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华教在1980和1990年代配合大环境的转变而茁壮成长，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董总林晃昇领导的时代。进入新世纪，中国在国际政治与经济舞台的崛起以及国际环球化大潮之诸种可能性；在内，三零八大选以后的大马政治生态的重大的改变，从某个程度看，新世纪迄今的客观形势发展与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并不遑多让。然而，为什么近日会发生诸如新纪元事件之内部矛盾？笔者以为，当今华教领导与人事结构的复杂化，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关键。
组织与领导/人事结构复杂化问题
华教运动从1951年滥觞迄今59年，在组织和领导结构上体现了某些变化，并深深影响着华教运动的兴衰起落。这59年的领导与人事结构基本上可分为下列五种形态：
i．传统型（具家学渊源）文化人，以林连玉为代表
ii．兼具政党背景的传统型文化人，独立后部分加入马华公会，或与该党有一定渊源者，以沈慕羽为代表
iii．传统左倾人士，同情劳动阶层，部分是前社阵或劳工党人。
iv．1970年代以后以及1990年代加入华教运动的左翼人士或前马共成员。
v．小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层，部分有政党背景，或同情某些政党的中晚生代。
以上五种人事结构不必然按年代划分，但基本上可以看出各类型的时代情境。值得注意的是，第五种类型比较特殊，就目前情势看，人数比较少，但影响力在无声中逐渐扩大，他们爱惜羽毛，善于审时度势，伺机而动。这些人态度立场比较隐讳，有待密切观察。就目前华教面对的问题，第三和第四类的动静也值得注意。在某些方面，不排除新纪元事件涉及人事或所谓的派别与意气之争，然而，当风波继续延烧，内部长久以来的积弊与矛盾将逐渐浮出台面。时间是最好的判官，也是最好的证人与证物。
事件延烧近半载有余，已经不纯粹是茶杯里的风波，也不是叶新田和柯嘉逊两个人的问题了（挺K倒Y，或反之的一刀切论调，往往揭示论者的器械化思维和幼稚病）。但两造似未找到坚实且可以服人的议题，并擅加发挥，把它提升至任何一方皆不得不面对的诘难思辨层次。这就是大多数旁观者把它视为不值一哂的“内斗”（有人甚至把它讥为“老左内部大清洗”）而纷纷退避。当然，人人有权保留个人看法，但在这宗牵涉华教未来命运的特殊事件中，我更在乎的是，广大华社选择立场的方法，包括选择中立或弃权。我们不应忘记，即便中立，也是主权派（借黄进发语）“希望看到的结果”，这种没有立场或自诩没有色彩的虚无主义，是大马华人寻求变革的最大障碍。
就事件的延烧和扩大，民主派必须清楚知道为什么而战。笔者一再强调这是一宗“事件”，不是“风波”，恰是看到了它的“历史的关键性”。沿此思路，如何书写未来华教运动史，以及如何落实华教事业现代化等主题之大拷问便出来了。回到新纪元事件，它涉及当前华教运动是否准备转型，以及如何转型的问题，而这个议题并非凭空而来，它是现实社会与政治情境制约下产生的不可不正视的问题。笔者的观察是，它其实涉及华教运动因领导层更递而发生改弦易辙的方针质变问题，同时也牵涉到是否延续林连玉精神这个根本性问题之上。不难预料，这样的叩问可以有非常圆滑乃至狡猾的答案，但关心华教者更想看到的是：现有的主观条件是否朝向上述目标前进。事实是，现有领导层明显已乖离前行代领导的既定方针与理念。
众所周知，以往的华教运动是以教总时代林连玉奠定的理念方针为基础。但在现阶段的华教领导层，我们看到的是类官僚架势（如教总）和落后左翼（如董总）结合的领导作风。尤其在董总，我们不难看到各背景之个人或组织在此非常时期介入华教队伍，暗渡陈仓，各取所需。诚然，政党的渗透是华教运动长久以来潜在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林连玉领导教总时已是公开的事实。到了林晃昇时代，华教运动开始注入左翼色彩，当然，这和领导人林晃昇本人的背景不无关系，以及1960中晚期至1980年代国内外政治环境有莫大的关系。但这些都不构成问题，因为在林晃昇领导下，他的运动方针明确，以大局为重，反观今天的华教领导层，虽仍然保留某种程度的左翼色彩，但作风明显已乖离华教一贯的运动方针与理念。
从新领导层接棒以来的表现衡量，至董总人事问题，到晚近新院事件的演变，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是华教精神的弥散和个人议程的张扬。这就让其他别有用心者有机可趁，进而破坏了在组织结构与人事布局上相对单纯的华教体系。现任领导身边有前劳党左翼人士，老友会成员和其他理念不太明确的人士。董总领导的败笔从他身边的文士和谋士的言论与动作看出。譬如公然对沈慕羽和张雅山两位元老的轻蔑。此次新院特大票决结果显示，老左翼们的介入相当显著，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霹雳与雪州某些凭空冒起的组织。他们尝试以过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抗争模式（所谓“敌我意识”）应对当下愈形复杂的客观现实，在行动上也延续过去小集团（名目纷繁的捍董会）的内斗模式，而集团化的结果最终导致领导层与外界的沟通失灵，这就违背了华教一贯的组织精神——多元异质的相互包容与制衡，其大前提是华教利益高于个人与集团议程。显然的，这乖离了1950年代林连玉领导华社反抗不利华教政策时，展现的斗争方法与原则。有关林连玉先生的领导范式，廖文辉先生有相当中肯的的评述：
他洞悉各社团及个别人物的特征，性格及作风，每当危机发生，他又游走数者之间，恰如其分利用各造的利害关系，折冲樽俎，奔波协调，避重就轻，化解无数危机。（2006：183）
面对当下华教困局，林连玉的领导范式就格外值得珍惜。华教运动向来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因此华教运动并不抗拒容纳各种思想背景的人士，关键是把个人政治理念搁一边，接纳以林连玉精神为基底的华教运动斗争。
何谓林连玉精神？麦翔先生在〈林连玉与马华文化〉中尝作如下说明：林连玉精神就是多元文化在马来（西）亚实践的总结，就是中华文化与马来亚多元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并进一步概括林连玉精神如下：
（一）反对单元压迫的价值观，是他第一个特点，也是马华文化的核心；
（二）各民族和谐共存，交流达到未来民族疆界泯灭的大同社会，是林连玉精神的基石；
（三）结合士农工商力量，通过合法的途径，合理的要求，坚决的态度，争取多远的前途。
人事问题，林连玉时代即已存在。然而，可贵的是，他成功凝聚华人各山头力量，为争取民族权益而接受他的领导。作为族群精神符号，林连玉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以林连玉为核心所缔造的华教传统必须获得尊重，华教领导不论背景有必要接纳这个事实，并全力加以贯彻。华教领导的合理性基础即源于此。组织与人事结构复杂化问题为当前华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警讯，就是林连玉精神的存续问题。今后的华教运动究竟要不要以林连玉精神为终极的精神指导？或个别人士或集团认为有其他意识形态可以超越／取代一贯以来以林连玉精神为基底的华教精神指引？这是值得关心华教者深思的问题。
未来华教发展方向的问题
个人以为，未来华教发展方向总不脱两个选项：一，掌握办校主权，建立具有主体特色的华文大专；二， 出让主权，被动地以国家高教政策为依归。
若遵循第一个选项，我们有独中经验可以参考（除了教学媒介语的灵活运用，也包含课程设置的国际化，师资的灵活安排），另外再寻求大胆策划，如鉴定并集中发展强项。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共识和决心去开创一所在本区域乃至国际上具有特色的——所谓立基（niche）华文大专。
就第二项，目前已经出现不少论述，“课程认证”和“与国内公私立大专衔接”的论调是最典型的例子。最终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关键仍系于华教领导，以及站在前沿的教育执行者。前者将稍后讨论，这里要谈的是站在前线的教育执行者的素质以及对华教斗争的认同问题。诚如杜乾焕和李万千先生所言，具备学术资格的新院长人选并不难找，但要找一位认识华教斗争历程，以及对民主人权斗争有实际贡献的人并不容易。接下来无论谁接任院长和副院长两个高职，华社必须密切关注的是：新执行人员如何实践办学之独立性，包括不受政党的渗透与干预？
从宏观的角度看，这次因新院事件引发的种种争端可视为长久以来华教内部弊端的总检验。过去它一般上发生在独中，涉及双方是董事部和校长之间的争持，但当前的华教问题却在高教场域引爆，可见客观环境改变了，华教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此时不改革，“华教”终将沦为空洞的名词。
编按：本文首次发表于12月21日（星期日）假新山统一酒店“新纪元学院会否变质”论坛，现已为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