这期间不断推动制度改革，才能重振公民组织的希望。
他说，在505大选后，公民社会普遍上认为当前的选举制度有缺陷，即便他们采取非常积极的实际行动，因选举划分不公，在野党须获得60%支持，才有办法促成政党轮替。
“例如，为何近来大家特别关注国安会法案？就算（首相署部长）刘胜权承诺不会用国安会法对付政敌，但从过去经验来看，当年内安法用意也非对付政敌，最终却看到政治竞争对手是最大遭殃者。”
他指出，人民最终对个人的口头保证失去信心，反之寄望体制的保障，即一个更健全的体制。
“所以这是大家在政治民主化的抗争过程中所吸收到的经验。如何从个人保证转到制度保障，这才重要。”
陈亚才也说，公民社会最终意识到，在推动社会改革上，不能仅仅只是换一个人。
“换一个人固然可能改变，但若体制不改，即使你对新人有多大冀望，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对他深感失望。”
诚然，就如许多净选盟集会者的期盼，他们要求从根本改革体制，因为撤换首相纳吉并不能一劳永逸。
上篇回顾 ： 带华裔走入印度庙——跨族群推手陈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