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闹得沸扬的支持信，最能衡量我国公共事务政治化的程度，已到非向朝野议员请托不可，其中可能事关服务选民的选票问题，也可以沦为某些不良议员上下其索，求贿渔利的门径。

涉及公众的事务，有些是政府事务，有些是民间社会的事务。小至社区邻里的垃圾及儿童游乐场所，大至民众的宗教信仰、政党及公众投资公司或社团的营运，到国家政策（如地方政府的民选）与政府的采购，都算作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其相关的事务。

原本只须按公共原则办事的公共事务，小至邻里鸡皮蒜毛的沟渠堵塞，都要请议员写信解决，变成我国公共领域凡事政治化的潜规则。

公共领域的范围

公共领域的事务，不论大小，公众都有知情与参与的权利，也应该都有依法办事或一站式服务的解决门径。在民主国家，涉及人民最大利益的国家安全与民生利益的大政方针，必要的时候，政府还必须另设独立机构来进行单项的民主投票表决，以作为政府立案与政策的依据。

最近一年来，由前马航首席执行官依德里斯出任首相署不管部长推动的国阵政府政策实验室，大有搜集公众民意的用意，但也只是对50多年执政霸权亡羊补牢的心虚做法。

就这些年的情况来看，我国大小公共机构，从社会团体到政党和地方与中央政府，在很多涉及公众利益与安全问题的事务中，向来都以社会或族群敏感，或诉诸法律诉讼为借口，威迫与禁止公众知情、免谈和参与的权利。于是，诸多公共利益的事务，沦为社会团体与党政和政府相互营私，上下其手的黑暗勾当。

公共领域的事务，举其荦荦大者，有涉及宗教信仰的如放火焚烧教堂、踩牛头示威、改信与退出回教和跨宗教理事会与回教理事会的关系、学校不准成立回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学会，等等。特别是“阿拉”一词争议沉而复起，副揆一句法庭公审，群众免议，就想打发平息这类宗教信仰的公共问题。

涉及民族关系如巫回会谈成了马来人团结课题、土著购买房子豪宅优惠问题、政府奬学金与本地大学热门科系入学名额的分配，而土著特权与新经济政策的存废则是问题关键。

那些关系国家经济与纳税人利益的课题就更多了。巴生港口土地弊案、国防军购潜艇佣金与军机引擎失窃案、官营公司的巨额亏损以及政府部门各种过度浪费和违法回扣采购，等等。

最严重的，当是关系司法与执法公正性原则与责任问题的私了和大事化小的做法。社会治安包括校园安全与本南族妇女被强奸案的束手无策、检控后判决无罪（漂白）的贪腐大案、警方执法无故开槍打死少年、强压缉拿集会者及扣留犯命案，特别是赵明福命案奇峰迭起，等等。

至于涉及朝野政党最大利益的地方议会选举、公务员财产申报的阳光法案、资讯自由法案，乃至朝野议员都喜欢法外人情的支持信之存废，皆是公共领域下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课题，都在政治化的借口之下成了秘而不宣，或议而不行的典型案例。

作为社会公共团体的华团方面，这类被政治化和泛政治化的问题也不少。董教总近年来在政治力干预下“去华教化”的表现，下文还会深入分析。商联会与商联控股的土地和股权纠纷则涉及公众投资利益。蔡添强因雪州州务大臣请假可能去职的新闻报导，建议民联政府杯葛或冷待星洲日报，则涉及新闻与公共言论，也是民联政治权力傲慢的表现。

政治化及其结果

这些公共领域的问题有些是基于自私的经济利益考量，更多的则是政治利益的倾轧与纠葛。涉及公众庞大利益（巨额的公共捐款及纳税人的钱），甚至身家性命（如过去死了百多条人命的立百病毒事件和最近吉打瀑布鼠尿菌命案）的问题，经常在执政当局和执法当局与相关党政人员或社团领导人刻意掩盖事实的情况下，最终都以人民的牺牲为代价。

为便讨论，我想以三个例子，说明国内公共领域政治化及其危害。

首先是，作为维护国家公权力最主要力量的警察人员，以及政府部门公务人员在处理日常事务时的办事行政程序的滥权行为，好像到了没有公共行政法规的程度。

我想指出的是，二战时德国警方和公务人员在纳粹党治理下失去公务中立原则，甚至过度执行希特勒政府下达的行政命令，替纳粹执政党执行残杀犹太人计划，使众多军警人员沦为德国败战后军法审讯的共犯。

公务人员的政治化会丧失行政中立，国阵政府治下部分公务员表现的小拿破仑主义，臆造违法的行政指示和程序，使“人民优先”沦为最终的受害者。

第二个案例，则是足以动摇民联政府选举基盘的地方议会是否民选，以及近日的支持信问题。2008年3月8日以来，民联执政的州政府面对大选竞选宣言承诺恢复地方议会民选的政治压力，但县市议会议席名额的分配方式还是各党坐地分赃，照搬国阵政府的做法。

至于支持信，说白了就是关说，就是议员假借执政的权位之便，为请托者写信打通政府部门的关节。小至申请学校，大至竞标政府工程，足以让议员与请托者达致某种利益协议，而议员的利基，正是基于贩售对收信者或政府部门具有的政治影响力。

支持信跟选区拨款直接汇入助理私人户口方便办事的做法一样，民联以这些做法都是国阵政府时代的延续为借口，旧恶不改，使民联公正透明的政改诉求，成为欺骗选民的政治谎言。民联无意废除支持信，其执政的极端，可能迟早会引发像国阵马华两位前交通部长为巴生港自由贸易区相关公司写信推荐担保一样，最终将以人民纳税和政府赔钱为代价。

华教公共领域的沦陷

原本价值中立，并且具有深厚社会资本与民间独立性的社会团体，在某种政治力量的支配下，自我典当其社会功能，则是公共领域被政治化的一种极端形态。

当一个拥有社会传统的资源和动员力量的民间公共团体被政治力量中和弱化，甚至控制和收编，沦为没有反抗能力的一般团体，也是公共领域政治化的典型。

黄家定时代的马华和他操弄（manipulate，所谓的游轮会议）的不少全国性华团就沦为这种角色，舆论时评常说是华团去政治化（depoliticize），我却认为这正是公共领域被政治化或泛政治化的范例。

当前华教最高领导机构董教总有意无意的转变华教的社会功能与角色职能，事关华社最大资产也是最重负担的华文教育及其领导机构的政策透明度的公共责任问题，则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三个案例。

从2008年6月爆发新纪元学院事件以来，现任的董总两三位领导人处理华教内外事务的手段与方法，使华教变成“负功能”（dysfunction）的组织，甚至进而斫丧与自我放弃华教运动最大的社会责任，即逐渐放弃与官方非正义政策抗颉的社会教育与压力团体的传统角色。

社会学对一个社会团体失去原有功能角色的表现称为负功能，进而违背原来的功能角色。这两年之间，华教内外发生的最重大的三起事件，可以充分说明董教总华教功能的式微。

首先是董教总拒绝参加众多民间团体自发性发起反对英语教数理的大游行，反而浪费不少资源出书为不参加的理由辩护。对于真正关系国家教育重大改革的小学UPSR及初中评估考试PMR之存废问题，董教总至今却提不出合乎教育原理原则的看法。

其次是在2008年新纪元学院事件中，领导人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下，指控新院有930多万元定期存款不知道放在那里，280多万银行存款的利息不知去了那里，将新院前院长柯嘉逊的人事续聘案全面封杀。而董总领导人委托毕马威审查的财务报告，经过了22个月的调查，至今还没有对华社公布1200多万元的公款到底去了那里，更没有正式控告任何相关人士。

这起事件中的导火线，则是前院方管理层反对董事部执意要发展缺乏教育与社会资源的雪邦校园计划，其中涉及最高领导的叶新田是否收受所谓献地者丰隆集团下属公司的好处，在时评人林风指称董教总领导人可能将新纪元学院私有化的舆论压力下，迫使叶新田公布他在旧巴生路购置豪宅的资金来源。

同样的，在这起事件过程中，在董教总领导人授意下，现任董总庶务主任万家安及舆论打手谢清发史无前例的编辑出版了至少五册新院事件评论文章（远比反对宏愿学校计划的出版还多），专门攻击抹黑前院长及其管理团队，最终再结集出版董教总何尝变质的专书为新院事件留下《大义觉迷录》式的档案，以回应柯博士的指控。

无论董教总领导人如何为自己涂脂抹粉， 以1200多万不知去那里来指控柯博士的假错冤案，就像官方错误指控林连玉违反联邦教育法律被递夺教师证和公民权那样，必须获得公开平反。董教总必须为至今提不出证据的莫须有指控公开道歉，相关人员必须下台负责，以挽救董教总日薄西山的公信力。

反之，如果董教总可以证明1200多万元不见了，就应该正式报案，将涉案的人士控上法庭，让不亚于巴生港土地弊案的华教巨款遗失贪渎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以召公信。

再来，最近校友联总主办的华教常识比赛出现一道有关新院事件的争议性题目。到目前为止，出题的董总当局完全没有为失当题目公开道歉，还再三发出文告，极力撇清与校友联总联办或协办常识比赛和费用问题。不管两位华教单位最高领导人如何私下友好，就董总连串的文告声明中，其实让华社看清一件事，即董总刻意模糊和转移争议的焦点，完全暴露出领导人处理华教课题的深层心理状态。

面对攸关下一代优质教育的华教历史与常识的知识学习，董总表现的却是一概反智与否认，更严重的是对其承办华教社会教育角色的全面抗拒，完全不承认与校友联协办或联办所谓华教常识比赛的事实，而区区不足一万元的经费分担，则是董总拒绝承担华教公共责任的荒谬写照。

现任几位董教总领导人在近年内领导华教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负功能与反教育的反常动作，华社应当高度关注。像马华被批为去政治化沦为福利团体一样，董教总的去华教化与反教育的作为，则是在面对国阵政府的政治压力下的自我变脸（face off），与处理内部事务的非理性的独断表现，印证了华教这块公共领域的标杆也将像国阵中的马华一样，在政治消磨中自废武功。

与此对照，最近官方宣称可以让具有大学资格的教师拥有参政权，反对党一边又大力投诉民联议员不准进入校园参加校内活动的种种，恰好说明了教育这块最中立化的神圣领域，最终也可能沦为朝野政党政治角逐的场所，意图辣手摧残我国最神圣也是最后的一块公共领域处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