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是公共资源的主人。这些资源，有些是源自于马来西亚广大的土地，有些是人民通过税务交给政府，都是人民通过宪法和选票委托政府管理。因此，这些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最终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然而，现有的马来西亚执政党在分配和使用公共资源方面，有很多不干净、为己牟利、违反公共利益之处，但是只有少数人会真正重视政府是如何使用这些钱。

政府动用公共资源方面其中最令人争议的就是拯救或赔款给朋党公司。首相署副部长阿都拉曼在2006年12月提供的国会报告就可以让我们有些现象空间究竟有多少公共资源这样外流出去。该报告里面表示过去5年政府总共花费110亿2千2百万令吉拯救7项私营化计划，其中包括了耗费44亿8千6百万令吉的布特拉轻快铁，32亿5千6百万令吉的实达（STAR）轻快铁，以及28亿2百万令吉的马航。再加上其它不再这个报告里面的许多拯救朋党公司行动和已赔偿给大道公司的385亿令吉，多年来如此流出去的公共资源可能高达千亿令吉。其他国库通党库、用国家资源来稳固选票或者为自己享乐之用之事，以及贪污滥权事件更是不计其数。

乱动用资源，重要拨款受挤压

国阵政府胡乱动用公共资源，也对关系未来国力的领域和基本设备的政府拨款造成了挤压效应。虽然政府宣称国家经济正处于“美好时刻”，但是这些重要拨款却面对逐年下降或不足的窘境。在第九大马计划之下，许多关键部门的拨款都面临减少，其中关系未来人力竞争力的教育领域就从377亿令吉下降至330亿令吉，而为人诟病急需重整的交通的主管部门只有82亿令吉，少于第八大马计划的97亿令吉。在未来数年，政府更将推行关乎全民利益的医疗私营化计划。众多理由中，其中一个就是政府无法承担急速升高的医疗成本。如果没有上述的赔偿或资源滥用，这些关键领域将能获得更多或足够的拨款，以造福社会及提升国力，而无需人民承担更多的压力。然而，更多的费用目前已由人民自己来承担了。

虽然如此，许多人民却是很少关心和动怒。主流媒体一般上对这些事件保持沉默。社会虽然偶有怨言，却少有采取行动追究滥用公款的政治人物或展示不满。虽然掌权五十年中屡传不当使用公共资源，国阵政府，或至少其政客却从来不曾因为这些事件而下台。甭提查卡利亚，虽然他因牵涉许多贪污滥权之事而无法连任市议员，但最终仍保住最重要的州议员位子。滥用公共资源似乎已成为社会大众默许政客所做之事。

鲁斯丹沙尼刊登在东方日报的《对国耻毫无义愤》就这么写道：“但我认为，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是：既然察觉到我们这社会中贪污猖獗，而且据国会和大企业里的大人物的说法，贪污也在侵蚀我们的社会机体，何以我们对贪污这种事情仍然没有不齿获义愤的感受……我们既然对检查越轨性关系和行为如此关切，何以对贪污问题有如此容忍和松懈？难道说在我们的道德防卫秩序，性事可能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况且，这件事还关乎我们的钱包和利益。

养成掠取公共资源的畸形现象

政府滥用公共资源对社会还造成了一个极为畸形的现象，即人民不顾一切掠取剩余的公共资源。由于政府分配和使用公共资源已先满足自身、政党和朋党的利益，最后残余的公共资源不足于满足人民的需求。人民为了能获得应享得或自认应享的公共资源，就只能自己顾自己，而无法衡量社会各种需求地抢先占有这些公共资源，并以政府的行为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这种心态可以从补选选民和高等教育基金贷款者身上发现。

地方上的公共设备原应定期维修和提升，然而在政府腐败迟缓的行动下，往往呼唤十年都无人理睬。然而，补选中的选区里的各种要求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因此，许多人莫不希望自己的议员有任何不测使到选区问题能获得解决。没有人能入纳吉所反问的“使人逝世”，但国阵唯有补选才花钱的模式使人不得有此希望。同样的，基于不同理由（如认为自己长期受到二等公民等待或政府高官都贪污），高等教育基金贷款者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获得政府协助深造，因此许多人漠视家庭仍能承担教育费以及还有其他更需要贷款的人士的事实，都申请贷款并将其视为附加的生活花费，不少更是拒绝付还贷款或尽量拖延。备受扭曲的环境才会产生畸形的观念。

每个人都会说这是“阿公”的钱。如果人民只是着眼于自己能获得分配多少拨款，而没有去理会整体上它是如何被分配和使用，它将不会永远是“阿公”的钱。关于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的问题，人民不应该只是保持沉默，反而应积极关心和要求更大的透明度，并以行动抗议和惩罚滥用公款的政治人物和政府，才能确保公共资源为民所有，为民所享。否则，人民就得丢了数百亿令吉，才能拿回了三千六百万令吉的糖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