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雪州议会将以修改州宪法的途径，来进行补救措施，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先要正本清源找出症结，才能把握到修宪要怎么修、要朝哪一个方向修改的问题。

中央政府指古斯林委任合法

若从法制的狭窄层面解读雪州宪法，联邦公共服务局委任古斯林为雪州秘书一事，是合法和有效的。古斯林要在雪州大臣前作的宣誓，只是保密宣誓，不是到任就职宣誓。

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宣称，“雪州宪法并没有规定，公共服务局在委任州秘书之前，必须先征询苏丹的同意，也无需事先跟雪州政府磋商。”如果从蛮干的角度出发，西迪此言无疑也是合乎宪法规定，我们不得不接受。

事实上，再论政治伦理与礼仪规范，政府首席秘书也在形式上做了表面工作，把人选名单交给原任的雪州秘书蓝利玛目，即使“雪州宪法并没有规定”。然则，由于雪州政府在这个环节上经验不足，犯了严重政治错误，才让他人侥幸偷渡过关。

合法却何以产生宪政冲突？

至于为何这么多人不挑，偏偏挑了一个人品与能力都最烂的古斯林，摆明是向民联当局找碴，这就不属于宪政要处理的部份，而是政治割喉的问题了。

由于这项人事任命是合法且有效的，如今即连雪州政府也很难在司法层面上挑战，它只能消极地抵制，不让古斯林与闻机要，但此举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惟有寻求州议会修宪，以求防堵宪政上的漏洞。

可是，为何一项“合乎宪法”的任命程序，依然产生重大的宪政冲突呢？这就关系到宪法与宪政主义的关系了。

民选首长竟无三大幕僚委任权

立宪有两大功能，一为保障基本人权，二为规范政府行为，因此宪法条文绝不能天空行马、随心所欲地设计，宪法条文必须符合宪政运作的逻辑与规范，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应实际的权力运作，让各方权力能在平稳和谐中达到相互制衡的作用。也就是说，设计宪法不是靠想象力权宜迁就，想怎样设计就怎样设计，设计宪法跟设计马桶是两回事。

然而，1993年雪州修改宪法，把委任州秘书、州财政和州法律顾问三人的权力，从州政府手中取走，就是几个法匠、法妓们，用设计马桶的脑筋胡乱增删扭曲制造出来的无厘头宪法。民选政府首长最重要的三大幕僚，竟然可以由他人委任，而根据宪法，本人却是全无置喙之余地！

藉这次危机让宪法妥当成长

这样的宪法设计不会确保宪政运作顺畅，反而注定一定会撞车失事，若用比较规范的说词，就是这样的宪法无法适应政治变迁的需要。过去未出事不代表宪法有效，而是未形成国阵与民联的政治割喉局面，一旦权力竞争剧烈，这些宪法条文就完全无法适应实际的权力运作。一部缺乏适应性的宪法，就不是一部好宪法。

宪法学界强调，“宪法不能靠创造，而是靠成长”，靠设计马桶的脑袋去生硬地创造宪法，更加不可。然而，宪法出现矛盾与危机的时刻，通常也是宪法获得成长和加强适应力的最佳时机，此际雪州政府欲通过修宪来调节当前危机，正是允许宪法成长的妥当途径。

本次修宪关乎内阁制副署权

这次宪法危机的关键问题，是民选政府首长无法参与重要的人事任命，所以修宪要修的是：雪州大臣“拿回”人事权。在宪政理论上，就是关乎内阁制底下的副署权（countersign）。

按内阁制精义，在发布重大政令时，政府首长必须具有副署签名的权利，即使这些重大政令是以虚位的总统或立宪君主的名义颁布，都必须经过总理／内阁大臣的副署签名。副署的意义是同意、认可以及更重要的，承担政治责任。政府首长没有副署权，或者副署权被取消，都是动摇内阁制精神的重大变动。

在英、日的内阁制精神下，民选出身的首相必定享有副署权利。在法国第五共和宪法里，即使是采取总统——总理的双首长制，亦明文规定总统所签署的政令，除任命总理、举行公民投票、解散国会……等以外，均需总理副署，未经副署之文件不具法律效力。

副署意味政治责任由其负责

我们知道，依内阁制精神，虚位的总统或立宪君主不负具体的政治责任，总理／内阁大臣的副署意味着政治责任由其负责，倘若总理／内阁大臣拒绝副署，就表示他反对某项政令，或不愿肩负政治责任。

好了，如今要问的问题是：雪州政府三大幕僚的任命权，依据州宪，既可以不必州务大臣的副署，也无需事先跟雪州政府磋商，那么这项任命权的政治责任由谁负责？由州务大臣负责、由苏丹负责，由政府首席秘书负责，还是由联邦公共服务局负责？

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原本规定：“总统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之副署。”1997年修宪后，行政院长副署权被取消，此后宪法学界就认为台湾的宪政体制已从内阁制，逐渐向双首长制倾斜，可见副署权存在与否，涉及政体变更，滋事体大。

所以同样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一州大臣连任命政府幕僚的副署权都可以失去，那么现时我们雪州的政体究竟是内阁制，还是苏丹制，或是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西迪制，乃至联邦公共服务局制？

雪州这次修宪能 匡正弊制

副署权这项设计，不是现代宪法所独有，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已存在。据史学名宿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指出，唐代皇帝的勅诏，如未经宰相副署而直接发出，不受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

钱穆另外还举了一个例子。宋太祖为开国皇帝，在建德二年恰逢三个宰相相继去职，他想委派一位新人为相，却找不到宰相副署，勅旨无法生效，最后找来开封府尹（相当于首都市长）副署盖印，才解决这个尴尬。

由此可见，即使是传统中国政制，君权与相权早有严格区分，不是一人独断，它可以通过宰相的副署来调和君权的滥用，中国传统政治不完全是电视连续剧呈现出来的专制和独裁。

现代马来西亚的宪政，如果连这一部分的权责也无法厘清，任由错乱的宪制设计，为社会衍生诸多权力冲突，不只显得我国宪法体例的落后和缺乏适应性，也不利于宪法的成长和发育。就此而言，雪州这一番修宪的动议，不啻是拨乱反正、匡正弊制的正确举措，但愿顺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