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昨日〈 新院泥巴战的反思（一） 新院院长遴选应体现校园民主 〉的续篇
今年年初，媒体系的一些毕业生因不满新纪元学院管理层以升办大学为由，仓促实施媒体系人事异动，而跟现任媒体系代主任和院方展开了对话。重提这件“旧”事是因为那次曝露了新院对于升办大学一事，长年缺乏愿景和计划的问题。
在对话过程中，刚毕业的校友反被追问该有那些大学蓝图，当时的新院管理层，就像此次论战中，对外提醒大众，讨论的方向应集中在大学规划，但自己却并未提出哪些意见。
我们后来处理升办大学的方式都变项成为被动应付国家学术鉴定局（Malaysia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的种种要求，而仓促解决各系不符合学术资格的教师，而没有妥善的事后配套。后来有关申请被退并限制两年内不得提出，我们都未听见院方对于成立大学后，要具体实施那些计划。
大学规划计划仍有待深论
后来，新院与董总之争掀起，也就眼睁睁看着一间承袭当年华社办大学愿望的学院，无力地陷入权力争夺之中。迄今为止，我只看到新院管理层近来几次发表的文告中，特别提到院长身负推行原来已在计划中的计划——城市校园的概念。
据观察，此一概念是这次论战中的建议之一，今年年初向院方询问有关大学蓝图时，院方从未提起此事，想不到数月的混战之中，这个未经深论的计划竟成了意外收获。不过，这总算跟办大学扯得上关系，虽然到目前为止还不知计划中的具体内容，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听到两造提到那些具体的办大学蓝图。
须认真反思MQA大学标准
在这场泥巴战中，由于只听见两造仅仅聚焦在相互争夺谁要离去谁可留的裁定权，而完全听不见新院目前那些政策值得肯定、那些计划需要批评检讨，包括如何在接下来两年以更好的姿态准备重新申办大学等等。我们至今仍未仔细检讨MQA到底给了那些拒绝升格为大学的理由，而其中那些专业意见是我们走过了十年的新院要试图达到的，那些又是刚好跟我们向来要走的路向相斥，以至于我们要重新思考定位。
面对MQA的这些规定，我们的态度和定位是什么？我们要创造双语或多语教学环境，还是仍然强调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文大学。而一向强调实践与学术并重的媒体系，当前碰到的问题在于:你要如何找到通晓中文又拥有传播相关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足够师资？媒体一方面是跨学科的领域，一方面大马实务界大部分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却未必拥有相关学位的。如此一来，我们要如何面对学术认证机构的这项规定？
将进步价值从理念转为实践
关于上述的讨论仍属于较技术层次，或许还算容易处理。更重要的问题是，也是当时媒体系毕业生所关怀的，我们打算提供什么样的学术环境给学生。我们一直宣称自己是有别于其它学院，并且没有商业味道的民办学院，但新院除了有不一样的创校历史和背景、备受国家机器压抑、多年推动下来的社区服务，和一直希望学生能够对华教历史饮水思源外，我们还有什么？
董教总和新院上下不乏长期参与社会运动的人，一直奋力向这个半威权体制的国家伸张正义、争取作为一个完整个人的基本人权。但是，我们在自我管理的时候，有没有从师资遴选和每个科系课程安排上，展现出对多元、批判、民主这些进步价值的认同和坚持。它不应该仅仅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实践的可能，即使在我们的教材上。
思考如何突破主流学术框限
就学术而言，我们有没有训练出跟一般以商业挂帅、技术当专业的主流学院不一样的学生。现有的各科系是否提供学生不一样学派的思想。单纯地罗列每个教师在那些海外留学，其实并不能证明什么。至于到底要如何讨论、判定和塑造这个多元批判的学术环境，还是有赖于新院上下职员和教师进一步深思的。
例如，经济学除了学习跟一般学院无异的主流经济思想：假设人是理性的，并时时懂得自我计算利益和不断追求极大化利润（profit-maximizing）外，有没有在学习全球化冲击下，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其实对于大部分人作为员工的长期基本福利会造成伤害而不自知。抑或，我们忽略了当下身处在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其在地市场运作和逻辑，实际上跟我们直接采用的西方课本知识大不相同。若直接移植西方全球经济时下最新的知识或会产生错置，以至于我们不自觉地热情拥抱最新的管理模式如责任制、临时工、企业瘦身。
媒体系批判定位摇摇欲坠
已成立7年的媒体系当下就面临这样的窘境。当年庄迪澎先生创立之时，他曾坦言，新院媒体系实非为了培养以新闻为志业的年轻学子，而是希望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的错误示范，能够让我们在历史上即正视了危机也找到了契机。不管学生未来还走不走在媒体路上，但愿它能够受到媒体识读的启发，能够从此对为国家机器所牢牢掌控的主流媒体，有多一点自主的诠释和批判的能力。
所以，媒体系教师向来主张参与社会实践，不管是以论述或是拍摄纪录片或是亲身参与社运。这一路走来，才让媒体系能够在社会试着走出不一样的路。如今，为了申办大学，目前遗留下来的教师有多少人还是认同这一条路和价值的，直让媒体系往后的定位摇摇欲坠。
新院遗憾的地方在于，这样的多元、批判、反身性思考的精神，并未在自我管理时一以贯之。作为一个已离开数年的毕业生，要作上述评断其实未免过于武断。但我欢迎批评，虚心受教，希望董新之战能够从这个层次去获得讨论，深化论述。对于新院长期自称的校园自治自主的目标和成效，我高度肯定却也是质疑的。
权益斗争为己也为后来者
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每每碰到权益受损时，往往不自知或有所退缩，那些是我们应负的责任和义务，都因为我们并未深刻的自我批判，而不自觉自己所在的位置其实对于自身、学院、未来的学生和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把那些持有异议的学生或教师视为麻烦制造者。
我们应当认识到：在这个紧要关头，不管是职员、老师或学生，这个位置实际上不仅仅是作为我们个人的，而是具有公共性的。你争取到了什么，后来的人就能享用什么。你没争取到什么，至少你能让后来的人知道应该争取什么。
弱势团体应警惕“主流”作风
我的忧心在于，董教总和新院在面对异议的时候，都并没有给社会大众一个民主开放的良好示范。倘若两个机构算是国家机器长年要对付的弱势团体，我想这个弱势团体其实跟主流、优势、强势团体的思想和态度没什么太大不同，这清楚地展现在弱势团体内部掌权者对更弱势者的态度，差别似乎仅是这两个“弱势团体”未掌握”硬权力”而已。
假若此篇论述，未能被当今掌握资源和权力的两造主事者聆听、正视和讨论，但愿新院二十几位管理层、教职员、现任学生和如今散落在各地仍然继续求学或已在工作的校友们能够听见，进而思考哪里才是我们要努力深耕、论述的方向。我们要试图建立一个愿景，并提出一个在章程或制度上能够长久保障校长、教师和学生权益，且能确立多元自主批判精神，才是长久之见。
注：本文作者为新纪元媒体系第三届毕业生，现就读台大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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