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 Sad road to see Seetha's suicide ，作者Helen Ang ，姚文杰翻译。

我撰写以下篇文章时，西达仍未辞世。我会为她祈祷，但愿她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西达尝试自杀之后，病情危急，她的痛苦，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比起西达，我的痛苦算不了什么。听到西达或许会离开人间，我只能同情她。像她这般灌了除草剂，肝脏、肺部、心脏或肾脏，都在几天内衰竭致死的。

2006年，另一个印裔妇女桑吉达（M Sanggita）带着四个孩子到靠近芙蓉双溪芽笃（Sungei Gadut），等着开往新加坡的火车。这家人并不是去度假，而是要寻死。让火车碾过自己的身躯，也比活着来得更好，阁下能想像这种心理状态吗？年仅30岁的桑吉达和两个孩子，就在七月的某一天躺在火车轨道上，被火车碾死了。

桑吉达在遗书上写道，“活着根本无甚意义。我同情我的孩子，他们在这里没有前途。让我们和上帝在一起吧”。她抱怨她无法找到慰藉。

遗书以这句结尾：“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化作天使，回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西达也跟桑吉达同样住在森美兰，也许天使有守护着她的四个孩子吧。他们喝过了母亲给的除草剂，现在却得以逃过死劫。谢天谢地，我们满怀信心，他们会度过难关的。

有些人呼吁检控单位起诉西达企图谋杀。根据报道，西达答应她的孩子，他们很快就可见到被警方击毙的小舅。我不认为西达是要残忍杀害自己的孩子。警方对待她弟弟的态度，肯定不是她对待孩子的态度。

毫无疑问地，当她被逼到死角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我并不能自作主张揣测一番。但是批评她的人们，也不能凭空想像她在短暂生命旅程中所必须承受的一切。从公众所知道的故事碎片来看，我们顶多只能推测而已。

封闭的淡米尔社会

西达的丈夫玛尼马兰（Manimaran）表示，西达曾跟他说过要见她的弟弟，要和他在一起。西达的父亲南峇迪在警局录口供时表示：“西达太疼爱弟弟苏纳登了，她常常拿着弟弟的遗照哭泣。”（Seetha terlalu sayang kepada Surendran. Dia selalu nangis di hadapan gambar Surendran yang meninggal.）

一个女人，受尽苦痛，难以安抚，就是他们所描绘的情景。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失去挚爱的原因，不外乎是他们年纪大了，抑或自然死亡。西达出身淡米尔社会底层，对他们而言，死神召唤自己兄弟姐妹的时候，可以是在枪林弹雨中，或者在扣留室里。印裔社会长期被剥夺社会经济机会，因此落得如此残局。

西达的悲痛，还有一个人陷入贫穷泥淖中，生活长期愁云惨淡的情况，都不是脱离现实的安逸评论人所能开始理解的。她父亲是保安人员，丈夫是货车司机，都是从事低阶低薪的工作。

西达是个家庭主妇，她的母亲也一样。一个女性的身份，把家庭主妇困在仍然父权至上的淡米尔社会。我们的“适者生存”理论要求每一个人要有竞争力、要坚韧不拔，但妇女生活经验有限，也许并不能让她们具备这竞争能力。

教育可增强人的自信心与能力，但最底层的失败主义者，都被拒于教育门外。不同於生活条件较好的大马人，他们面对困难与绝望的时候，并没有缓冲区。暴力与突然死亡所带来的惊愕，再加上日以继夜的忧郁，更进一步打击了他们的颓丧生活环境。

两个世界，天渊之别

一户贫穷人家，每个月的总收入低于1092令吉。这就是一户人家，通常是五个人的家庭，可以花在房屋、水电费、膳食、学杂费和交通费的金额了。相反地，如今物价飙涨，一对富有的年轻夫妇，单单是买给两个小孩的奶粉钱，每个月就可能超过一千令吉。

财务状况完全不同的两组人，我已经举例说明了。他们的思考模式不也会大不相同吗？西达的批评者，对她所身处的世界根本连一点认识都没有。

你知道印裔社群当中月入1000令吉的比例是多少吗？答案是10万8000户人家。这是五年前的数据，今天的穷人肯定更多。根据社会策略基金会报告，这54万个人在180万印裔社群中垫底，成为最底层的30%。

经济策划小组和统计局的2004年家庭收入调查报告有更多的数据。以城市贫困率来说，土著占了4.1%，华裔0.4%和印裔2.4%。现在就拿当年的人口比例来比较一下：在2560万大马人口当中，土著占了61%、华裔24%和印裔7%。在2004年只占了我国人口7%的印裔，贫困率高得不成比例，跟华裔和土著形成强烈对比。

“大马印裔” 的作者慕扎法戴斯蒙（Muzafar Desmond Tate）以这番话标签在位太久的国大党主席三美威鲁：

“你们要自力更生，不要伸手，没有什么东西会掉在你的手掌上。”

唉，不只是贫穷印裔求助无门，甚至连属于他们的一丁点东西，也都被夺走了。

被迫停工、流离失所

慕扎法写道，在1980年，整个印裔社会有超过一半是园丘工人。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园丘关闭了，住在宿舍的工人被赶了出来。布城的大型工程也驱赶园丘工人，金希望 （Golden Hope）就是其中一家公司。占地4580公顷的“敦马城堡”，印裔可没一席之地，阁下很难在这金碧辉煌的行政区看到他们。

种植公司如金希望、牙直利（Guthrie）、森那美（Sime Darby）和莫实得（Boustead），都是殖民地时代的企业。后来，官联公司如国民投资公司（Pemodalan Nasional Berhad）收购森那美。森那美现在也跟牙直利和金希望合并了。这些公司现在由一些跟政府有关系的马来人所拥有，并由他们管理。原本是园丘的一片片土地，在他们的手上转变成很赚钱的房地产和新城镇。

至于倒霉的印裔，那真是太不幸了。流离失所的新生代飘泊到城市边缘，盖了贫民窟。诚如之前所述，非法木屋区居民有16.1%是印裔，而印裔只占我国人口大约7%，这比例是多了一倍，是不成比例的。吉隆坡市政局的低廉租金组屋计划，分配给印裔的配额总是一扫而空，这其实是不稀奇的。

在槟城，社会经济与环境研究中心（Seri）于1998年11月提交给州政府的报告，则披露了糟透的居住环境。报告指出，百分之五的受访者住在货柜箱。在地南河（Sungai Tiram），曾经是动物栖息处的简陋木屋，大多受访者都住在那里。十年了，槟城给了印裔一记“豆蔻村事件”。

贫穷的陷阱，牵引着苏纳登的命运，碰上了以开枪为乐的警察。西达是间接的受害者。他们的情况，乃至于他们本人，不能被视为是印裔困境的人质吗？

人权党的筹委会总秘书乌达雅古玛 （Uthayakumar）表示，若是西达不幸身亡，他会抬着她的棺材到国会抗议，极力呼吁警方停止开枪射击特定族群和所谓的“疑犯”。乌达雅古玛的威胁，让人回想起在1960年代，佛教僧侣自焚抗议越南政权的历史。

激进的手段，例如在国际媒体的镁光灯下，抬着一具脆弱而美丽的尸体到国会大厦外，也许这样才能终于睁开大马人的眼睛吧。一个被刻意忽视的社会，是忍无可忍了，要是阁下知道就好了

还记得兴权会游行的的照片吗？还记得那些印裔，任由联邦后备队以渗有化学物质的水炮扫射他们吗？面对这样的情况，一个健全的人会怎么反应？一定会抱腿就跑。一群被边缘化的大马人，怎么会躺在街上，全身湿透，仿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烈士？

有些人猛烈抨击西达企图轻生。对于一个我们应该怜悯的弱者，这些爱好批评的人，可否思索她所面对的问题：“活着，是为了什么？”