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打赌，不论蔡锐明、蔡细历还是廖中莱可能都不会记得1998年10月9日那天，一名以猪粪施肥的柚子园工人李桂桃“突然”病逝这件事。我甚至敢说，全马现在不会超过百人还会知道因为李桂桃之死，半岛自此掀开“脑炎惊栗”的序幕。

但是，“脑炎惊栗”的故事是那样要紧。之所以要紧，并不是此事死了一百多人，而是卫生部当年的应对之道，显露了典型的官场积习，让我们领教和体会了官僚这三大的作业文化:

脑炎事件曝露官场陋习

一、处变不惊：到了98年11月，已有5人因此离开人间，受害病例不断剧增。98年底共有11宗类同的死亡投报。99年情况开始恶化，死亡迅速跳动。这是该年1月至5月之间每个月份累积的死者统计：19、27、79、120、121。但是，官府毕竟若无其事。

二、指鹿为马：《马新华人资讯汇报月刊》2000年4月和5月专号收集的剪报揭露，直到死者逼临50人之后的1999年3月18日，尽管美国阿特兰大的病毒疾病及佝偻病主任Brian Mahy经已证明“新病毒与亨德拉有关”，蔡锐明主政的部门说辞仍旧确定肆虐病毒是所谓的“日本脑炎”。

三、拨正反乱：尽管砂拉越大学以研究Immunology of Dengue Haemorrhagic Fever毕业自牛津大学博士班的珍卡杜莎教授（Jane Cardosa），早在98年11日建议“调查除了日本脑炎之外的另一种病毒”，国家机制不但没有及时回应，教授一度还遭到“有关方面”的申斥（reprimanding）。

立百死亡人数破百大关

因为这三种不知所云的行政配套，到了1998年4月25日，死者突破100人大关，病例总数共计257宗。后来记录在案的名字确有一匹布那么长：

K.卡鲁曼、包宜袭、包章来、蔡明发、陈巴哈都尔打巴、陈桂风、陈丽风、陈仁庆、陈蓉花、陈绍发、陈诗月、陈颍棋、陈勇德、陈友明、陈贞秀、戴祖政、傅雄枰、傅子海、古布沙米、古纲西卡兰、胡国兴、黄春华、黄道富、黄道华、黄亚妹、金巴哈杜达巴、卡央、蓝方洋、蓝汉洋、蓝俊洋、黎保伶、黎保耀、黎美、李桂桃、李建爵、李锦芳、李俊豪、林固根、林来源、林群发、林云达、林振福、林之建、刘金生、卢兴福、罗金华、罗秋明、马忠平、纳加、潘荣粲、彭高祥、彭亚友、茹恩沙罗敏、苏宝发、苏金仁、苏密亚蒂、苏楹善、王官威、王顺满、吴德福、吴桂凤、吴巧云、吴全福、吴天明、吴亚健、萧保兴、萧来福、颜登兴、颜世亮、颜学贤、杨朝钦、杨德振、叶亚狗、叶云华、叶云胜、叶振忠、伊维祥、余安生、余光健、余辉荣、余清森、余养珠、曾信德、张凤英、张官麟、张维珠、郑德成、郑德明、郑家豪、郑家利、郑瑞皇、郑永旺、祝虾、Subramaniam A/L Raja、Tanggama A/L Pdoraisamy以及许多资料不详的受难者。

否认症候群始终没有痊愈

2001年6月17日我曾在杨凯斌主编的《时代报》所写的〈立百悲恸〉曾经记下这份冗长而沉重的名单，说起介于98年10月9日至99年5月17日这里一度发生连续超过100多次的关键侦断错误：那不是日本脑炎，而是立百病毒。

但是，我们是否从中学习如何管理卫生部？近月泛滥成灾的基孔肯雅症（Chikungunya fever），8月16日《中国报》C4版选刊昔加末卫生局局长查哈拉医生再次澄清，昔县目前没人患上基孔肯雅症。

卫生部对毒奶事件反应缓慢

局长如此揭示，“近期内，昔县不少人因为发高烧，全身骨痛难忍，呕吐，发红疹而感到担忧，那只是一种流行性感冒，非基孔肯雅症”。但是，查哈拉如何知道“那只是一种流行性感冒”？

如今当国外检验三聚氰胺后纷纷已把一个个国际品牌下架，为何马来西亚始终慢条斯理处变不惊？迟至10月6日才见卫生部长巡视国家化验室，了解为何检查进度十分缓慢。

差不多先生至今依然没死

李桂桃突然病逝十周年了。差不多先生还没有，反正“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

没错，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圆通大师。可惜，用错了地方。医药治疗不是闭关修禅，医生难得糊涂，人命糊涂就误入歧途了。

李桂桃在天之灵若是有知，想必同意此说；可惜不管蔡锐明、蔡细历还是廖中莱可能都不会记得1998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