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都会比较冷静的看问题，在我博客里面有些读者给我留言甚至透过电邮给我说真心话，包括对华教的期望，对潘博士的看法，因为没有经得她的同意，我不想把她的原话转载。但是当我看了这 黄先生一面倒的泪水篇 ，真让我悲愤莫名。
首先要感谢星洲日报的专访，但是我奇怪黄先生对星洲日报的专访不是看为一篇普通的专访却似乎这专访后对曾经对报业垄断的报社就有感激之意了。对我来说我们要感谢报章如《当今大马》这些拥有少量员工却能够坚持真实报导的专业操守。但是为什么我感谢星洲呢，因为他将潘的话讲出来了让大众评判与分析。可能星洲真有为他人做嫁衣的美意，但是我认为一家报馆对新纪元风波上必须中立持平的报导，星洲是否合格还言之尚早。
感谢星洲的报导让我看到一直躲在家里不出来表态的所谓新院长是如何的幼稚。我说他幼稚是有原因的。因为根据报导他认为自己一直保持中立因此最适合处理新院。并且还说风波是小事情。还说他给董总那封"威胁"的电邮是不想把事情闹大。
可能还有更多，我先处理以上我认为幼稚的行为。第一如果他认为回避可以处理好事情为什么干脆不在董总一直都不出来接见学生、家长、董教总元老与院方等断然拒绝受委为什么新院院长？试想董总领导的面子比站出来处理89民运与学运的中共中央领导（赵紫阳与李鹏）都还要大的？如果潘先生还是一个学者，面对这样的局面有中华民族的礼义廉耻吗？就算躲在家里也不可能不上网看看《当今大马》与其他媒体读者的来函及各方报导吧？还有作为应该有学养的人，怎么不能分辨出威胁与陈情呢之别呢？而且如果那样也算是威胁信，以后新院（如果真的当上了院长）的学生与家长的任何书信与电邮都得交给董总高层过目？我们是否可以质疑潘的行为是否适合当一院的负责人吗？要当负责人就应该承担责任做好一个认真、不偏私、公正与负责任的领导。
还有潘所谓给新院规划未来，说了好多新院可以做中国和我国的桥梁，但是绝口不提，华教面对的困境，他这样一个对华教可说是门外汉的人怎么了解华教的斗争历史？他怎么对得起那些对华教誓死捍卫的先人？自己都站不稳怎么给人家抬轿子呢？可能有人会认为我这是悲情主义，但是这是事实，新纪元学院可说是华社现今唯一的院校，能不能升格为大学那还是小事，但是如果不能保留华社传统的民主、尊严、平权教育与学术自主（面对国家主流教育政策的吞噬），以后读华教历史的后人可能会这样形容：独立前至今的华教前辈都是悲情主义者，他们不能面对现实，不能接纳国家主流文化因此是学术自由的绊脚石？
再者当潘逃避面对学生、教职员与家长（应该在新院做的正事）却到星洲总社发表令黄士春先生痛哭流涕的的高见，道出的规划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对8年甚至更长（柯博士在当院长前是新院的副院长）为新院贡献规划未来的柯院长团队有任何感激之语。一个趁人之危（许多华教元老已经力劝柯博士留守至少一年）不敢面对群众的所谓院长没有对华教坚垒的果实的守护者有滴水之恩的感怀却在毫无成绩之前高谈阔论这等人才能够带给华社怎么样的尊重？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如黄先生那样的兴奋到泪流满面，但是我却感觉自己的心在淌血，我一直评论新院的文章都不是闹着玩的，不会因为新院换了院长就会认为自己错了，或叶新田为首的董总领导是华社的明灯。因为不论在法在理及情上董总现任领导的一意孤行悖逆民意的做法都是反华教斗争路线的。用中国人的话，潘进来新院搅和图的是什么呀？我的笔友在《你怎么看潘》的提问里提出了5个不务正业，却让黄痛哭流涕，可见华社对华教的斗争路线必须好好的检讨与梳理。我想这比改换政权更为迫切！我们不能在改换政权或巩固了国阵的政权后才提出我们华教在国家人权、文化、与民主的建设的总路线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