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昨日〈 新院风波的制度反思（一）权力张狂，大学理念缺席？ 〉的续篇

新纪元学院此次纷争不但触及内部权责架构，也提出了新院的国家认证问题。从华教运动的使命和新院所处的市场压力来看，董事们不仅要确保院长（不管是否由柯氏担任）“能在学术标准与财源冲突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学术尊严”（Derek Bok语），还要支持院长不会因为国家政策的压力，而放弃民办学府的特色。

盲目顺从董事、捐款者和当政者的校长，不可能是一个好校长；能在各方压力下坚持教学和研究尊严的校长，才有可能推动学术发展，值得这个社会尊敬。

盲目用国家标准来自我检验

讽刺的是，此次风波中，却有华教人士以“新院课程没有获得国家认证”当作检验新院院长是否称职的标准。按照同样标准，华教自己辛苦建立的独中文凭，大概就像黄明志在〈Negarakuku〉的创作中所唱：“都要丢到longkang去了”。所有独中校长大概都不要续聘好了，因为独中文凭不受国家承认？

对于新院办得好不好，要如何办得好，热爱华教的衮衮诸公，难道没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而必须完全依赖政府的指南？虽然说MQA对于国内高等学府的某些要求，确有一定的专业水平（比如对研究经费的投注、博士级资格比例等方面的要求），但也有一些是MQA不重视甚或会干预，而却又值得新院去努力经营、保留且极富学术价值的东西，比如以培养人文和公民意识为定位的通识课程、批判导向的课程内容、授课语言的自主权、学术人员的跨学科背景等。

MQA对学术研究要求属合理

当然，偶尔MQA和自我标准也有一致的时候，例如这次风波里，有权势者公开指责新院花钱出版学术刊物，是在浪费华教资源。华教资源分配是否妥当或浪费，固然需要健全机制监督，但相关指责似乎没有掌握大专学府发展学术的条件和实际需要。

跟其它国内外大学的研究资源相比，甚或以国家高教评估机关MQA的标准来审视，新院投入在学术出版或研究方面的资源实在贫瘠得可怜。以缩减支出当作学术管理的标准，显示提出相关批评的人士对学术管理的认知相当片面与单薄。

以“技术”方案躲避不正义课题

有人说，这些都是申请程序的技术性问题，可以技术性解决。但对于如何技术性解决？何种项目值得新院去技术性解决？谁为技术性解决付出代价？等问题，华教上下似乎一直都在逃避，以至于发生矛盾时，大家都把责任推给对立那一方。有关申请认证的问题，本文认为技术难题可以内部商讨议策，但必须同时经营公共论述，并以继续捍卫民办学府的自主权、独立性和特色为主，而不是以MQA为唯一标准。

华教邀请国家清理门户？

为了打击对立的一方，而不惜祭出国家法令，岂不等于自动邀请国家来清理华教门户？这些自诩热爱华教的前辈们，怎么会亲手葬送华教多年来努力捍卫的自主权及免于国家干预的独立性？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当然，从这次风波看来，陷入政府标准和MQA泥沼的，何止反对续聘柯氏的阵营。“保柯”阵营的某些人士，为了证明柯氏称职，也拼命抬出证据，向社会大众汇报新院过去几年如何努力接近国家标准，完全不提新院作为民办学府该有的目标、价值，可以如何区别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其它大专学府。

办学理念被双方口水淹没

这么一闹下来，最乐开怀的，除了其它私立大学（即新院的市场竞争对手），大概就是那些在冷气房里乘凉的高教部官僚了：原来他们设定的高教标准这么有威力，足以让华教的保柯和挺叶两派忙个不停，而忘了自己到底要办一所什么样的大学。这也是最让许多华教年轻学子摸不着头脑的事，因为实在看不出“保柯”与“挺叶”在办学理念上到底有何差别？

媒体上的各方口舌战，反倒让人看出，华教诸公的思维、价值面貌高度相似，彼此之间的差异仅在于谁掌权。这种只有赤裸权斗，而没有理念竞争的公开演出，对一个以多元开放为定位的民办学府来说，实在是一大讽刺。谨此敦促华教前辈们，让年轻一辈从你们身上学到理念、价值和学术，而不是赤裸的权力斗争。

结语

最后，新院如何升格？大学该如何办？这个严肃问题值得保柯与挺叶两派认真思考，应该是双方寻求共识的基础。本文提出，民办大学的制度、权责甚或国家认证，应该以办学理念为基础。缺乏理念基础的管理，对外无法立足，对内缺乏院务操作的指引，容易陷入权力争斗。

注：本文作者现任新纪元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