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含泪读完星洲日报刊出对新任新纪元学院院长潘永忠教授的专访的。

我在报界呆过25年，接近我的人都会记得，我不可能是弱者，但我还是含着眼泪看完星洲日报对潘永忠教授的专访。

我毫不犹豫的说，我对星洲日报是有意见但无偏见的，但我必须承认星洲日报在2009年的第2天，确实给华社带来了一个近年来少有的大礼物，通过对新任院长潘永忠教授的独家采访，给新纪元学院半年来的所谓纷争，间接但却十分强烈的散发出一个既积极又正面的启示，再加上潘永忠教授高瞻远瞩的谈话内容，这项专访给新纪元带来了真正的希望。

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早就留意到星洲日报在报道和处理新院风波的高度新闻专业性，而这次对潘教授的专访，明显的，也在事前做了功课。

第一：它完全尊重了当潘教授受委为新纪元学院新院长时对媒体作过的谈话：在他上任之前，他不会接受媒体的任何采访。星洲日报显然耐心的等到了这一天，在潘教授聘任生效的第一天，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第二：它不仅在封面作了醒目的道读提示，而且还出动了四名记者联合采访，再以对开两大版刊出，还配以当天的社论，我个人认为，这种新闻规格，是对首相级以上人物的特殊礼遇，反映了作为一家大报的星洲日报对新纪元新院风波的真诚关注及对其解决的期望。

当然，如果不是潘教授铿锵有力的谈话内容，任何更高规格的新闻地位和更加突出的版面都不会有多大意义。我的热泪是冲着对潘教授对华教的的真诚理念、他的高度前瞻性、他的国际视野、他的家庭论理和孝道、他对新纪元学院指出的那条超越纷争的远景夺眶而出的。

我对新纪元事件有着这样的冲动，是因为我曾经是在去年七月初成立的“新纪元学院风波四人调解小组”的三人秘书处成员之一，并全情投入，希望能以这个小角色为当时开始燎原的新院风波尽点责任，并直接参与了多次分别和风波两造的代表面谈，直至八月杪开始起草“调解小组”最後报告前约两个星期，因为个人不认同该小组最後报告的立场和处理方式，而在“报告”公布以前致函退出秘书处。我当时没有公布我的辞职，一来因为自己的角色小到没有新闻价值；其次，我不想让外人看到我们的调解小组当时出现内部分歧，因此，在“调解小组”在九月初公布其“调解结果报告”後才向外公开。当然，这样的小新闻，也引不起报纸的刊登兴趣，这些本属个人生命过程中的小事，我原本只打算留到自己有机会写回忆录的时候写作纪念，但因为潘教授的感人谈话而在此粗略的带上一笔。

对一个长期默默从事法律翻译和出版的我来说，2008年是我多年来最具活力的一年。从四月间开始参与霹雳州157个华团组团到吉隆坡支援北京奥运在马来西亚的圣火传递活动开始，到五月间的四川大地震筹款运动，再到参与新纪元风波的调解，和接下来的一些文字活动，足足忙到年底。新纪元事件，让很多朋友反目，也让很多同道成仇；如果还有人要问起我在新纪元事件上站在那一边，我的答案仍然是：我一直都站在正义的一边，也就是说，如果风波的主角也站在正义的一边，我们就在一起，那是一种在正义面前的巧合。

回归星洲日报对潘教授的专访，我必须说，这是多年来马来西亚华文报出现的最有分量的报道之一。我也相信很多读者都会认同我的看法，那就是：在过去半年来，星洲日报在处理新纪元事件上的专业表现，给读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足以抵销“528报变事件”给该报带来的负面冲击；反观借报变事件苦拼而很多人也曾给予大力支持的某报，却一开始就在整个事件上带着“令人不安”的隐议程。作为一个曾在新闻界浸过25年的我，甚至可以新闻专业的角度证明，新院风波一发不可收拾，在很大程度上，这家报纸必须负起一定的责任。正因为太多当年大力支持过这家报纸反垄断的正义人士，对该报在处理此次新院风波新闻和评论方面明显欠缺的报业精神的不满甚至愤怒，马来西亚华文报坛可能会在新院风波平息之後，很自然的出现意想不到的报份版图新格局，如果不幸言中，那倒是新院风波的另一章。对我华社来说，对教育的执著，几乎是无可妥协的，如果要我们在报业垄断和破坏华教之间作一痛苦选择的话，我们情愿忍痛被垄断，也不能支持一个蓄意破坏华教特别是新纪元的媒体。

至于新任院长潘永忠教授，我认为他的的确确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华教儿子，我对他的上任充满信心和期待，而为他感到骄傲和几个晚上睡不着的，何止他的高龄母亲？我可以感觉到，整个华社都正在为他的上任亢奋不已。以一个出身独中、地地道道的华教之子去主持一所最具象征意义的新纪元学院，这不仅是华教之光，也是华教之幸。

有人说，华社终于找到了一个将级的新院长，我却按耐不住冲口而出的更正：“不是将级，是帅级！”潘教授，我们就看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